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北
小說連載
提到黃逸梵的時候，大家總說，這是張愛玲的母親。有個後來居上聲名煊赫的女兒，也是煩難的吧（不過是幸福的煩難）。其實作為一名標準的女旅行家、不到位的女畫家、頗有風采的女社交家，黃逸梵在民國時代轟轟烈烈的出走女性群體中，有其鶴立雞群處，根本無需靠女兒出位。
以前看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裏麵形容張國榮扮演的阿飛是無腳鳥，一輩子都隻能在天上飛，現在記起，竟忽然覺得用無腳鳥形容黃逸梵也很合適——她仿佛天生有一種離心力，名字裏的那個“逸”字，似乎讓她有了一種活性氣體般上升的氣質，她是時刻想要衝破房頂的，她要飛到外麵的世界去，她渴望新鮮與自由，她用一生驗證了“生活在別處”這句話的真理性。
從最初的離家，到最終的客死，黃逸梵是遊走在時代邊緣的奇女子，她亦中亦西，又非中非西，她以敏識東方人情世故的心去交結西方，又以西方式的對自由的狂熱來抵擋東方給予她的束縛——東方給了她一雙小腳，西方給了她以小腳走天下的勇氣。
民初時代自由而又混亂的空氣裏，黃逸梵扮著精致的妝容，穿著翩躚的服裝，邁著輕倩的步伐，在地球的緯線上曆曆而過，她有一百多個名字，每一個都是全新的自我，最關鍵是，精彩也好，無奈也罷，她都認可這種生活，並堅信這是唯一能使她快樂的方式。
在新舊時代撞擊的片刻，黃逸梵的出走，有種石破天驚的味道，名門之後叛逆起來，比尋常百姓家的孩子要來得亮烈。可能因為從小見多識廣，黃逸梵眼界頗開闊，她沒有遺少們身上那種依賴傳統的惰性，加之父母早逝，無頂頭上司的管束，她更是做得了自己的主。
“五四”的風有沒有吹到黃逸梵身上，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是吹到了，究竟吹到多少，我們也不敢確定，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她曾訂購過改良版的《小說月報》、《文學季刊》、《西風》、和《良友畫報》，並且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二馬》看到笑出聲來——新文藝與她想必是親近的。她喜歡朝氣蓬勃的東西，她是學校迷，在封建文化的沉積地帶裏，她需要呼吸新知識的空氣。她愛錢，分家產分來一大批古董讓她有足夠的資本去尋找理想（這是她旅行的最重要支撐），但我想她應該更注重精神生活，錢很重要，可錢隻是支持精神生活的後備軍，高質量的精神生活，則永遠是生命前端最耀眼的前驅者，她的這種金錢觀，似乎也影響了張愛玲。
黃逸梵和張誌沂的離婚，與其說是一對性格不合的夫妻的分手，不如說是兩個迥異時代的分裂，他們之間不是沒有愛，黃逸梵不是不曾被張誌沂的真情感動過，那首樸質動人的七絕，也曾將大洋彼岸的黃逸梵召喚回家，離婚的時候，她還逼著他去戒煙醫院戒掉了嗎啡針，沒有情還有義，她從不是把事做絕的人。可站在新文化的空氣裏看舊文化，那種無法磨合的衝撞，讓黃逸梵無法忍受。張誌沂也未嚐沒有痛苦，未嚐不想挽留，可根深蒂固的思想背景的無交集，讓黃逸梵和張誌沂，仿佛兩棵距離過遠的樹，因為最初的錯過，而終究無法站在一處，更何況，她又是一味把他關在門外。
黃逸梵婚姻破裂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此過程中，女方始終掌握主動權。在五四之後的離婚案件裏，多以外出讀書的男子拋棄原配包辦夫人為主。可黃逸梵的離婚，卻全然反轉，不是男人休了她，而是她休了男人，在這場婚變中，她自認為不是受害者（但最後她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她還曾交代張愛玲不要怪你“二叔”（張家大房沒女兒，張愛玲口頭上算是寄養在大房名下，所以喊親身父母為二叔二嬸），她利落地走出家門，留一個悲戚的男人在身後，這個轉身，不能不說是漂亮。
