信筆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馬登高第，隻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塵封檔案】係列之110：兩個美國間諜的故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5年第12
文：穆玉敏
從網上找來李克夫婦和中國友人的照片一張（攝於1988年），供讀者們參考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艘橫渡太平洋的輪船即將到達中國上海港。這讓在海上顛簸了一個多月的乘客們感到釋然和興奮，甲板上一片歡呼聲。美國青年李克（Allyn Rickett）此刻也站在甲板上，他對身邊的妻子李又安（Adele Rickett）說：“親愛的，我們的美夢正在實現。”
三年後，中國警方先後逮捕了間諜李克和李又安，他們正是三年前在甲板上歡呼過的那對美國夫婦。李克和李又安曾是清華大學外文係講師，也曾是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文係的學生。
李克夫婦被釋放後，《人民日報》刊登了消息《我國釋放的美國間諜承認他們所犯的罪行》。回到美國後，李克夫婦的悔過認罪態度被境外媒體看作被“洗腦”，他們的就業因此受到影響。他們共同寫作了詳細記述他們在中國監獄改造經曆的回憶錄《解放之囚》（Prisoners of Liberation），該書在美國引起很大爭論。甚至直到現在，李克夫婦在美國也屬於備受爭議的人物。
一、多重身份
李克1921年10月出生在美國華盛頓州，李又安1919年5月生於紐約州揚克斯市，兩人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日語學校相識相戀。李克癡迷於《馬可•波羅遊記》，並熱切向往書裏描述的古老中國的繁榮盛景。熱戀中，李又安接納了李克的思想，決定與李克共同圓夢：牽手去中國學習，然後雙雙回國當教授。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暫時擱置夢想，應征入伍。作為日語翻譯，李克隨美國海軍陸戰隊開赴夏威夷和日本；李又安則穿上海軍女子應急支援服務隊的軍裝，與九萬名女戰士在大後方為前線提供支援和服務。
二戰結束後，兩人完婚，並重拾夢想。他們一同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漢語。當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是全美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李克學習很刻苦，因而得到東亞係教授卜德（Derk Bodde）的賞識，卜德是美國的著名漢學家。多年後，李克夫婦在北京被捕，北京警方在調查中一度懷疑卜德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係。
得知李克夫婦的理想後，卜德教授積極幫助他的這兩名學生申請“富布賴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這是美國政府設置的教育資助金，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到美國學習、教學或進行研究，也資助美國畢業生到其他國家進行研究，旨在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增進美國與各國的相互了解。
1948年春，正當李克和李又安為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而歡呼時，李克突然被召到美國海軍位於西雅圖的總部。李克明白的是，自己是海軍預備役軍人，受召理所應當。他不明白的是，海軍情報署是怎麽知道他將要去北京學習的？
接見李克的是一個海軍上尉。李克在回憶錄裏寫道：“他故意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說，聽說你將啟程去中國，如果你能留心代我們觀察中國社會的情況，並把情況提供給我們的話，我們是十分感謝的。”
上尉的話很客氣，完全是商量的口吻，李克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絕。
李克在回憶錄裏寫道：“他們的要求正好和我研究中國情況，準備博士論文的計劃相符合，所以我就馬上答應了他們。”在同意成為一名海軍情報員時，李克除了為國出力的自豪感外，還有一絲自得，他心裏想，海軍情報署竟把他視為中國專家了，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使他不禁有些飄飄然。
李克回去告訴妻子後，李又安也感到責無旁貸。他們就讀的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日語學校隸屬美國海軍情報部，兩人可以說“出身”美國海軍情報部，投身二戰時，他們也是在美國海軍情報部的麾下。他們的情報工作與一般認為的收集有關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學研究等方麵的秘密不同，不過是“順便”替海軍情報部觀察中國社情，收集公開可以得到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知識分子的情況，屬於搜集國情研究資料性質，沒越過學術範圍，更沒什麽難度。
1948年8月下旬，李克夫婦乘船來到上海，他們沒有看到《馬可 · 波羅遊記》裏描述的文明、富庶、發達的中國景象。他們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大群叫花子跟在後麵，有些是骨瘦如柴、哀號哭叫的女人。其中一個女人手裏還抱著一個小娃娃，那娃娃的腦袋耷拉著，活像一個泡脹了的爛冬瓜。”
1948年10月21日，他們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北京所見比上海還要糟糕，一出門就有很多乞討者伸手要錢，使他們產生了一種近於鄙視的反感，甚至有一天，他們出門的時候看見一個餓得快死的人躺在門外的台階上。在去往他們的目的地——華語學校的途中，李克和李又安看見的唯有貧窮破舊。
華語學校的全稱是“華北協和華語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建於1910年，由北京的美以美會、美國長老會、美國公理會、英國聖公會、倫敦會、青年會等基督教會組織與英美公使館、華北美國協會、美國商會等聯合創辦。
早於他們到北京的美國朋友請他們去家裏喝茶，朋友灰心喪氣地說：“你們來得不是時候，沒有比現在更壞的了，一切都崩潰了，國民黨隻剩最後一口氣了，他們的幣製改革失敗，城裏難民擁擠，通貨膨脹嚴重，實物又貴又少，就連我們的日子也快過不下去了。”
接下來的日子印證了這位朋友的話。他們立足未穩，就被惶惶不安裹挾了。傳言共產黨要來了，外國人和有錢的中國人如坐針氈，人們見麵的問候語除了“你是走還是留”，就是“你什麽時候走”，送行會一個接著一個，李克和李又安趕場似的去送別那些剛剛認識的人。
他們原計劃用獎學金在華語學校完成學業。這所學校是大多數來中國學習的外國人的選擇，師資雄厚，學校不僅教授漢語，還開設中國文化課。馮友蘭每周來講一次《莊子》；梁啟超、王國維、黃侃、顧頡剛等，則擔任中國文化課教學任務；甚至，老舍也在這裏演講他的英文論文《唐代愛情小說》。從這裏走出去的也不乏大人物，史迪威將軍、包瑞德、範宣德、戴維斯、謝偉斯等都曾在華語學校學習。
華語學校也湧動著“撤退潮”，李克和妻子擔心，國民黨政府要是退走的話，他們的獎學金可能就完蛋了。於是他們決定更改初衷，離開華語學校，規避風險，另謀他處。
1948年年底，兩人爭取到了清華大學兼職英文講師的職務，同時在清華大學中文係注冊為學生。不久，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
二、清華住客
英文講師加中文係學生的身份，使得李克夫婦成了清華園的住客。
清華園主要有四片住宅區：北院、西院、舊南院、新南院。李克夫婦搬進北院的一處平房。清華大學的教授大都住在清華園裏，與教授們結交的同時，李克的情報搜集工作也展開了。
李克和妻子很快與錢鍾書和周一良成為朋友。錢鍾書當年任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並負責外文研究所工作，錢鍾書和夫人、女兒住在清華園新南院的新林院7號。周一良當年任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專修中國曆史的李克是周一良的學生。
李克不論是在當講師還是當學生時，熱衷於和師生們討論政治問題，以從他們口中獲取信息。他還在清華大學物色了一些表現“不上進”的學生，那些學生表麵看和他是師生或者朋友關係，實質上是他的聯係人。這些聯係人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家庭關係複雜，或者有海外關係等。總之，是對中共新政權有抵觸情緒的學生。李克經常請他們吃飯、喝茶，從他們那裏得到各種公開的社會信息。
除此之外，李克還大量閱讀報刊和書籍，並與消息靈通人士廣泛接觸，把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包括與被新政權重視的各界民主人士接觸時獲得的政治與經濟情報，交給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羅傑。羅傑是李克在美國海軍服役時的一個老朋友。
南京政府撤出大陸前，他們收到了全部獎學金，共四千美金。用這筆錢可以在北京很體麵地生活兩年。這也是他們在朝鮮戰爭爆發，中美交惡後繼續堅守北京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克夫婦當時每月的生活費是一百五十美元，而從1949年起，清華教授平均每月的二十美元工資，是用小米給付的。與清貧的中國教授相比，李克家的廚房裏堆著很多罐頭、幹酪、黃油、醃肉和咖啡等。甚至，他家還雇著廚工。李克夫婦兼職的英文講師的薪水也用小米給付，每人每月四百斤。他們是不吃那些難以下咽的小米的，不是拿來用作支付廚工的工資，就是用來換雞蛋，要不就是任由小米發黴。
