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曉
看現在 憶過去 想寫就寫寫
近日，整理抽屜時，又看到了25年前的舊照片。
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不用說，大家都知道的至今恐怕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都會在腦海裏難以忘卻的時期。也是正逢東歐政局大震蕩的年代。而遠在美國念書的小表弟道出了一個故事，原來引導他去美國的教授就是東德人，而那時教授自然而然地就講述了他過去的勇敢無畏史，六十年代的他還是剛二十出頭的小青年，一心想脫離共產黨的東德，奔向自由民主的西德，至於為何原因，當然各人自有各人的想法。有人想自由，有人不願在監控之下的日子，有人想有更好的生活，有人想家庭團聚，可是無法走啊，隻有爬牆頭。小弟弟教授具體是采用何種方法越過的，現已記不太清楚。不過他是幸運者之一，命運也因此改變，第二天就拿到了西德護照，接著就到美國念大學，讀博士，直至當教授。
查閱了一些資料，
二戰結束時，德國經濟因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我們認識一個西德人，幼年正逢戰爭結束。據他講當時真是沒得吃，一天兩頓，主食就是土豆，家中幾個兄弟姐妹經常為多吃一個少吃一個土豆而鬧得不可開交。而西德於40年代末開始經濟的全麵恢複和重建工作。工業生產1950年底達到1936年水平，1951年超過1938年水平，同年下半年出現短暫經濟繁榮。1952—1958年是經濟相對平穩發展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7.6％，。國家財政狀況迅速好轉，實現了較高的國家預算。1951—1961年，西德國民收入從360.82億馬克增加到956.06億馬克，10年內增長了1.7倍，國家的經濟實力大幅度增強。1951—1961年，西德國民收入增長1.7倍。10年間成為世界第三號經濟國。至1989年東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降為聯邦德國的33%。
而東德，從建國之初，就不斷有公民往西邊跑，這多半與不習慣、不認同新的社會製度、新的意識形態和新的生活方式有關，加上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後，剝奪一部分人的財產，促使一些有產者的逃亡，當時不允許個人買汽車，不允許個人做生意，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工作好壞不論，收入都基本一樣，（和中國當時一樣）實在沒有工作的積極性和吸引力，生活水平也大大下降，許多人向往西德的高生活水平（人往高處走）。因此，到1961年柏林牆建立之前從東德跑到西德的總人數有280萬之多。大量人口的湧入，使西德勞動力資源特別豐富，並改善了勞動力分布不均的狀況，提高了競爭能力，最重要的是許多具有專業知識及管理人才的湧入而參加重建。
1954-1961年，從東德前往西德居民中，約有6000名醫生和藥劑師，8000名司法人員，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師和工程師，他們都是不滿意收入低下而逃到西德的。 實際上，東德以巨大的代價為西德培養了建設人才，使西德減少了對生產"人力"所需的投資，也解決了短期內無法培養出來的人才問題。這使本來就勞動力奇缺的東德元氣大傷。
僅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牆修築前八個月內，逃亡了十六萬人。東德領導人在舉行秘商後認為，隻有采取強製辦法才能阻止公民逃往西德，具體的辦法就是在東西德之間築牆一堵牆。1961年8月13日，全副武裝的東德邊防軍和武裝警察在東西柏林之間拉起了一道鋒利的鐵絲網，架起了反坦克障礙，把柏林城活生生地分隔成東西兩半。東德邊防軍的坦克占據了各交通要道，東西柏林之間的公共汽車和地鐵全部中斷，東西柏林民眾再也不允許相互往來，6萬名奔忙於東西柏林之間的民眾要麽丟了工作，要麽回不了自己的家園。柏林市區的居民早晨一覺醒來，突然發現市中心主要街道中央，豎起一道高四米的鋼筋混凝土牆。大牆兩邊父母子女、妻子丈夫、親生骨肉頃刻之間分割兩邊。西柏林被一百零七公裏長陰森森圍牆隔離成孤島，切斷了一百九十二條街道。
世界上任何城牆城堡都是防禦性的，防止外來入侵，而唯獨柏林牆是阻止裏麵人向外逃的。
在得知柏林牆修建消息的第三天，19歲的一東德邊防軍士兵便跳躍過了當時低矮的鐵絲網邊境，進入西柏林。這一瞬間被西方媒體記者抓拍到，此事也成為了冷戰期間西方用來廣為宣傳的樣本。他也是第一個越境的邊境守衛。 第一個因穿越圍牆而喪生的人是一女士，她在1961年8月22日從一各三層公寓跳下後身亡。第一個因穿越邊界而被射殺的人是他在1961年8月24日嚐試遊過運河逃往西柏林的過程中被射殺，這一天東德邊防軍剛剛收到開槍射殺所有嚐試越境的人的命令，最後一個被射殺的人是1989年2月6日嚐試越境的一個男孩。
柏林牆建成後人們的逃亡史變得更加血淚斑斑。遊泳，下水管，挖地道、跳高樓、用重型汽車硬撞、自造潛水艇、熱氣球、滑翔機、彈射器……，許多逃亡故事都已成為廣泛流傳的經典。在柏林牆初建的那一年，牆體還不是足夠堅固，所以有人就想起了硬闖的主意，開著重型車輛闖關，衝進西德。在槍林彈雨中全速前進去撞開一堵高牆，這無異於雙重自殺，但這種魯莽的行動在1961年柏林牆築起後的四個月內就發生了14起 。
由於柏林牆是把柏林城從中間生生割裂，所以牆體所到之處是遇街割街，遇門跨門，遇到大樓就整座樓變成牆體的一部分，於是就誕生了全世界最簡單的逃亡方式：跳樓。
這裏的跳樓不是求死，而是求生。隻要有人爬到樓上，表現出逃亡的意圖，西柏林的同胞們就抬著床單前來接應。在那些跳樓的人中，至少有4人因為沒有跳到床單上而喪命。
當一棟大樓沒有成為牆體的一部分而又恰巧緊鄰柏林牆時，這時床單就不起作用了，汽車又被派上了用場。跳樓的人先提前電話通知西柏林的親友，自己大概何時跳樓，等親友的汽車開到樓下後，再從樓上裹著棉被直撲汽車頂部。整個過程就像電影中的特技鏡頭一樣驚險刺激。這種跳樓引發的直接結果就是朝向西柏林的大樓全部被封死。
為了攔住那些不要命的逃亡者，東德政府不斷地改造加固著柏林牆，可這些依舊不能阻擋躍牆者的腳步，反而逼出了更多的發明創造，上天入地無所不能。
1979年的一個夜晚，在東德一個普通家庭的後院裏升起了一個巨大的熱氣球，氣球下麵的吊籃裏是兩對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孩子。為了自由，這兩對夫婦自學成才，從材料學、工程學、氣體動力學和氣象學，到最後建立起一個家庭實驗室，曆經數年，製作了一個高達28米的熱氣球。 這個熱氣球在柏林牆上空出現時，被警察發現了並開槍射擊。此時，氣球的良好性能立刻體現出來，逃亡者操縱熱氣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槍打不到，連探照燈都照不到！警察隻好緊急呼叫空軍支援。 等空軍的戰機出動時，熱氣球已經經過了28分鍾的飛行後安全降落到地麵。隻是這兩個家庭由於慌亂失去了方向，到底是降落在了東德還是西德，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結果吊籃中的八個人沒人敢走出吊藍，而是在吊籃中提心吊膽地等待著。直到24個小時後，才有幾名軍人揭開吊籃上的球布，告訴他們：“這裏是西德領土，你們自由了。”