當然，這個轉身，也可能是因為愛。假如我們姑且承認張愛玲自傳體小說中描述的部分情況屬實，那麽黃逸梵的離婚，大概與某個留學時代的同學有關。
1924年，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出國留學，黃逸梵就手搭上順風車，以小姑監護人的身份，偕同前往。如此這般二嬸三姑聯袂留學的情景，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少之又少，稱一句絕代雙驕，不為過。在這裏，我們看重的，是兩個女性並排前驅的姿態——黃逸梵出走的同盟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這就在魯迅先生的“娜拉走後怎樣”的猜測之外，又開了一種奇境，女性情誼，讓人暖心，也容易造就精彩，電影《霹靂嬌娃》中巨大賣點，是三個矯健玲瓏的女性，而二十年代的法國街頭，估計也有這樣一對奪目的東方之花走過，生活就是戲劇，她們既是導演又是演員。
五四時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為中國送來了女性偶像娜拉，她那關上家門的一聲巨響，激勵了多少女性走出封建家庭的大門，尋找自由與幸福，但都是從家庭中走出來，中國的新女性需要麵對的問題，卻同西方的娜拉有不小差異，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革命的對象，是丈夫海爾茂，她拒絕做丈夫的玩偶，她要獨立自主，她要做一個有尊嚴有自由的女性，也就說她反對的對象，是男性。
而中國的廣大女性呢，她們身處的環境，是封建文化晚期，她們大多數人反對的，是以父親形象為代言人的封建家庭，就在這個反封建的過程中，子一輩的男性參與進來了，他們牽起新女性的手，一同打出幽靈塔，去找尋一種更自由更民主的空氣。中國女性在尋找自由的過程中，民族問題（比如秋瑾離婚是為了鬧革命）和代際問題，被凸顯出來了，但同時，男人和女人的矛盾、兩性之間的鬥爭，卻無形中被掩蓋或者忽略了，廬隱石評梅那一代女性，遭遇的正是這個問題，她們衝破萬難，和新一輩的男學生男革命者結合在一起，可勝利以後呢，兩性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不能不使她們迷惘。
所以魯迅說，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對於女性出走的問題，魯迅還以小說《傷逝》給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在涓生的鼓勵下，子君走出了原來的家庭，“我是自由的，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可走出來之後呢，同樣懦弱迷惘一個涓生，是否是可靠的精神和生活的導師？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涓生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更別提引導子君了。於是，子君回去了，死去了，革命失敗了。
回過頭來看黃逸梵，她則完全是一派西式風格，父母的缺席，讓她在走出家庭之初，反對的就是她的丈夫：她不滿他抽大煙、娶姨太太、不上進，她要尋找自己的生活，所以說，她一上來，做的就是兩性鬥爭，雖然身處一個畸形社會，因為某種條件的成熟，黃逸梵才真正的一脈相承，她堪稱易卜生筆下那個娜拉的中國版本，中國的娜拉走後，究竟會怎樣，我們不妨在黃逸梵身上找找答案。
黃逸梵身上有種夢幻文藝氣質。她或多或少有精神潔癖，張愛玲在《小團圓》裏寫道：她母親這樣新派，她不懂為什麽不能說“碰”字，一定要說“遇見”某某人，不能說“碰見”。“快活”也不能說。為了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過多少麻煩。九莉心裏想“快活林”為什麽不叫“快樂林”？她不肯說“快樂”，因為不自然，隻好永遠說“高興”。稍後看了《水滸傳》，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詞。“幹”字當然也忌。此外還有“壞”字，有時候也忌，這倒不光是二嬸，三姑也忌諱，不能說“氣壞了”，“嚇壞了。”也是多年後才猜到大概與處女“壞了身體”有關。