1949年6月19日，新政權公布了美國駐沈陽總領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的情況。6月24日，毛澤東批準將《英美外交——特務外交》一文公開廣播。6月30日，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華德等一幹人被公開審判後驅逐出境。
8月初，美國政府發表了《美中關係白皮書》，對失去民心的國民黨政府采取袖手旁觀的政策，並且公開宣布扶助介乎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勢力”。作為回應，從8月12日開始，新華社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連撰五篇評論，批判《美中關係白皮書》。李克意識到，中美兩國公開的政治戰開始了。
早在1949年初，香港便建立了一個“第三勢力”陣營。當時國共兩黨大決戰勝負還未揭曉，這些人建立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目的是給自己找一條出路。美國公開表示支持“第三勢力”後，美國中情局特工積極遊說沒追隨當局遷台的黨政大員加入“第三勢力”。而那些看出美國想要拋棄國民黨政權的前黨政大員，也想在國共之間另起爐灶，憑借美國幫助重返大陸，因此紛紛加入“第三勢力”。李宗仁、張發奎等人先後成為“第三勢力”的骨幹分子，據說馬英九的父親馬鶴淩，當年也曾被美方中情局特工遊說。
針對大陸方麵，美國中情局主要采取一文一武兩種方法：文的是勸說文教界為主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特別是被中共吸納到聯合政府中的高知和重要民主人士秘密加入“第三勢力”；武的是煽動“反共遊擊戰”，並且空投特務進入大陸，與當地“遊擊隊”取得聯係，搞破壞、暗殺活動和心理戰。
1949年7月的一天，美國新聞處的負責人找到李克。這位負責人先是強調李克所處位置的重要性，然後讓李克幫他安排一個機會與清華大學教授、民盟某領導人秘密會晤，進行遊說。
美國新聞處表麵上是美國駐國外的宣傳機關，實際上是情報機關，前身是1942年成立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駐外機構。1945年9月戰略情報局撤銷後，美國新聞處附設在美國駐各國使館。
李克對這個要求感到愕然，他秘密替海軍情報部搜集情報，已經使他感到壓力巨大，現在又讓他參與反共性質鮮明的“第三勢力”活動，他感到害怕。但他還是去拜訪了那位教授。在他的勸說下，教授最終同意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與美國新聞處的負責人會麵吃午飯。李克被捕入獄後曾說：“那位教授比我機警多了，他派了一個代表去見新聞處負責人，他自己沒露麵。”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李克按照美國新聞處負責人的要求，頻繁地訪問既反共又反蔣的“民主自由主義者”，請他們吃飯、喝茶，拉攏他們加入“第三勢力”。李克的這些行為後來寫進了他的判詞：“在中國知識界培養‘第三勢力’，妄圖分裂和取代中國共產黨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在拉攏爭取“第三勢力”的過程中，李克也發現，清華大學教授以及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因中美關係的惡化而表示反對美國，這讓李克不解的同時，也意識到“白皮書”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以前，清華的教授還能與李克心平氣和地談論問題，自《美中關係白皮書》發表後，李克明顯感到中國教授們對他的反感。
1950年1月10日，美國陸軍部把三百多輛坦克、裝甲車等運往台灣，加強台灣軍隊的武裝。中美對立愈加嚴重，北京市政府立即要求西方國家領事館把根據《辛醜條約》獲得的駐屯軍隊建築和兵營一律交還中國。英、法、荷等國都在規定期限交還了，美國政府卻不願意交還。在美國領事館的糾纏下，這件事被擴大化，導致國際上認為中國政府要接收的不僅是美國兵營，還包括美國領事館。美國政府就此威脅，要撤回所有駐華使節，以此對華施加壓力。
從1950年1月開始，李克和李又安懷著憂慮的心情，看著美國領事館工作人員逐步撤離北京。4月10日，美國領事館副領事羅傑和他的夫人也要離開了。美國領事館走得很徹底，連觀察員都沒留下，這讓李克感到，他對於祖國的作用更大了。羅傑離開時曾勸李克回國，但李克說：“我可能是美國留在北京最後的觀察者了，地位太重要了，不到緊要關頭我不想放棄。”於是，羅傑把李克的情報關係轉到了英國談判代表團，由一個英國官員繼續做他的聯絡員。
美國領事館撤離前，英國談判代表團北京辦事處接受了照管美國利益的任務。英國和美國在倫敦有一個聯合情報司令部，英國官員可以把李克的情報交到那裏。英國官員也勸李克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李克仍然選擇了堅守。
李克二十九歲生日那天，中國軍隊雄赳赳氣昂昂跨過了鴨綠江。中國和美國成為交戰國，兩國開始了直接對抗。北京的城牆上貼著“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街上人們的口號也是“美帝紙老虎”。這局麵完全出乎李克的預料，他知道自己處境堪憂，也許會作為戰時間諜被捕。至於清華是否還會繼續容留他，他基本不存幻想了——他們與清華的聘約7月31日到期。
果然，7月中旬，外語係一個助教告訴李克，清華不再與他們續約了。
8月5日，他們搬離了清華園，暫住在一個名叫密含芮的美國人住處。密含芮也是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的美國學生，她一直留在條件舒適的華語學校學習。與李克一樣，密含芮也是學生加間諜的雙重身份。
三、轉讀燕大
要繼續盡一個情報員的義務，是不能脫離中國群體的，於是李克和李又安又轉到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是美國教會大學，願意接納他們。李克到燕京大學繼續學習，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燕京大學緊挨著清華大學，他可以繼續與清華大學的教授保持接觸，也方便與聯係人接頭。
李克在燕京大學的處境比在清華時好不到哪兒去。加上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失利，李克經常與中國師生發生爭執，中國師生說韓國侵入了朝鮮，李克說“美國之音”的說法正相反。隨著爭吵和李克無法掩飾的敵對情緒，他和妻子在中國朋友那裏享有的最後一點兒好感也隨之喪失，好幾位親密的中國朋友都與他們斷絕了關係——就連他們最好的朋友錢鍾書和周一良等，也與他們漸行漸遠了。
一次，李克在家裏宴請錢鍾書和周一良夫婦。令李克驚訝的是，在哈佛大學教過書的周一良毫不客氣地諷刺美國政治，並肯定新中國的做法：“你們美國被認為是最先進的國家，可你也明白你們的民主是什麽樣子，政治活動隻有選舉，並且人民隻能給候選人投票。而候選人不過是在烏煙瘴氣的屋子裏產生的，不是職業政客就是有錢有勢的人，如果說這算是美國民眾享有的民主的話，也太可憐了吧。而我們的新政府是許多代表著各種不同觀點的政黨聯合組成的，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願望的。”
李克與周一良話不投機，他轉而詢問錢鍾書會不會接受牛津大學的邀請。在過去兩年裏，牛津大學一直邀請錢鍾書去任教。錢鍾書搖搖頭說：“不，我不打算接受，我雖然不完全同意周一良先生的說法，但這裏是我的祖國，這裏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我還是留在這裏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送走了錢鍾書和周一良後，李克感到非常忐忑，連最能說心裏話的朋友，也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了。雖然感到不安，但李克搜集情報的節奏卻一點兒也沒有放慢。他在校園裏物色了幾個願意和他接近的人，作為他的情報來源。他最得力的聯係人是燕京大學學生喬治。喬治是出生在美國的華人，二戰時曾在美國陸軍服役，是個反共的“自由主義者”。為了避開人們的視線，李克和喬治經常到燕京大學南門外的飯館交接情報，並定期把整理好的信息送到英國談判代表團。
1951年3月的一天，李克的房東難為情地對他說：“我感到很抱歉，但你們必須立刻離開這裏。”李克了解到，因為把房子租給他，這位中國教授多次受到學校的批評。
李克不得不另找住處。本來成府路一戶人家答應租房給他們，讓他們一個星期後搬過去，可過了兩個星期，那戶人家都沒讓他們搬去住。公開理由是因為上一個房客不肯搬走，而實際原因是街道辦事處嚴厲批評了那戶人家，那戶人家不敢把房子租給一個有嫌疑的美國人。
接二連三受到打擊的李克夫婦此時又受到一個驚嚇。一個晚上，他們去燕京大學一個教鋼琴的美國朋友家裏吃飯，席間，一個中國朋友很嚴肅地對他倆說：“你們把學校裏發生的事情都告訴英國文化協會的人，據說這事兒被公安局掌握了，你們最好小心點兒，當心公安局把你倆抓起來。”
李又安聽後快嚇暈了。李克張口結舌了好一會兒才辯解說：“他們認為我們去英國文化協會是在做見不得人的事嗎？如果我們連個朋友都不能去看，那也未免太過分了吧？”中國朋友說：“你們也許沒認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你們把很多事情告訴英國人，是在給他們提供情報，中國人是不喜歡這個的。”李克激動地說：“這真是豈有此理！我是美國人，英國文化協會裏有我們的朋友，我愛去看誰就去看誰，我們的關係純粹是社交性質的。再說，英國人正代管著美國人的利益，我們屬於正常往來。”中國朋友說：“不管怎樣，我是為你們好才告訴你們的。”
當天晚上，李克夫婦因此無法入睡。“如果我們真的被抓起來怎麽辦？”李又安說著就哭起來了，“他們關咱們一輩子監獄也沒關係，我害怕極了。”
妻子的眼淚讓李克明白，再也無法在北京堅守了。為了不授人以柄，李克燒掉了大批陸續搜集到的、準備回國後交給海軍情報部的各種信息資料。
李克決定回國，卻為時已晚。
四、李克被捕