有人上天有人入地。在柏林牆穿過的伯爾瑙厄大街，這大約一公裏的街道上在1962年到1971年之間，出現了11個隧道工程，其中隻有三個真正完工並被成功利用。其中以57號工程最為有名。
這個地道全長145米，為了不被地麵人員發現，地道深入地下12米，挖了整整6個月才完工。因為東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從西柏林開始挖掘，而且出口正好要出現在東柏林一所房子後院的廁所裏。
在絕對不許做地麵測量的前提下，思維精密，辦事嚴謹的德國人又給了世界一個傑作，57位東柏林人成功地從這個隧道中出逃（這也是這條隧道後來被命名為57號工程的原因）。當一位五歲的小男孩坐在救助者的腿上被吊出隧道口時，他告訴隧道口的人們說：“這個大洞洞裏沒有野獸。”
在該牆建立後，有人統計過，東德人采用跳樓、挖地道、遊泳等方式翻越柏林牆，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
柏林牆豎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如果算上線民，平均每66名東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為秘密警察工作，對比於蓋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這個比例可謂高的離譜。而前東德僅有的1800萬人口中，卻有600多萬被建立了秘密檔案，也就是說，每3個東德人中就有一人曾處於監控之下。
曆史的進程到了1989年下半年，東德已經是強弩之末。因東德政府自70年代以來所實行的指令性經濟、農業全麵集體化、強力發展重工業、嚴厲打擊國內反對聲音的經濟、政治政策，導致經濟發展幾乎停滯，210億美元的外債債台高築，同時又債累累，人民生活貧窮壓抑，嚴重的不滿情緒早已深深埋伏在社會民心之中。
1989年5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布放棄執政黨地位，實行多黨製，波蘭統一工人黨與團結工會達成實行議會民主的協議，正在為即將到來的大選作準備的時候，匈牙利開始拆除通往奧地利邊界上的鐵絲網，打開了民主德國居民經匈入奧逃往聯邦德國的缺口。
至10月初，已有3.7萬名民德公民逃往聯邦德國。在居民大批出走的衝擊下，10月7日民德40周年國慶日前後，東柏林、萊比錫等許多城市爆發了遊行示威活動，要求民德當局發揚民主，進行改革，放寬對出國旅行和新聞媒介的限製。
為了平息事態，穩定局勢，德國統一社會黨頻繁召開會議，討論對策，但意見嚴重分歧。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民德 15個專區 (包括東柏林)黨的書記中有13個要求以埃裏希·昂納克為首的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18日，德黨召開十一屆九中全會，從1971年以來一直擔任民德最高領導人的昂納克以健康為由辭去黨和國家一切領導職務，埃貢·克倫茨當選為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克倫茨上台立即表示要推行改革，要實行“自由選舉”，然而克倫茨的一個驚人之舉乃是11月9日突然下令鑿開了柏林牆，宣布開放東西柏林、東西德的分界線，於是，民主德國居民頃刻像潮水一般迅猛地湧向西柏林和聯邦德國各地。此後一個接一個的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的政府開始搖擺並倒下，這些國家包括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
麵對這麵聳立了28年，阻絕兩德人民，製造了無數悲歡離合、生死哭歌、慘重犧牲的血牆，終究還是拆除了。兩德人們相互擁入對方，成千上萬的人們徹夜不眠地享受著親友重逢的喜悅。兩德人民擁滿柏林牆牆上牆下牆東牆西，人們舉杯相慶，奏樂狂歡，自發的慶典持續數日，節日的氣氛經久不消。
先生那時正在歐洲念書，第二年暑假一到，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開往柏林的列車，那時的柏林牆，剛鑿開數月，鋼筋鐵條還在內，回來感慨“我試過了，太高了，無處落腳，不知那些人是如何翻過的”。
大陸的名為“三年自然災害”的人禍雖然在60年就結束了，可後遺症持續了好幾年，當時全國餓死的人不計其數，即便沒餓死，孕婦也因為營養不良而大範圍流產，不流產的也因為養不起而不要孩子。為此，大陸政斧甚至出台政策，鼓勵生育，生一個補助多少糧食，生兩個、三個要得表彰。內陸的百姓再苦也隻有忍著，但沿海的不同啊。珠三角一帶的老百姓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於是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然而，毛出於政治考慮，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就尋思著往外跑，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偷渡完全是形勢逼出來的。更為重要的是，港英政斧從1961年3月開始實施了新身份證申請政策。新政策規定，給予那些可以成功抵達市區而又有親戚朋友接濟，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簽發香港身份證。這樣的做法，是港英政斧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所提出來的，但實際上相當於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實施，成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於粵港邊境謠言四起，說什麽“英國女皇誕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群眾認為，隻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機。1962年掀起“逃港”，史稱“五月大逃亡”。據記載，單是在5月16曰一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邊界地區剪破鐵絲網湧入香港。