黃逸梵始終給人一種少女般的印象，永遠不老似的，在那張最經典的照片裏，她梳著微卷的發式，笑容淡定，眼神深邃而有光，儼然一派女學生風情——學校裏那種積極向上的多情空氣，正對了她的胃口，再加上天生小腳的黃逸梵，沒有在適學年齡進新式學校念過書，好奇心的驅使，更是不能不敦促她下定決心回爐再造（她們那個時代有中年婦女上小學的，可見好奇心求知欲有多大）。
她學油畫，在外人看來，她是畫家。1933年，徐悲鴻蔣碧微去歐洲舉行畫展，路過巴黎時，曾和黃逸梵同住一所房子，徐蔣住二樓，黃住四樓，蔣碧微稱黃逸梵為畫家黃女士，可見她學畫堅持了很多年。可在國內外油畫界裏，我們到底沒怎麽聽見過黃女士的名頭，她愛學校的空氣，可真學起畫來，作為暫無物質憂患的名門之後，她似乎又少了一點狠勁。張愛玲知道自己去港大讀書不易，就學期間，出去看個風景都覺得奢侈，考英文背得出整本《失樂園》，黃逸梵能做到嗎？青樓出身的潘玉良知道留學艱難，刻苦勁頭上來，蓬頭垢麵，恨不得牙不刷臉不洗，直鑽到藝術世界裏去求真經，黃逸梵能做到嗎？明顯懶散。國外的風光都還沒看夠呢，阿爾卑斯山滑雪，大腳的小姑子都滑不過小腳的嫂子，來日方長，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環境讓她覺得很愜意，且玩樂一陣再說。
她學唱歌。當然也是半途而廢。張愛玲曾這樣寫母親唱歌：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於肺有益。無論什麽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
她也去社交。長相美豔，又有見識，黃逸梵有資格在社交場麵上施展手段。據說，當年在國內想逃婚，她就能想得起寫信給某鴛鴦蝴蝶派文人（估計也是看鴛鴦蝴蝶派的雜誌看多了），後來到海外，她理應有更大的空間去發揮。她和旅法畫家們很熟，徐悲鴻去巴黎辦畫展期間，邀兩個西方畫家做客，作陪的人中，就有一個黃逸梵。她和胡適也是故交，多年以後，張愛玲去紐約見胡博士，憑的也是她母親這層老關係。她在印度一度做過尼赫魯的兩個姐妹的社交秘書，成功打入海外上流社會，所謂社交秘書，乍聽上去總有點像專門的公關人才。黃逸梵不簡單，在人世風景裏，她總能找到自己的棲居地。
當然還有戀愛。《小團圓》出來後，我們不能不再次深化對黃逸梵情愛世界的理解，雖然張愛玲是在寫故事，可以張愛玲對黃逸梵的感情，在這故事裏，她沒必要抬高母親，當然也沒必要貶損。小說中，蕊秋（以黃逸梵為原型）的感情世界，總仿佛有一層曖昧的疑雲，神秘的朦朧，除了似乎對留學初期那位“簡偉”付出過深情（簡偉是小說中的代名，他可能是蕊秋留學後第一次真正的戀愛對象，故而蕊秋投入很深），後麵的戀愛，她從沒斬釘截鐵過。周旋，成了蕊秋戀愛的主要策略，當然，會這樣估計也是因為受過傷。
九莉考大學前，蕊秋從法國回來，她嘴上談著“我那菲力才漂亮呢”（菲力是個法科學生，九莉在她的速寫簿上看見他線條英銳的側影，戴眼鏡），她總是用藍色航空郵簡寫信。
九莉在香港年大學，蕊秋過境時去看她，中間夾雜了一個項八小姐和畢先生——畢先生原本中意蕊秋，蕊秋對他冷落，反讓項八小姐鑽了空子，就此和畢先生同了居，香港陷落後，九莉還曾拖他們打聽回上海的船票（有人說，項八小姐和畢先生就是《傾城之戀》的原型，依稀是有個影子，可生活的經驗終究是毛邊的，藝術作品也沒法和現實對號入座）。這時節的蕊秋，戀愛處在全盛期，在海邊，她還能遇到個白截身子像馬的出水年輕人。
離開香港，蕊秋去了新加坡。後來新加坡陷落，蕊秋坐著難民船去了印度，可她的戀人勞以德，卻因戰爭死在了海灘上。此前她一直說要找個歸宿，勞以德死後，估計她也放棄了這個想法。戀人的死，恐怕對蕊秋打擊很大，這樣的結局，很容易讓人有宿命感，難道她注定要一個人走？