當李克把回國的決定告訴妻子時，李又安拉著丈夫的手說：“親愛的，咱們回家！越快越好！”
午飯後，他們立即由燕京大學往城裏趕，到公安局辦理離境許可證。
通常，離境許可證幾天時間就能辦理完畢，李克想，再慢，十幾天後他們的離境許可證也能拿到手了。於是他和妻子把燕京大學住處的所有物品都運到密含芮那裏打包，準備托運回國。密含芮也正在等待公安局批準她回國。船票很緊俏，密含芮設法搞到了三張十幾天後從天津出發的船票。他們用了一個通宵，把行李物品清單搞定，行李交給輪船公司去托運，剩下的就是等待公安局的通知，去拿他們的離境許可證。
李克每天或打電話或到公安局去催問離境許可證是否辦下來了。比他們晚申請出境的人，都順利拿到了離境許可證，隻有他倆的一直被拖著。不知內幕的朋友們談論起這事，都為李克夫婦鳴不平，指責公安局辦事不力，有朋友甚至嚷著要寫一封信給周恩來，反映李克夫婦遇到的不公平待遇。隻有李克夫婦心裏明白原因，他們的外國朋友當時沒有一個想到他們可能是間諜。
拿不到離境許可證，不能不讓李克猜想其中的原因。難道自己被中國警方監視了？自從朝鮮戰爭爆發後，李克就預感到警方盯上他了，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很多跡象隻能以此解釋。比如過去的聯係人和朋友對他敬而遠之，比如他租不到房，比如周圍人向他投來提防的目光，還比如在燕京大學教鋼琴的美國朋友家裏吃飯時，那個中國朋友的直言警告，等等。
難道體檢表被北京公安截獲了？朝鮮戰爭爆發前夕，李克突然接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寄來的一張體檢表，命令他向最近的海軍醫院或美國公共衛生機構去報到，進行體檢。李克幾乎魂飛魄散。在這之前，他千方百計把自己裝扮成單純的學生，而裝體檢表的郵件上卻寫著“海軍上尉W﹒A﹒李克特啟”，這等於一下子撕去了他的偽裝。他心裏一麵責備海軍陸戰隊糊塗，一麵考慮如何應對這件事帶來的後果。對策還沒想好，海軍陸戰隊的第二個通知又來了，信封上依舊清楚地寫著“海軍上尉W﹒A﹒李克特啟”。
李克最怕的還是暴露他和海軍情報部的關係。他知道西雅圖的召見是他頭頂的一個雷，早晚會炸。
因為在燕京大學附近沒人肯把房子租給美國人，而李克又急於找地方棲身，他隻好托朋友幫忙。普通朋友也幫不了李克，一個具有特殊關係的荷蘭婦女最後幫了他們。那位荷蘭婦女是被李克利用的，她把李克的情報通過荷蘭外交郵件袋秘密寄回國。那個荷蘭婦女後來也被公安局審查。
荷蘭婦女在東城新開路租下了一處帶院子的住處，李克夫婦急急忙忙搬了進去。李又安搬進新居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她早就受不了如芒在背的日子了。她想，哪怕能在這個安靜的新住所住上幾天，她也心滿意足了。
此時的李克如驚弓之鳥一般。他一麵焦急地等待離境許可證，一麵總有一種預感——麻煩已經找上他了。他反思，在哪些方麵露了馬腳呢？他忽然想起了一個人——李克在清華時的一個聯係人小鄧。大約十幾天前，已經一年沒聯係的小鄧突然給李克寫來一張便條，說想和他接頭。李克感到非常意外，因為小鄧這一年來表現很上進，並且明確告訴李克，中斷他們的危險關係。
盡管小鄧的舉動反常，李克還是決定與小鄧接頭。小鄧的情緒顯得消沉和灰暗，說因為他父親在台灣，他和家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親屬，家庭財產有被政府沒收的危險。小鄧表現出的對新政權的不滿情緒讓李克相信，小鄧對他沒威脅。於是李克重新把小鄧當作聯係人。
第二次接頭時，小鄧對李克說，他非常希望和在台灣的父親取得聯係，但又不敢通過普通郵政給他父親寫信，問李克有沒有什麽別的辦法。李克當時幾乎成了孤家寡人，沒人願意和他接近，為了加強彼此的關係，繼續利用小鄧，李克說了實話。他說他有辦法把信秘密轉到台灣去，讓小鄧寫完後交給他。可是再次接頭時，小鄧並沒有把寫給父親的信交給李克。小鄧說，信的事兒以後再說吧。這讓剛對小鄧恢複信任的李克立即警覺起來。小鄧不會是有關方麵給自己設置的一個圈套吧？
小鄧告別時，李又安把為小鄧剛出生的小孩兒買的一件禮物送給他，小鄧接過禮物的時候表情很是複雜。小鄧走了，他奇怪的表情卻落在李克心裏。小鄧如果真是警方派來的，那麽警方不但知道自己是間諜，還知道了自己有特殊渠道與台灣聯絡。看來警方就要對自己動手了。想到這兒，李克心驚肉跳。
幾天後，李克的預感成了現實——他被捕了，日期是1951年7月25日。
那天天氣悶熱，穿著短袖襯衣，李又安的汗珠子還不停地順著脖子往下流。上午，李克的中文老師齊先生到家裏來給李克上課。其間，李克從齊先生嘴裏套話，聽說多地鬧旱災呢，有多嚴重呢？
那年，中國西部嚴重幹旱，特別是川北地區更為嚴重，中央要求以戰勝災荒為中心，其他工作均應圍繞著這個中心開展，甚至可以暫時停止土改等其他工作，全力對抗災害。在起居室讀中國古詩詞的李又安聽後皺了皺眉頭，都到這般田地了，還不忘搜集情報。
的確，李克知道隨時可能被捕，可卻從未停止過搜集情報。而搬來和他們一起居住的密含芮，也沒停止與她的聯係人會麵。與李克夫婦一樣，密含芮的出境申請也被公安局壓下了。原來與密含芮住在一起的兩個美國人因為拿到離境許可證回國了，密含芮就搬了過來。
廚師正在廚房裏忙碌，晚上他們要請英國談判代表團的秘書和北京匯豐銀行的經理，還有幾位英國朋友來家裏吃飯。
下午四點，傳來敲門聲。廚師去開門，進來幾名警察，後麵還跟著兩個頭戴鋼盔、手持步槍的軍人。警察把一張逮捕證遞給李克。預料中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李克對李又安說：“我看我得跟他們去了。”李又安也料到了這種結局。李克還想對妻子說什麽，被一名警察嚴厲製止：“不準交談！”李又安在一名警察的命令下進了起居室。她隻能聽任李克和密含芮被押走。
五、初進監房
李克和密含芮被分開押解，進了草嵐子監獄。
李克被帶進了三號監房，與五個中國犯人關在一起。其中一個姓任的犯人說，政府指定他當這個監房的組長。任組長給李克逐個介紹了監房的幾個人，姓郭的是個舊警察，姓孟的是國民黨特務建立的地下組織“公教青年報國團”的成員，姓劉的壯漢是個屠夫，因為隱藏他當特務的兄弟而被捕，姓朱的是天津天主教津沽大學的校長。
任組長知道李克沒吃晚飯，讓看守弄些吃的東西。監獄炊事員送來一碗熬扁豆和一個窩頭。可李克怎能吃得下呢？任組長問李克為什麽進來。李克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為何被抓。任組長有些惡狠狠地說：“你不知道？那我告訴你，政府早就知道你幹了什麽事兒，要不然不會把你送這裏來！這兒是草嵐子監獄，不是普通的監獄，是專門關押間諜和反革命分子的地方。我再告訴你，在你被提審的時候，你最好別對政府隱瞞。”
任組長告訴李克一些監獄規定後，讓李克和大家圍坐在一起。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任組長不停地對李克問這問那，讓李克應接不暇。李克覺得任組長一定是個職業特務，不然不會提出那麽多專業問題。
夜裏，李克和獄友們擠在一張大炕上，聽大家打呼嚕，他卻整夜無眠。天亮後，他剛有一絲睡意，鐵門閂響了，有人喊他的中文名字。任組長碰碰李克：“提審！”
在去往訊問室的路上，李克感到身子在發抖。正值盛夏，他發抖肯定不是因為冷。雖然他在西雅圖接受那個海軍上尉的指令時，根本沒有考慮這樣做可能引起一些什麽後果，但自從朝鮮戰爭爆發後，李克就意識到自己“為了國家利益”搜集社情屬於間諜行為了，所以他害怕。
訊問員汲潮已經等在訊問室裏多時了。
汲潮提前熟悉了李克的卷宗，知道李克比他大一歲。為了在李克麵前顯得老成，有威懾力，汲潮刮胡子的時候，特意蓄上了小胡子。
汲潮打量了一會兒走進訊問室的李克，示意他坐下。問過姓名後，汲潮要求李克說出被捕的原因。李克回答：“不知道。”汲潮說：“你不知道？那麽我告訴你，因為你是間諜！”李克說：“我不是間諜。”汲潮說：“別開玩笑了！我們完全了解你。你是美國政府的間諜，中國人民的敵人！”李克說：“我不是，我一向就非常同情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從開始到現在，我一直就沒有喜歡過國民黨。”
李克的辯白讓汲潮很不高興，他命令李克站起來。李克心裏發慌，以為要動刑。汲潮說：“放心，我們根本就沒有刑具。你聽好了，我們的政府很早就察覺了你的非法活動，曾經利用一些方式敲打過你，也給了你充分的時間，希望你能收手，能悔改。可是你一意孤行，一刻也不停止你的間諜活動，持續不斷地違反中國法律，在你被捕前那一刻，你還在搞情報，我們隻有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逮捕你。你現在是在軍事法庭上，如果你能老老實實交代你的全部罪行，中國政府將會寬大處理你。不然的話，我想你應該知道，各國是怎樣對待間諜的。”
告誡了李克後，汲潮讓李克重新坐下。汲潮拿起他短粗的煙鬥，裝上煙絲，點上吸了一口繼續說：“你來中國的目的是學習中國曆史，不是替美國政客犧牲的，是不是？”見李克沉默，汲潮揮了一下手說，“我現在繼續給你充分的時間，回監房去好好考慮考慮，要不要如實坦白交代。”
李克回到監房，監友們正在洗漱，任組長把他的熱毛巾扔給李克。心慌意亂的李克接過熱毛巾，下意識地用它擦了擦臉。姓劉的壯漢剛刷完牙，把自己的牙刷涮了涮遞給李克。任組長的毛巾很髒，用劉壯漢的牙刷刷牙也讓李克不適。來中國三年了，李克第一次感到自己被當作集體一員對待。
第二次提審，李克仍然堅稱自己不是間諜。這次再回到監房，監友們不再對李克體貼客氣了。任組長問李克：“你是不是間諜？”李克說：“我不認為我是間諜。”姓郭的舊警察咆哮道：“這是什麽話？你要不是間諜，怎麽會到這裏來？”李克說：“他們可能弄錯了。”姓孟的說：“他們錯不了，你好好聽著，我們在這裏已經不少日子了，比你明白。我們剛進來的時候也和你一樣，想蒙混過關。可是誰也沒蒙混過去，還不是一個個都承認了自己有罪。”
李克還嘴硬，於是大家開始群起而攻之，火藥味十足。就連對李克一向溫和的劉壯漢也用粗大的手指頭在李克鼻子前比畫著說：“你最好還是老老實實交代！”任組長壓住大家的火氣，問李克：“你過去不是在海軍陸戰隊嗎？是不是他們派你來中國的？”李克一驚，怎麽犯人們也知道自己的曆史？李克回答：“他們沒派我來中國，我來中國是學習的，我什麽也沒幹。”
這時，一向話語不多的姓朱的校長也說話了：“你是不是想說，美國政府每年花一個億派間諜到社會主義國家來，卻又讓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在中國什麽也不做，隻管專心學習中國曆史——這根本就說不通！”