事實上，不止是1962年，整個60至70年代，偷渡已經成了廣東民間的一種風氣。從城市到鄉村，從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眾以不同的方式向粵港邊境靠攏，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或爬火車，或乘小船，或隻身泅水，不顧一切，向著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憶，在那個時代的廣州，群眾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遊泳，其目的就是為了在曰後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曰後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大陸文革結束時，各方麵有所放寬，再度掀起了“逃港”熱潮，一年的逃港人次就達十萬，成功逃脫的近兩萬人。甚至出現幹部組團偷渡的事情，某大隊支書親自領著一票人“逃港”打前站，走的時候村裏其他人出來踐行。被抓的隻能灰頭土臉地被遣返，要是哪家有人偷渡成功，還會放鞭炮慶賀，有點能力的還會大擺酒席。
謝謝你的介紹，很早就知道有大逃港事件，但這麽詳細的，還是第一次。
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寶安隻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裏隻剩老和小。”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裏，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曆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遊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遊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裏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遊泳，日後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後，還一邊遊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製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山裏。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陳秉安曾采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衝關的情況。據寶安縣委《關於製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裏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這些偷渡者成群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裏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隻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麵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為什麽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製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製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隻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夥食裏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饑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麵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淩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台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采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裏發現了一個從台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裏，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裏“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裏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裏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曆了幾個階段。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裏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采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裏，幾乎每個人都經曆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謝謝閱讀，大逃港，大躍進，右派運動，文革，死了多少人，永遠是筆糊塗賬，問題是在於對曆次事件的反思程度和對人的生命重視程度，如果兩者皆忽視，就無話可說。
長歎一聲。中國人辦事不認真，在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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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由的生活，隻有豬能忍受。中國人到現在還能忍受，就是因為大多數人的追求和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