1948年前後，蕊秋回國，這時她已經不注重修飾，總是一件小花布連衫裙，一雙長筒黑馬靴，再不然就是一雙白色短襪——馬來亞都是這樣——她在印度的一個麻風病院住了很久，她有個戀人是英國醫生，大概這時候就在這麻風病院任職，在馬來亞也許也是跟他一起。
蕊秋在飯桌上有突然提雷克，是張愛玲港大時期的一名醫科老師，有點好色的，他總說她需要照顧，還給她塞了二百叨幣。情感世界裏，四麵楚歌，她也許真的需要一點溫暖的回憶。
《小團圓》裏，楚娣一句“二嬸不知道打過多少胎”，令所有人駭然。當然，我們寧願相信張愛玲是在寫小說，那麽以上猜測便均可推翻，可這故事，到底有真實的影子啊，蕊秋與黃逸梵之間，最起碼也是約等於。從蕊秋的經曆中，我們可以想見，黃逸梵在兩性糾纏中，確受過不少苦。在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裏，張愛玲寫嬌蕊多年後在公交車上遇見振寶，張口一句經典：往前走，遇到的無非是男人——走出了家庭，對張誌沂關閉了大門，黃逸梵的人生之門，也曾對別的人打開過，兩性鬥智鬥勇的曆練中，黃逸梵可能沒輸，但也算不上贏，命運之手的調撥，讓人心生無奈。
後來，黃逸梵遷居英國，據說她領養過一個華僑的女兒。1957年8月，黃逸梵病重，此時，不知道有沒有可心的人在她身邊守候，她寫信給張愛玲，希望見女兒最後一麵，張愛玲卻連去倫敦的機票都買不起，隻能寄給母親100美元。
年末，黃逸梵去世，按照賴雅日記記載，張愛玲聽聞，大病一場，兩個月後才有勇氣整理母親的留給她的一箱子大古董（可能還有一些家具和一些錢），當箱子被打開時，整個房子充滿了悲傷的氣息。賴雅覺得黃女士去世後，悲傷仍徘徊不已，尤其是她的照片，嘴唇那樣富於生命力，仿佛還活著一般，賴雅說：“照片就像一部小說。”
黃逸梵走了，是客死，沒有愛人陪在她身邊，估計她怎麽也想不到，多年後，那個同她一起闖出家庭留學歐洲的小姑子張茂淵，到底沒有將獨身主義進行到底，終在古稀之年後，結了婚。
當年是她同她一起，反抗家庭，瀟灑地走到廣大的天地裏去，可終究怎麽樣呢？對女人來說，究竟什麽才是自由？婚姻的圍城固然束縛了女人的自由，可也有所謂“帶著鐐銬跳舞”，隻要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努力經營，兩性之間是不是就真的找不到一個相對的平衡？黃逸梵選擇戀愛而放棄結婚，實驗結果如何，冷暖自知。
自由的代價往往是不穩定，不知道在人生暮年，黃逸梵會不會因為人在異鄉漂泊而找不到安全感；午夜夢回，她會不會覺得有點冷；走在倫敦街頭，看見一茬又一茬鮮靈水嫩的年輕戀人，她會不會想起當年自己身後，追求人數眾多的盛景……到底都過去了，老了終歸有苦，自然規律，非人力所能違抗。
如果有人要問，黃逸梵走後到底怎樣，我們隻能說，她勉強和生活打了個平手，也算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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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的生活好像是倒著過的，先做少婦，然後再去追求少女生活，即使妻子母親的身份也無法牽絆她的人生追求，這種訣絕的選擇，不僅來自自由的天性，大概也有時代風氣、個人理念和家庭經濟的強大支撐。
不過張愛玲的父親後來把長期積壓的、被女人背叛的屈抑和憤恨，都爆發在對女兒的那頓毒打中了。
女兒是奇才，母親亦是奇女子！
後母雖不像親生母一樣，追求自由，追求新潮，但她也是出身顯赫，24個兄弟姐妹個個品行端正，和諧相處，聯姻豪門。後母操持全家，與張父感情深篤，直到送終。與弟弟一同生活，相依為命。張愛玲心底裏不接受後母，但她也曾寫道誤解了褻瀆了後母孫用蕃的一番良苦用心。
張愛玲，不同於一般的奇女子，與她相處不容易。
寫得好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