開飯的哨聲救了李克。大家扔下李克去打飯，並且瞬間恢複了對李克的友好，問李克是不是吃得慣，勸他多吃些，每天隻有兩頓飯，不吃飽了會挨餓。吃完飯又幫助李克洗碗，還給李克打了開水讓他趁熱喝，說水放涼了對肚子不好。姓朱的校長說，外國人不喝熱水，他們隻喝冰水。
哨聲又起，大家忙爬上炕圍坐一圈，個個換了麵孔，繼續對準李克開炮。任組長說：“你必須認識到，你正處在一個危險境地，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實交代。你知道，我們也經曆過你現在的狀態，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幫助你的原因。現在是新社會，提倡人人幫助人人。”李克心裏想，這種幫助還是不要的好。任組長繼續說：“要是我們不盡所能幫助你扭轉態度，聽任你抗拒交代，直到被槍斃了，那我們就沒有盡到道義上的責任。”李克心裏想，假仁假義！不就是想討好監獄，爭取立功，為自己減刑嘛！
任組長好像看透了李克的心思，繼續說：“你也許不理解我們，也許認為我們是在整你，你錯了。我們是真心幫助你，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就拿我說吧，我是一個老特務了，以為共產黨非得殺了我不可。可是我發現政府不像我想象的那樣。我的罪惡雖然不少，但如果我願意悔過，我也能當一個誠實善良的公民，今後還有我的幸福生活。政府勸我認識罪惡，重新做人，還給我治病。我被感動了，就交代了一些罪行，但也隱瞞了一些罪行。我還是不太相信政府是真心挽救我。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老婆寫來的信，讓我很驚奇，因為我老婆是大字不識的文盲。我老婆在信上說，政府給她找了工作，還讓她上識字班學習，她能養活自己和孩子，也能讀書寫信了。我讀了信後哭了，然後我徹底交代了。現在，要是我不幫助你認罪，我就對不起政府，對不起我的良心。”
第三天訊問的時候，訊問員汲潮圍繞著李克在美國服役的經曆，提了很多尖銳問題。當問到二戰後李克與海軍情報部的關係時，李克很緊張。但他咬緊牙關說，戰後他與海軍情報部沒有絲毫關係。
汲潮沒有急於讓李克坦白，而是讓他回監房去繼續反省。李克明白，回到監房又要接受獄友們的“幫助”，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審訊，他想這可能是一種審訊藝術，不管他有多討厭這種形式，也得麵對。
果然，李克回到監房還沒坐穩，老郭就問：“這次都問了你什麽？”任組長不在，老郭以組長自居。李克不敢不照實說：“問了我和海軍情報部在二戰後的關係。二戰後，我雖然保留了預備役，但不在職，所以和海軍情報部沒有任何關係。”老郭一副不相信的表情。老朱說：“你不老實！”
任組長回來了，對李克說：“你就別裝傻充愣了，我們在盡力幫助你，你還頑抗，讓大家敵視你。你在美國領事館都有哪些朋友？”李克說出了幾個朋友的名字。任組長問：“你給過他們情報嗎？”李克說沒有，他們隻是朋友關係。
六、攻心鬥智
對於李克的抗拒，汲潮早有心理準備。訊問是一個攻心鬥智的過程。汲潮是勝券在握者，他有這個信心。一點兒一點兒擠壓，剛柔相濟，節奏一點兒一點兒加快，壓力一點兒一點兒增加，不信李克不徹底招供。
第一次訊問時，汲潮對李克直言相告：“你在北京做的事，屬於間諜行為。並且，公安機關已經掌握大量證據。”以此打掉李克的幻想。接著，汲潮放慢節奏，問些李克的出身和履曆等，讓李克放鬆，然後再一點兒一點兒深入。當涉及關鍵問題時，汲潮緊追不舍，問題一個接著一個，比如：你在清華和燕京大學結交了多少朋友？你喜歡聽朋友告訴你什麽樣的事情？你經常宴請哪些教授？談論的話題是什麽？你在美國領事館的聯係人是誰？多長時間去一次領事館？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去的日期？都有誰在場？你在北京還認識哪些人？你和他們屬於什麽關係？一般多長時間和朋友聚會一次？聚會時間、地點、聚會次數、見證人是誰？
汲潮善用“循環術”，不是一竿子探到底，當李克回避尖銳問題時，汲潮就改變問題，迂回著問一些無關緊要、李克願意回答的事情。當李克稍有鬆弛後，汲潮話鋒一轉，又提出讓李克猝不及防的問題。李克因此陷入真話、假話、半真半假的話攪在一起的迷津中，李克常常記不清自己說過什麽，沒說過什麽，不斷地在細節上被汲潮抓住把柄，而又無法自圓其說。以至於每次被汲潮提審，李克都惴惴不安，不知道這次能不能挺過去。
在訊問進行到第五天的時候，李克實在挺不過去了，承認曾把情報提供給美國領事館的羅傑。李克強調說，這並不是有意識提供情報，不過是在交談中不經意透露的。
汲潮問，美國領事館的羅傑拿到情報，轉給國內的什麽機構呢？美國中情局？還是美國海軍情報部？李克搖頭說不知道。
訊問有了突破，這讓汲潮有些欣慰。然而他明白，這隻是李克供述的部分間諜行為。李克心存僥幸，避重就輕地說出一些事情，以交代小罪行換取認罪態度。汲潮充分分析了李克的心理，李克既是拿著獎學金來中國學習的學生，又是為他的國家搜集情報的間諜。李克不是職業間諜，但從某種程度上說，比審理職業間諜還麻煩，因為他搜集的情報很多是社情，說它是情報行，說不是也能講通。關鍵是看李克背後的指使者是誰。從截獲的李克的信件分析，美國海軍情報部應該是李克的幕後。可是相關證據難以獲取，唯一的辦法是讓李克自己說出來。
防線被汲潮打開了一個缺口，李克認為汲潮這下該滿足了吧，自己也該平靜幾天了。不料，不僅汲潮不滿足，就連監友們也不讓他過關。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停地追問李克，你是無意透露的還是有意透露的？你想讓羅傑把你的情報轉交給美國什麽特務機構呢？
李克不得不在汲潮麵前承認，他是有意透露情報給美國領事館的。李克不得已揀著分量輕的坦白，海軍情報部的召見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想，如果一口咬定在北京的所作所為純粹是自發性的，與任何情報組織都沒有正式聯係，他就容易逃脫處罰。一旦被扣上海軍情報部特務的帽子，獲釋的機會就很渺茫了。
承認了有意把情報交給美國領事館，就等於承認了間諜身份——這不正是中國公安想要的嗎？李克想：我現在給了他們想要的，接下來就該釋放我了吧。
李克隻是一廂情願。汲潮對他的訊問才剛找到門道。而監房裏的“幫助”也如火如荼，並且溫度越來越高，令李克寢食難安。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任組長經常提起美國戰略情報局、陸軍裝備供給站，以及美國設在中國的間諜機構的組織名稱。言外之意是，李克的情報也許被羅傑轉給了這些機構。雖然李克明白這是在敲打他，甚至是在詐他，卻又不得不擔心中方有控告他是多重間諜的可能。權衡來權衡去，李克認識到，千方百計隱瞞西雅圖那次召見，也許對自己和妻子更不利。
在被捕的第十二天，李克終於決定如實相告。最保險的辦法也許就是做一次徹底的交代，等出獄後，他可以把一切全都推翻，這樣，他仍舊可以和海軍情報部保持良好的關係。回國後人人都會同情他，在大學裏謀個職位一定沒有問題。
於是，李克對汲潮說：“好吧，我下了決心，老實交代我的問題。”然後，李克把西雅圖召見、在清華和燕京大學物色情報聯係人、給美國領事館送情報、英國官員轉交情報等和盤托出，並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間諜行為，違反了新中國的法律。
在長達五個小時的時間裏，汲潮沒打斷李克，坐在那裏安靜地聽著。當李克結束交代時，天已經亮了。汲潮離開椅子，站起來，舒了一口氣。李克也感到一絲輕鬆。李克終於決定如實相告
李克能徹底坦白，在汲潮的預料之中。但汲潮想知道李克的心理，他探過身子問李克：“你為什麽想通了？”
李克遲疑了一下說：“因為不利於我的證據太多，如果我不交代，我怕會被槍斃。”
“嗯，那就是說，你是被迫交代。”
汲潮手裏的確掌握一些證據，包括截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寄給李克的體檢表。不過他沒急於用，他耐心地等待李克自己說出一切。誘李克說出所有秘密不是目的，目的是讓李克認識到他的行為是對新中國的犯罪。
然而，李克雖然承認自己的行為違反了新中國法律，卻不肯認罪。
七、獄中間諜
李克回到監房，把情況告訴了獄友們，大家都為李克高興，爭著搶著要李克把身上的髒襯衣脫下來幫他洗幹淨，還把破處縫補上。
徹底坦白後，李克被換了監房。在新監房的十幾天裏，按照汲潮的吩咐，李克開始寫交代材料，一共寫了七十六頁。當李克把厚厚的材料交給看守員後，他猜想，這回該真的釋放自己了吧？他腦子開始盤算著，被驅逐出境後怎樣麵對媒體推翻供詞，控訴中國政府。李克還想到了另外一個和他命運類似的人——羅伯特··費格爾。羅伯特 · 費格爾是被匈牙利以美國間諜的罪名逮捕的。匈牙利和中國同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在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天，匈牙利就宣布承認新中國，並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李克在中國服刑期間，羅伯特 · 費格爾刑滿後從匈牙利監獄釋放。獲得自由的羅伯特 · 費格爾因為控訴匈牙利政府而被美國捧為大英雄，四處演講，出書立傳，賺了一大筆錢。李克決定被釋放後，就把—切都推翻，告訴世人，自己是怎麽被非法逮捕的，如何受虐待的，怎麽被迫交代問題的。
想著想著，李克不禁眉飛色舞。這次入獄會變成他有生以來最好的機遇，美國民眾會像對待羅伯特 · 費格爾一樣對待他，把他看作是反共產主義中國的專家，視他為愛國英雄，他不但能順利實現在大學當教授的願望，還可以效仿羅伯特··費格爾，把在中國的遭遇寫成書賺錢，名利雙收。也許還會有人請他做一次巡回演講，或者把他請到廣播電台去錄製節目……
他想，最多半年，當局就會釋放他。於是，他安下心來學習，學習的內容是指定的報刊，而討論的內容實際上是監友之間互相批判。鬆弛下來的李克開始惦念妻子的安危。汲潮允許他給妻子寫信，並給他送一些他需要的物品。李克在給妻子的信中開列了包括中國曆史書籍在內的一個長長的物品清單。
有了書本，李克繼續研讀中國曆史。他迷上了晦澀難懂，卻有很高思想價值的《管子》。
學習以外，獄友們與李克經常天南海北閑聊，無話不談。李克發現，獄友們的談話內容很有情報價值。他還發現，在監房裏搜集情報比在外麵還要安全。於是他悄悄把一些內容記在本子上。李克因為這個發現而暗自得意，也為在與監友們的交談中漢語口語能力得到飛快提高而竊喜，他簡直把被捕看成是因禍得福了。
