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嫿的天空
心素若簡 人淡如菊
三代人的恩怨與時代鏡像
——評譚偉長篇小說《逆風生長》
王平中
得知譚偉先生的長篇小說《逆風生長》在美國南方出版社出版，我由衷感到高興。與譚偉相識近二十年，見證他從一位文學愛好者成長為高產作家，其創作軌跡恰如這部小說所展現的——在時代的逆風中執著生長。
《逆風生長》以鬆林村為縮影，通過第一書記孫畫策、回鄉企業家汪雲長、村支書張野果、省城記者南方舟、村主任田再生、孫畫策妻子葉依喬、南方舟大哥南方路、村文書皮大海等幾個人物的多聲部講述，編織出一張跨越半個世紀的鄉村敘事網絡。小說以企業家米有田回鄉認親為切入點，層層剝開集體生產、計劃生育、鄉村振興三個曆史階段中三代人的命運糾葛，堪稱一部鄉村中國的"變形記"。
集體時期：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碰撞
集體生產時期是小說著墨最多的曆史斷麵。譚偉通過張瞎子、石山多、老瓜皮三人的命運糾葛，精準捕捉了那個特殊年代鄉村治理的內在矛盾。
南方路幾弟兄在身為教師父親的引導下，同村民們到天聖山上懇荒，將石山多父親從緬甸帶回的天聖果精心培育，形成鬆林村獨特的經濟作物。這種因地製宜的發展思路，暗合了傳統農耕文明"靠山吃山"的生存哲學。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瓜皮的"學大寨"運動——不顧山高缺水、勞命傷財，堅持在貧瘠的山地上強行推行梯田改造。這種脫離實際的政策執行，固然有特定曆史條件下的製度性原因，但也在客觀上造成了鄉村資源的巨大浪費。
更具悲劇性的是張瞎子的遭遇。這位因私分糧食被抓到公社接受審查的生產隊長，其行為本質上是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自然反應。譚偉在此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當集體主義理想與現實生存需求發生衝突時，基層幹部該如何抉擇？老瓜皮的選擇是執行政策，張瞎子的選擇是保全性命，兩者都沒有錯，卻都付出了沉重代價。這種道德困境，至今仍是基層治理的永恒命題。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反複出現的"天聖果"意象，既象征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暗示著某種被壓抑的生命力。它在集體時期勉強獲得生存權，卻在改革開放後重新煥發生機，成為村民的致富果，這一過程恰如中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命運縮影。
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與人倫情感的撕裂
計劃生育時期的敘事充滿張力與辛酸。田再生的故事尤為典型——這位民辦教師為轉正在公社幹部勸說下帶頭結紮，卻因手術失敗導致妻子意外懷孕，最終釀成家庭悲劇。譚偉通過這個"結紮不幹淨"的黑色幽默，揭示了政策執行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義問題。
更令人深思的是基層幹部的集體沉默。當田再生麵臨身份危機時，公社幹部竟能編織出"結紮前懷孕"的謊言來維護典型形象。這種體製性共謀，不僅扭曲了事實，更異化了人性。它反映出在特定曆史階段，政策目標與人道關懷之間的深刻矛盾。
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其曆史合理性毋庸置疑。但譚偉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沒有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政策本身，而是展示了執行過程中權力與倫理的複雜博弈。田再生家庭的悲劇，既是個人命運的沉浮，也是整個時代陣痛的縮影。那些被“刮宮引產”的婦女、被“結紮”的男性、被“黑戶”的兒童，構成了一個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故事在主流敘事中常常被選擇性遺忘。
小說中反複出現的“證明”意象——從田再生的結紮證明到米淑、汪正芳的懷孕證明，再到汪雲長的戶口證明，乃至後來村民的土地使用證——形成了一條清晰的權力線索。這些證明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被規訓的標記，它們在個體命運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卻又常常被隨意解釋和更改。
鄉村振興：資本下鄉與生態文明的博弈
鄉村振興時期的敘事充滿戲劇性衝突。汪雲長的蔬果基地、皮大海的礦產開發、孫畫策的旅遊開發，構成了鄉村發展的三種路徑選擇。譚偉敏銳地捕捉到當下鄉村振興進程中的核心矛盾：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的張力，外來資本與本土利益的博弈。
汪雲長代表的"能人經濟"模式頗具典型性。這種依靠個人魅力整合資源的發展方式，在初期確實能快速見效，但缺乏製度保障最終使其陷入非法集資飼養“海駝”的泥潭。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皮大海的"資源掠奪"模式——以青鬆嶺石材公司為名，行破壞生態環境之實。這兩種發展路徑的共同弊端是都將鄉村視為資源提取地，而非需要和諧共生的家園。
孫畫策的旅遊開發是鄉村振興的另一種模式。小說結尾處“新土地法”的出台，暗示了製度完善的重要性，但也留下一個未解之題：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如何平衡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和村民自治這三者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三代人在鄉村振興中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老一輩如張瞎子更關注土地權益，中年一代如田再生重視經濟利益，年輕一代如孫畫策則追求文化認同。這種代際差異既反映了鄉村社會的多元訴求，也預示著鄉村振興的複雜性。
敘事藝術：複調結構與鄉村話語的重構
《逆風生長》采用複調敘事結構，通過多人物視角展開故事，這種敘事策略與小說的主題高度契合。每個講述者都帶著自己的曆史記憶和認知局限，他們的敘述相互補充又彼此矛盾，共同構建出一個立體鮮活的鄉村世界。
這種敘事方式打破了傳統的線性曆史觀，呈現出鄉村記憶的碎片化和多義性。但也要清楚認識到，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聲音和觀點，而這些不同的聲音共同構成了對人性和社會的深刻探討。它要求作者具備高超的構思能力和對人物心理的深刻理解，根據人物的個性特點，生活環境，文化程度，講述時或聲如洪鍾，若婉若黃鸝，或文雅，或粗野，或喋喋不休，或慢聲細氣，不能千篇一律，要各有千秋。整體來看，譚偉把握得不錯，但還有進一步上升的的空間，比如對各個講述人物富有個性化語言的把握，對重複性情節的處理，等等。
《逆風生長》的深刻之處在於，它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或廉價的安慰，而是通過三代人的恩怨糾葛，展現了鄉村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麵相。集體時期的理想與困惑，計劃生育時期的陣痛與反思，鄉村振興時期的希望與挑戰，這些曆史片段共同構成了理解當代中國鄉村的密碼。
譚偉的創作提醒我們，鄉村敘事不應是城市視角的獵奇或政策文件的注腳，而應是對真實生存狀態的忠實記錄。在這個意義上，《逆風生長》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麵映照鄉村中國五十年變遷的明鏡。
（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小小說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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