為了掩人耳目，他盡量裝成一個模範犯人和一個討人喜歡的小夥子，大方地讓監友們使用他的物品。他利用書本上的知識，比如戰前外國人在中國進行掠奪的罪惡、軍事幹涉、不平等條約的製定、法外治權等，在學習討論中滔滔不絕地做演講式的發言，博得大家的好感。他還放棄了令獄友嫉妒的特殊待遇——每頓飯額外添加一份大米粥，與其他人一樣吃窩頭和小米飯。
被捕前，李克曾在“美國之音”裏聽到“中國監獄裏關押的人，都是被中共政府非法迫害的民主戰士”的說法，多年後他在回憶錄中專門寫道：“我在監獄裏待了四年，認識了三十五到四十個犯人，其中沒有一個是不應該被監禁的。四年期間，那裏幾百名犯人，被槍決的隻是少數一些人。”
1952年，李克所在的監房與另一個監房合並，新監房的組長是老鮑。有一次，老鮑主持學習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指控美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報道。李克說：“在我受的教導中，在戰爭中可以應用任何武器。我看不出使用凝固汽油彈、原子彈與細菌武器之間有什麽區別。中國人為什麽要在這件事上做文章？”
李克的話讓監友們怒火衝天，簡直要集體撲過去揍扁李克。這件事以後，老鮑對李克總是挑剔，甚至嘲弄李克的國籍和他的西方人作風。老鮑還認定李克不深挖反動思想。李克反駁說：“是的，我搞不懂，我為什麽不能請律師？”惹得監友們再次群起而攻之：“你為什麽要請律師？難道你坦白的罪行不是真實的？要是在舊社會，你甚至連律師都不要請，隻要向領事館打個招呼，他們就立即會把你接走。”
關於這一點，李克倒是不心虛，他在他的書裏寫道：“審訊員從來沒有強迫過我承認任何事情。事實上，有一次我打算把某件與我牽連不大的事承擔下來，因此還受到審訊員的嚴厲批評。”但是，李克很反感必須交代罪行的“重口供”做法。他認為這是破壞基本人權的。沒有人權，公正就不能保證。李克還反感監房裏互相“幫助”的形式。不過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政府察覺了“重口供”的危害，並加以糾正。同時，為了避免不恰當的壓力，不再鼓勵犯人在監房裏互相“幫助”，甚至不允許犯人在監房裏討論案情的細節。
李克的交代不是假的。但他不認為自己犯罪的心理也是真實的。他說：“我在美國是個奉公守法的公民，連交通法規都不曾違反過。雖然我可能違反了中國新政府的法律，可是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祖國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我沒存心傷害過任何人，所以我沒有罪惡感。”
關於李克的荒謬辯白，訊問員汲潮曾反問道：“你的意思是，你違反了新中國法律，而沒有違反國民黨政府和你的國家的法律，所以你沒罪，是不是？你這是什麽邏輯？”李克說：“很抱歉我違反了新中國法律，但是我並不感到我幹的事情是犯罪行為。”
汲潮說：“那我問你，你在給美國領事館送情報時，想沒想過這些情報可能會被用來危害人民政府？還有，如果有人到你的國家去，做和你在中國相同的事情，你會怎麽想？”李克回答：“我當然不會喜歡。”
汲潮說：“那麽，你怎麽能說你所幹的事沒什麽錯誤，甚至不是犯罪呢？你的思想根源在於，你害怕長期服刑。人民政府認為，一個人犯了罪，不是簡單的受懲治服刑的問題，犯人還必須認罪，並且痛恨這個罪行，這是保證不再重犯的好辦法。簡單說，就是悔過自新。”
李克的“歪理”也把監房所有的犯人都惹火了，盡管那些犯人不是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就是投機商人，或者是“三反五反”運動被揪出來的腐敗分子，大家一致聲討李克：“你偷偷搞我們中國的情報，提供給你的國家，你還敢說你沒有罪惡感？一個外國人，企圖把自己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說成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簡直豈有此理！”就連平素有些袒護李克的老馬，此時也氣憤地站出來揭發李克：“瞧瞧你的筆記本上記了些什麽內容吧！人名、事件、數字之類的東西，你打算把這些情報提供給誰呀？”
老馬的話讓李克如五雷轟頂，如果政府方麵知道他在牢裏還偷偷繼續搜集情報，那他就別想出獄了。幸好監房裏像炸了鍋一樣批判李克，老馬沙啞低沉的聲音沒引起別人注意。
八、又安入獄
李克和密含芮被帶走的當晚，李又安在家裏接受訊問。訊問員對李又安說：“你丈夫是間諜，從你家裏搜出的證據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逮捕了他。之所以沒把你和你丈夫一起帶走，一是因為我們需要時間調查你與你丈夫的行為有沒有關係，有多大關係；二是考慮你是女性，在家裏接受調查會比較舒適些。現在你告訴我，你丈夫來中國的真實目的是什麽？”
李又安回答道：“李克來中國是為了讀書，他對中國曆史和哲學感興趣，希望將來回國後教授中國曆史。”訊問員顯然對李又安的回答不滿意，但也沒為難她，讓她到密含芮的房間去休息。
李又安路過她和李克的書房兼臥室時，看見有人在搜查房間，而李克剛寫完的那份準備由荷蘭外交郵件寄走的情報，就擺在書桌上。李又安很緊張，她想，是不是該設法把那郵件弄到手，嚼爛吞下肚或者丟進抽水馬桶衝走呢？她這樣想著，進了密含芮的房間，躺在床上，覺得剛才的想法很可笑。那郵件肯定早被發現了。她又思考對策，如果他們要問起這份情報，自己該怎麽回答呢？
第二天上午，一名工作人員拿著一摞文件、照片和卡片等，讓李又安清點數目。李又安在其中看見了那份沒來得及寄出的情報。她清點了文件，簽了字，忽然想起今天中午會有一個客人來吃午飯。確切說，是密含芮的聯係人，叫楊妙榮，是個年輕的中國姑娘，被密含芮看作是最有價值的一個聯係人。有時候，密含芮與楊妙榮見麵，李克夫婦也參加，楊妙榮總是有問必答，諸如她所在團體的情況，她的同事們對中共新政權的態度，新政府又有什麽新政策，她們的集體食堂飯菜怎麽樣，等等。
李又安非常害怕楊妙榮的到來，她偷偷問廚師，能不能設法通知楊妙榮，讓她別來。廚師惶恐地搖頭。李又安想了想，就算通知楊妙榮不來也枉費心機，密含芮被捕了，她的情報提供者也難逃相同的命運。
楊妙榮準時來了。李又安從敲門聲聽出了是楊妙榮。因為楊妙榮個子矮，李克安的門鈴拉繩很高，她夠不到，密含芮就為她規定了特殊的敲門方式，先敲五下，再敲兩下。
自投羅網的楊妙榮被限製在李又安家裏接受審查。她在密含芮的房間住下，李又安回自己的臥室住。
對李又安的審查顯得很輕鬆，訊問員簡單地問她一些問題後，就讓她回房間寫材料。李又安故意裝傻充愣，說她什麽都不知道。訊問員雖然流露出反感的表情，卻並不強迫她，讓她回房間寫一份在北京認識的人員名單，以及與那些人交往時談論的話題等。李又安突然覺得，一直害怕被捕，真的被捕了，也沒什麽可怕的。沒人粗暴地對待她，訊問員和看守人員態度都很溫和，還特意叮囑廚師，她想吃什麽，就給她做什麽飯菜，她想什麽時候洗澡就什麽時候洗，看守她的女警經常關切地提醒她該吃飯了，還友好地說：“你瘦了。”
和李克一樣，李又安也經曆了抗拒、鬆動、部分招供、徹底招供的過程，然後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寫了四十四頁紙的交代材料。
李又安對那些站崗的戰士印象深刻。她被限製在家裏，每日需要的物品都是戰士替她去買。有一次，替她去買牙膏的戰士因為下雪路滑摔了一跤，丟了牙膏，戰士堅持賠了牙膏錢，不僅如此，還受到上級批評。這事讓李又安對戰士產生了敬意。戰士們對李又安很友好，有時會和李又安聊天，有時請李又安教他們識英文，有時候戰士也教李又安做中國飯菜。
一年一晃就過去了。1952年9月20日晚，訊問員告訴李又安：“我們決定逮捕你，因為可以肯定，你和李克一同犯了間諜罪。”李又安心裏踏實了。她想，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在監獄裏待上一些時候，就可以回國了。李又安並未感到害怕，戰士們都待她不錯，她不用擔心在獄中會受到虐待或刑訊。
她帶上必備物品，也去了草嵐子監獄，但他們夫婦不能見麵。
李又安在單人監房裏住了四個月，這裏不如家裏舒適隨意，起床和吃飯時間都有規定，但待在單人監的那幾個月並不特別苦惱。她發現她的內心有一種力量，使她能高高興興地度過每一天。與李克一樣，李又安也在監房裏學習中國詩詞。牢房得坐，夢想還要圓。
雖然住在安靜的單人監裏，李又安卻總能聽到其他監房裏傳來激烈的聲討，滔滔不絕，有時聲音震耳欲聾，聽到最多的一個詞是“幫助”。
四個月後，李又安住進了女監房，體驗了“幫助”的味道。女犯們對李又安很關心，李又安的手指破了，大家幫助她洗衣服、洗頭發。安頓好後，監房組長牧本組織大家圍坐在炕上。牧本是日本人，她先把監房的人介紹給李又安：王小雲、劉易男、安美玲、索尼婭。牧本對李又安說：“我們正在進行一次全麵的自我坦白，每個人都得批判自己幾個月來的壞思想。”監獄的自我坦白源於當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一場思想改造運動。運動遍及全國，使用的是人們熟悉的方法：群眾集會、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小組鬥爭會，以及那些被認為思想上有罪的人做書麵或口頭上的坦白。
牧本向李又安解釋什麽是自我坦白：“第一步就是反省過去的思想。在別人麵前暴露自己最隱蔽的思想可不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兒。不過當你把過去認為很嚴重的事情說出來後，就變得輕鬆了。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第二步就是分析思想根源，那些思想從哪兒來，你的動機是什麽？這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我們會幫助你分析。第三步就是自我批判，這是最困難的了。最後就是樹立正確的思想，並貫徹到行動中去。”
李又安因為是新來的，又坦白交代得徹底，牧本沒有刁難她。李又安與監友們也常發生一些爭執，在輪流幫助批判中也會爭吵，但總的來說“存在一種友愛熱情的氣氛。她們非常熱心地教我說北京話，我笨拙的發音常把大家逗笑”（《解放之囚》）。李又安提到二戰時她和李克不在一起，她每晚都給丈夫寫信。大家就笑她是墮落、封建、奴隸性的表現，批評她說，如果精神上那麽依賴李克，怎麽談得上婦女解放呢？
進入1953年夏季，李又安開始在一個問題上糾結：出獄後是在世人麵前推翻供詞，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受迫害的英雄，還是忠實真相，做一個表裏如一的人呢？如果做前者，她返家途中甚至到家後，都會成為焦點人物，人們會同情她，關懷她，滿足她很多需要。如果做後者，她的前景就堪憂了。她曾讀到一些消息，一些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國士兵回國後受到威脅，承受壓力。如果承受同樣的壓力，麵臨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險時，她能扛得住嗎？李又安甚至幾次夜裏被噩夢驚醒，夢見自己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擺脫糾結後，她決定做一個誠實的人，否則的話“對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都會有損害，會使兩國之間的誤解和敵意進一步加深”，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九、翻供企圖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8月5日，作戰雙方開始交換戰俘。李克被捕也已經整兩年了，他認為自己馬上就會被釋放。
一個月後，李克發現監獄裏的其他外國人都不見了，隻剩下他和妻子兩個。他日夜揣摩，為什麽不釋放自己和妻子？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和海軍情報部的關係。他開始後悔坦白西雅圖那次召見了。
這時的李克，思想鬥爭非常激烈。他最初打定主意，被釋放出境後就推翻供詞。然而後來他決定說實話。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已經下了決心，絕不能像我一度狂妄地打算的那樣，一口推翻我坦白的事實，要不然我會問心有愧的。”然而想到釋放後的境遇，李克又信心不足了。他要是說實話，拒絕與海軍情報部合作，回國後恐怕會被扣上顛覆分子的帽子。這樣一來，回到美國教書的願望就會破滅。
這期間，李克也得知了那些被“洗腦”的美國戰俘回國後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的事。李克擔心，自己的口供連累了海軍情報部，他們會不會用同樣的辦法對待自己呢？如果那樣的話，他即使離開中國監獄，後半生也要消磨在美國精神病院裏了。
李克想，最初他和妻子是懷著一個美好的夢想來中國的，自從他被捕後，夢的一半破滅了，不能再眼看著夢的另一半毀滅。為了不得罪海軍情報部，唯一的辦法是把自己與海軍情報部的關係從他的口供裏一筆勾銷。如果能洗清與美國海軍情報部的關係，同時甩掉蓄意犯罪的帽子，回國後，自己的日子就會好過些。
李克的小算盤一下子就被汲潮看出來了。那是1953年11月底的一天，李克站在汲潮麵前忐忑地說：“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以前交代有誤，關於西雅圖海軍情報部的那次召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搜集中國社會信息，是我自發的，我從未存心進行間諜活動，要不是朝鮮戰爭和美國對華政策……”
關於汲潮的反應，李克在他的書裏寫道：“審訊員用力咬著煙袋，瞪著我，目光中帶著敵意。有那麽一會兒，我簡直以為他要把煙嘴咬掉。他冷冷地說：‘既然你以前說的是假話，你又怎能讓我相信你現在的話是真的呢？回監房去！’”
李克心驚肉跳，他能感到來自汲潮的厭惡與蔑視，他羞愧得整個身子發燒。回到監房，獄友們批評李克思想品德差，翻供不僅是原則問題，也是品質問題。有犯人還諷刺道：“看來美國人的道德也不怎麽樣啊！”
入獄三年多來，李克第一次認同獄友對他的批判，第一次挖掘自己品質的根源。並不是別人要他這樣，而是因為他感到，不弄清楚為什麽會發展到這種地步，他將對自己失去信心。
這是李克踏進草嵐子監獄後，首次道出他卑微的出身及對他成長的影響。李克的家庭可以說是貧苦的，別人家的孩子有玩具，他的父母卻不能給孩子提供。因此，李克總感到不如別人，因而與別的孩子玩不到一塊兒。幼年的李克常想，家裏要是有一輛汽車，父親常帶著他們去釣魚，並給他們買很多玩具的話，那他就能博得小夥伴們的尊敬了——可那隻是幻想而已。於是，自卑的他就吹牛，捏造一些虛幻的故事，說他家有錢，有權勢顯赫的親戚，甚至，為了能吸引小夥伴和他一起玩，他還從廉價商店偷過玩具汽車。
在經濟危機嚴重的那幾年，李克失業的父親依靠做七巧板之類的玩具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李克拿著父親做的玩具挨門去兜售。李克記得，當他走近一戶人家的大門時，那戶人家厭惡地關上了門，令他感到羞辱。
長大後的李克，最大的顧慮就是像父母那樣長期失業。父親常說：“一個靠雙手勞動的人，不過是個奴隸罷了。”這句話深深印在他心裏。他發誓要逃避這個命運。進大學是他改變命運的第一個步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成為家裏唯一在軍事機關任軍官的人。二戰結束後，他想做教授，除了教授，其他行業都不能既有高收入又有高聲望。
好不容易申請到了獎學金，到中國後卻趕上政權更迭，學業中斷，他將來做一名教授的希望變得渺茫了。李克在監房深挖思想時說：“這正是我痛恨共產黨的部分原因。混亂的局勢中，我和美國領事館的關係也顯得很重要。領事館是國家的象征，領事館能幫助我回國後當教授，就算當不成教授，有領事館的這層關係，至少回國後我不會失業。”
一連幾天，李克都在思考汲潮的話，他想：“我的間諜活動是為我的祖國服務的理由，是多麽荒謬，實際上，我加深了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鴻溝，給雙方造成很大傷害。現在我認清了，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力去把自己的意誌和社會製度強加給別的國家。這種做法是不道德的，隻能引起憤怒、仇恨和戰爭。”
李克要求被提審。他在汲潮麵前說：“我強調自己搜集情報不傷害任何人，實際上是自欺欺人的。”李克誠懇地說，“現在我鄭重聲明，我既違反了新中國的法律，也對中國人民犯了罪。”
李克在書裏寫道：“中國人的目標是實現個人品質的永久改造，這一點隻有通過和他講道理，提高他的理解水平才能做到。我的思想在監獄裏有了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於經過講道理的過程而得到的，例如：檢查思想，用客觀的事實和道德原則來加以衡量，最後得出新的結論，到了這時我才感到自己過去的思想錯了。”
十、又安獲釋
1954年3月，李又安被換到另一個大監房，與也在服刑的楊妙榮做了監友。幾個月後，因為表現好，李又安被換到行動更自由的教育隊。在這裏，她可以經常參加乒乓球、排球、象棋、橋牌、克郎球等娛樂活動。監房的門也不上鎖了，大家可以隨時去廁所。
這個夏天，教育隊還多了一項勞動內容——拆洗縫製男犯人的棉衣棉被。李又安心靈手巧，還會裁剪製作衣服，這對她來說不是難事，她還爭著幹重活。在拆洗、縫補、做棉衣棉被的集體勞動中，李又安與監友們增進了了解，也增進了友誼。
這是李又安服刑期間唯一的一次勞動，而且是集體勞動，李又安甚至愛上了集體活動。她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最有益處的一段經曆。過去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團體勞動，從大家的協作和友愛中得到精神滿足。”
1954年國慶節，是李又安很難忘的日子。節前，她和監友們做了很多紙花裝點監獄。10月1日一整天都是娛樂時間，收聽了國慶慶典實況廣播後，大家拉著李又安一起學跳民族舞。李又安還和大家一起輪流講故事，一起玩紙牌等。玩累了，大家坐下來一起說笑。李又安突然覺得，到中國來，她們是和她最親近的中國人。記得在燕京大學的時候，學生們在草地上跳舞，她想參加，卻覺得和學生們有距離。在監獄裏，她才和中國人真正親近起來。
李又安覺得與大家的關係越來越好，一起聊天的時候共同語言也越來越多。楊妙榮也在變化著，以前她是看不起自己的祖國的，此時她驕傲地說：“過去中國隻有上海才有高大的樓房，可是現在，北京就要有很多高大建築了。”
一個女犯得意地說：“有一次，我上過一幢七層高的樓房呢！”李又安說起美國的帝國大廈。女犯們滿懷信心地說：“是的，美國現在領了先。可是用不了多久，中國就會趕上去的。再過二十年，你瞧瞧我們的摩天大樓吧！”
此時的李又安，已經心悅誠服地認為她與丈夫李克一樣犯了罪，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和李克在各大學裏所搜集的情報，從學生夥食的惡化到中國軍隊的調動等，都被美國政府用在進一步達到幹涉中國內政的目的上了。想到這些活動就是導致兩國的敵對甚至是挑起戰爭的一個主要因素時，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決心今後絕不犯罪，再也不提供作為這種目的用的情報了。”
1955年2月22日晚飯後，服刑三年半的李又安被叫到一個大房間裏。她預感到有什麽大事要發生了。果然，穿製服的人開始對她宣讀手裏的文件。她從翻譯那裏知道，那是判決書。軍事法庭確認她犯了協助李克為美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的罪行，判處她有期徒刑三年半，刑滿後立即驅逐出境。
當天夜裏，李又安在一位監獄管理幹部和兩個警衛人員的押送下，上了開往武漢的火車，然後又轉往廣東。27日下午，當她的腳邁出中國邊界前，她轉過頭去看了一眼中國的土地。自由了的李又安，內心莫名地湧出一絲留戀之情，她回想起北京，回想起李克、管教員、監友、戰士。除了李克之外，恐怕她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他們曾幫助她睜開眼睛認識中國，這是她在大學三年期間始終沒有辦到的，所以她對他們非常感激。她感到她好像丟了過去最寶貴的一部分，這使她非常難過。
李又安在美國領事館人員的陪同下，轉車到了九龍車站，這時有記者堅持讓她發表一次談話。她告訴他們，她曾向美國領事館提供情報，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她深深愧悔過去的所作所為，希望今後能為人民服務以彌補過去的錯誤。
從李又安口裏聽到“共產黨的口頭禪”，加上李又安一路風塵仆仆，毫無修飾，報紙上硬把她描繪成一個精神恍惚，被洗過腦的可憐蟲。
進入香港後，記者又開始對她進攻了：“你昨天的談話內容使我們非常不安，我很想再多問你幾個問題。”李又安與這個記者談了將近一個上午。後來，李又安在一份美國報紙上看到這個記者在報道中說：“李又安的心完全變了。”記者們希望從她嘴裏聽到聳人聽聞的消息。一個紅頭發的女記者委婉地對李又安說：“真怪，你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共產主義分子啊！”
中午，一個記者給李又安送來一份美國報紙發表的電訊。電訊引用她母親的話，說她一定病得很厲害！到家後一定要住院治療。
第二天早晨，一個精神病學家來見李又安，她感到厭惡和憤怒，這些人有什麽權利把一個意識形態與他們不同的人說成是不正常的人呢？她拒絕和這位醫生會麵，並且，堅決不再見記者了。
李又安搭乘一艘貨輪回國。貨輪在釜山停泊了一個星期，一個美聯社記者死纏爛打，要采訪李又安，李又安堅決回絕。
結束漫長的旅途，李又安終於回到了祖國。可是還沒登岸，她就被要求填寫一份複雜的表格。接著，兩名海軍軍官要求給她體檢。然而李又安卻發現，他們實際上是在她身上尋找在監獄受拷打的傷痕。
李又安說：“我根本沒有傷疤。”其中一名海軍軍官麵無表情地問道：“你在香港發表的那些言論中，曾說什麽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謀幸福。你打算怎麽去實現呢？你準備參加什麽組織呢？”
十一、釋放李克
在李又安被釋放兩個月後，李克得到通知，他的妻子已經回國，李克的案子不久也會結案。李克就像患了憂鬱症一樣，白天晚上為自己的前途擔憂：回國後我會遇到什麽情況呢？海軍方麵會怎麽對待我呢？我能找到工作嗎？
1955年8月底的一天，李克被帶去接受宣判。等候在那裏的人客氣地對李克說：“我們是檢察長辦公室的檢察官，公安局已經把你的案子移交給我們，我們希望你把你的罪行談一談，你應該毫無拘束地談，可以與過去交代的不一致。”
李克理解“與過去交代的不一致”是指翻供改口，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後一次寫的坦白材料是真實的，我與海軍情報部、美國領事館和英國談判代表團之間都存在關係，我為前者提供情報，通過兩個後者轉交情報。”
檢察官又問李克：“有什麽需要申訴或請求的嗎？”李克說：“我認為監獄給我的待遇是很好的，懲罰也是公正的。”
9月11日，管教員把一份蓋著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印章的起訴書交給李克過目。李克仔細讀了一遍，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向美國領事館和英國談判代表團提供情報，以及進行反革命活動。李克在起訴書上簽了字，接著，李克被帶到法院。
李克在法庭上見到了他的律師——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王教授。李克說：“我並不需要律師，我確實犯了被控的罪行。”王教授說：“讓我給你解釋解釋：第一，這裏不是軍事法庭，依法你有請律師的權利，如果你不同意我擔任你的律師，可以另外選擇別人為你辯護，費用由政府負擔；第二，你可能服罪，也可能不服罪。即使你服罪，你還有減刑的希望。你的案子裏有的地方是可以為你辯護的。你已經徹底坦白了你的罪行，並且被捕以來確有悔改表現。另外，也許有些罪行存在情有可原的情況。所有這些因素，法院都應該加以考慮。”
開庭後，李克表示服罪。李克明白，有時候，說實話是要付出代價的，就算徹底放棄美夢，也不能說違心話。
律師要求寬大處理李克。李克被當庭宣判，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逮捕之日算起。李克先是感到意外，但很快又自我安慰，六年並不算多，而且離刑滿隻剩兩年了，法庭本可以多判他幾年的。
李克盤算著怎麽度過以後的兩年，甚至擬好了讓妻子給他郵寄圖書的書目。然而二十分鍾後，他獲得了一個驚喜。李克被告知，因為他在獄中表現好，決定予以減刑，立即釋放，驅逐出境。
李克當即被送到一個旅館，洗澡、刮胡子、理發，還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出獄後的第一夜，躺在奢華的彈簧床上，想著很快就和親人團聚了，同時又顧慮到出境後會發生什麽，李克一夜沒睡好。
第二天一早，李克急切地翻看當天的報紙，有關他提前獲釋隻有一條短訊，更吸引他眼球的是頭條新聞：中美兩國大使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就平民回國問題達成協議。
1955年8月1日，處於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首次會議。會談內容之一是商討雙方平民遣返問題。雙方就此反反複複進行了一係列談判，終於在1955年9月10日達成《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就雙方平民回國問題的協議的聲明》。
李克知道，自己被提前釋放，顯然是受到日內瓦談判的影響。而此時，李克卷入的“第三勢力”，也被美國中情局宣布解散。中情局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搞的“第三勢力”曇花一現。曆經近三年的扶植後，中情局發現毫無收效，許多骨幹力量已經失去影響力，空降到大陸的特務也迅速被大陸抓獲。與此同時，台美關係也發生著變化。蔣介石逐漸在台灣站穩腳跟，美方開始重新支持他，1954年，台美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當晚十點，李克跟著兩名警察上了開往漢口的火車。第三天到達廣州，趕乘去邊境的火車。與押解的兩名警察告別後，李克走向邊境——多少次夢想過這個時刻的到來啊，可是現在，他一麵拖著沉重的步子走著，一麵感到，他正在離開一個安全而能諒解他的地方，投入一個沒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紛擾世界。
恢複了自由身的李克，並沒有如他在監獄裏設想的那樣，被釋放後就立刻翻供不認賬，在蜂擁而至的記者麵前，他意識到自己已經不是坐牢前的自己了。他在獄中經曆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轉變過程，他認識到，中國所進行的社會變革實驗，是有著正確之處和具有一定價值的。他對記者們承認自己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並對當時美國政府中某些人推行的反華政策進行批評。由此，他被看成被洗了腦的怪物，也就不足為奇了。
李克在他的書中描述道：“我剛走出警車，就被哢嚓哢嚓直拍的照相機、伸過來的麥克風以及許多叫喊的人包圍。他們連珠炮似的向我提出問題：‘你為什麽被逮捕？’‘你認為自己是個間諜嗎？’‘你受過嚴刑拷打嗎？’”
當李克回答“因為我是一個間諜”時，記者們臉上的表情立刻從熱情歡迎轉變為不信任，接著就是露骨的敵視。記者們紛紛說李克是“腦子受過清洗，已經到達沒有希望的程度了”，提出的問題也鋒芒畢露。一個記者說道：“你太太在出來的時候曾說過，她還沒有足夠作一個共產黨員的優點。你對於你太太說的話有什麽感想？”
李克氣壞了，他在書中寫道：“我竭力控製我的脾氣已經好長時間了，但現在，我感到我的嘴唇氣得直顫抖。後來報紙竟把我這種自然的動作，說成是我腦筋受過清洗的明證。我憤怒地轉過臉去對他說：‘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說的話。我剛從中國出來，在那裏隻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產黨員！’”
顯然，大多數記者感興趣的隻是搜集可以用來在美國進一步製造仇恨的材料，來反對中國大陸，以證明華盛頓支持台灣的政策是合理的。一個記者嘲諷地問：“既然你這樣喜歡中國，那你為什麽不待在那兒呢？”李克答道：“因為我是美國人。中國有許許多多我喜歡的東西，同時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歡的東西，不過，美國是我的祖國，我的家在那裏。”
另一個懷有敵意的記者問：“如果美國受到侵犯，你會捍衛它嗎？”李克回答：“沒問題，我會像過去一樣為祖國而戰。但是我感到我沒有權利去幹涉別國內政。我隻希望和平，我深信我們兩國可以重新建立友好關係，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利。”
一名記者小聲對李克說：“你知道嗎？你是一個大傻瓜，如果你願意說出中國的真實情況，每演講一次，至少可以得到八百美元。”也有記者為李克的前途擔憂：“老弟，你知道我們國內對共產黨是什麽看法嗎？如果你不改變論調，等你回國後，就連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第二天，李克看到報紙上刊登了關於他的消息：“北京釋放親共學者。”李克思考後認為，不應該保持緘默，以免被他們利用。於是他連續四天對記者們談他被捕後的真實經曆。大多數記者都戴著有色眼鏡看待李克。當然，也有個別記者願意與李克通宵座談，努力了解李克為什麽會讓大家失望。
1955年9月24日晚，李克乘坐的飛機到達西雅圖，他的母親在機場迎接他。一些記者也等候在機場。李克和妻子事先商定，不共同麵對記者們的相機。李又安乘坐的火車第二天早晨到達西雅圖，躲開追蹤的記者，悄悄到了李克的母親家。李克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當他看見她走進家門的時候，他感到他們好像根本就沒分離過。
十二、回國遭遇
李又安第一時間就得到了丈夫離開中國的消息。是合眾社一個新聞記者把電話打到她家裏：“你的丈夫已經到了香港。”
依照自己的經曆，李又安猜測丈夫在香港會被記者追問。雖然李克在給妻子的信裏說過，他坦誠認罪，真誠悔過，絕不改口。但經曆過香港那個場麵的李又安，還是擔心丈夫頂不住壓力。她憂慮，如果他真的軟下去，那他們能不能繼續在一起生活呢？
李又安守在收音機前一夜未睡。早晨六點多鍾，收音機裏傳出李克與記者的對話。記者問：“你為什麽被逮捕？”李克回答：“因為我是一個間諜。”李又安放了心。
李克回國後發現，美國的民主傳統很深，許多人對於他們堅持立場的態度公開表示尊重，盡管他們對李克夫婦言論的大部分並不認同。加上麥卡錫已經被迫退出舞台，這使他們舒了一口氣。
然而他們的就業還是遇到了麻煩。李又安在一個學術機關申請工作，一開始，這家機關很歡迎像李又安這樣資曆的人，可是有人認出了李又安——她就是那個在香港發表那些談話的女人。
一周後，李又安再去時，有人拿出刊有李又安在香港接受采訪的報紙，要求她寫一份聲明，收回在香港發表的全部言論，然後才可以考慮給她一個工作。李又安說：“我絕不會做那樣的事。”
之後，李又安在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找到了工作。這是美國最知名的大型和平組織之一，在全球二十二個國家和全美四十三個地區開展扶貧、促進農業發展、和平教育等項目。抗日戰爭時期，該組織曾在中國上海建立公益中心，為中國人民提供交通、醫療、賑災等服務，並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一直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至於李克的工作問題，大學非常歡迎他回去上學，但是校方稱：“在可能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中，要想找一個教學位置的機會還是很渺茫的。”
盡管在中國做了四年階下囚，李克夫婦卻沒放棄對漢語的熱愛。通過十年的努力，他們分別取得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並隨即開始了在該校的中國語言及文學教學工作。至此，他們的夢想算是圓了。
李克夫婦的中國經曆，被媒體認為是一個“困擾著美國人的問題”。由於他們在中國監獄時對美國政府的批評態度，特別是他們拒絕否認自己曾經坦白的問題，被很多美國人說成是“仇視美國和向敵國表示親善的行為”，他們合著的那本被稱為“驚人的故事”的書，使他們一直被視為左派教授。對於當時的很多美國人來說，李克夫婦以及他們的書的確是“驚人的故事”。美國人不明白，如果這兩個人既不是反美分子，又不是怪物，那麽他們為什麽要坦白呢？
就連當時美國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也弄不清個中緣由，隻是說，需要“充分地了解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和世界”。因為“這個驚人的故事中所牽涉的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問題，遠遠地超出了任何一種專門學問的範圍。李克和李又安所遇到和提出的問題牽涉到曆史學、社會學、精神分析學、法律學、間諜研究、刑罰學等各方麵，還牽涉到醜惡的政治手腕問題”。
而困擾我們的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李克夫婦究竟是不是間諜？這需要先弄清一個問題，那就是，李克搜集的東西屬不屬於情報？也就是說，李克搜集的情報是不是配合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如果是，哪怕是公開渠道獲取的，李克充當的也是一個間諜角色。如果不是，那麽李克夫婦就是政治犧牲品。
大多數人認為間諜活動指的是收集有關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學研究等方麵的秘密情報。李克夫婦搜集的情報基本屬於國情研究資料，大體沒越過學術範圍。但事實上，當時美國的情報機關很重視各國經濟和政治分析情報，而最核心的情報就是他國的政治動向和政治領導人物的思想。李克搜集的情報當然被包含其中，特別是關於“第三勢力”的情報，更與美國政府培植與中共抗衡的“自由主義者”勢力的企圖相一致。
李克當然明白他的情報對美國判斷中美關係是有幫助的，所以他才認罪。當然，獄中改造使他的政治與社會觀點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也是他認罪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能因為媒體和民眾隻注意到政治因素，沒意識到李克的行為具有間諜意義，就否認這起間諜案。
當時也有一些公正的美國學者理解李克夫婦，認為他們“對我國的批評，顯然是出於熱愛祖國，並對這裏所進行的一切感到痛心疾首而提出的道義上的批評。同時，應當注意的是，假定他們一回來馬上就指責中國政府的話，對他們倒是很有利的。他們在這個題目上本來可以從訪問、專題論文和著作上賺許多錢。而作為一個反中共專家，也有許多出頭的機會在等著他們。但他們沒有要這些，反而選擇了一條艱苦的生活道路，這種作風和他們高尚的道德原則是符合的”。還有一些美國學者讚揚他們“在誠實、勇敢、慈愛和人道主義精神中，體現了最精華的美國傳統，美國應該為此感到驕傲”。當年也有一些美國人肯定李克夫婦身上的道德力量：“中國政府的道德論點之所以對李克具有這種影響，正是因為他有良心，他關懷人類的福祉。”
十三、漢學情懷
李克和李又安本是一對懷揣單純夢想，來中國求學的普通美國夫婦，隻因西雅圖的一次召見，改寫了他們的命運，使得他們在中國身陷囹圄。
他們實現夢想的路坎坷不平，卻終成正果。李克成為譽滿漢學界的權威學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榮譽教授。李又安把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譯成英語，深得學界的好評。她牽頭編寫的《高級漢語閱讀》，至今仍是美國漢語教學的重要教材。
回國後的李克夫婦，繼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李克專攻《管子》一書，李又安鑽研王國維的《人間詞話》。
《管子》一書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思想成就，全書十六萬言，分為八類，每篇文章都有很強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體的治國方術，同時也糅合了儒家思想。《管子》內容龐雜，甚至相互衝突，一向以古奧難懂著稱，是戰國時代到漢代所有文獻中最難譯注的一種，前人研究成果匱乏，李克卻知難而進。
李克研究《管子》始於1948年他來到管仲故鄉之時，當時他一邊學習漢語，一邊啃晦澀難懂的古文。獲釋後的十年內，他發表了十二篇研究《管子》的文章。1965年，他的《管子：中國古代之思想寶庫》一書，在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他又以《四庫全書》、《四部備要》之《管子》為底本，用英文翻譯並注解了《管子》全書二十四卷八十六篇，於1985年至2001年分兩卷（三本）在美國出版發行。李克翻譯並注釋的《管子》，已成為國內外特別是西方研究《管子》思想文化的權威版本和重要文獻。李克本人也成為國內外公認的西方研究《管子》的學術權威。
李又安的成就也不遜色於丈夫。錢鍾書夫婦、周汝昌和吳興華教授都曾花大量時間通讀她的《人間詞話》譯稿。很多中國學生讀過李又安的《人間詞話》，有的讀後寫道：“讀她的譯文，如沐春風。‘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八字，居然也隻用八個英文單詞：westwind，eveningglowontombsofHan.在這字斟句酌的八個單詞後麵，一位皓首窮經的美國老太太，抬起了一雙溫暖的眼睛。”
作為美國的漢學家，李又安還畢生致力於漢語在美國的推廣工作，為此多次來北京。李克有時也隨行。
1979年，在李又安擔任馬裏蘭大學帕克分校希伯來及東亞語言與文學係主席職務時，發現美國的漢語教材十分陳舊，課文多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品，甚至更早，反映的是落後的舊中國的麵貌。她主張編寫一部反映當前中國麵貌的新教科書《高級漢語閱讀》，這個主張得到了中方支持。
1983年夏，李又安率領一個代表團來到北京，與北京的漢語教師舉行學術交流研討會。研討會確定了中美教師合作完成教科書《高級漢語閱讀》的項目，李又安認為，憑借自己對中國的熟悉和了解，擔任美方編寫組負責人責無旁貸。的確，李又安對中國的熟悉程度令人吃驚。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十四年裏，她每年都會帶領旅遊團來中國一次。她對人說是為了多掙些錢將來好養老，而另一個原因，隻有她和她的親朋知道：她與中國非常親近。
1986年，李又安退休了，她全身心投入《高級漢語閱讀》的編寫，並於當年夏天帶著教科書編寫中的一些問題來到北京。這次，李克隨同。夫婦倆去他們住過的清華園北院故地重遊，還特意看望了汲潮，李克與坐在輪椅上的汲潮緊緊地擁抱。
李克夫婦告訴汲潮，因為與中國結下的不解之緣，他們收養了一男一女兩個中國孩子，如今他們早已長大。告別時，李克夫婦對汲潮說：“其實在心底，我們早已把北京作為第二故鄉。”李又安還說：“希望以後每年都能來北京一次，看看中國的變化。”
可是這次回國不久，李又安被查出患了肺癌。化療期間，李又安仍然與中方教科書負責人聯係，商討有關事宜。1988年春天，教科書基本定稿，李又安與李克又一次來到北京。
這次的任務是聯係出版事宜。大病初愈的李又安雖然虛弱，卻很是樂觀。《高級漢語閱讀》於1992年正式出版。李又安與李克非常高興，李又安寫信告訴編寫教科書的北京朋友，教科書參加美國的書展，受到廣泛好評。李又安還說，該教科書的出版，終於了卻了她與丈夫努力在美國推廣漢語的一樁心願！
兩年後的1994年，李又安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傾注她大量心血的教科書《高級漢語閱讀》，已成為大洋兩岸學子的重要教材。
李克現仍健在，繼續用一貫的口徑，向媒體講述他和妻子六十多年前在北京的經曆。九十四歲的他記憶力驚人，思路清晰，心態平和，見解深邃，不使用任何激烈詞匯，似乎是在介紹別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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