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來,每天聽播客,是我最大的一項自娛自樂的活動了。從最開始聽疫情分析到心理釋放,後來發現了越來越多有趣的中文播客,成了我散步必聽的娛樂節目,仿佛又回到大學騎車往來於家和學校的那段路程。記得那個時候收音機裏,每周日的下午都有一段譯製廣播劇時間,好幾年,他一直陪著我回學校。
昨天聽忽左忽右:與杜克大學劉康漫談八十年代以來中美思潮。杜克大學在哪裏,我不知道,也不重要。嘉賓劉康老師是文革後的那批大學生,80年代初到美國留學,學的比較文學,後來從事政治學研究,現任杜克大學中國傳媒中心主任。劉老師回憶起他在文革時期,那是一段精神生活極其匱乏的年代,他對知識的渴望,尤其是對社會上禁忌的有關政治,曆史方麵知識和消息的渴求特別強烈。於是他經常偷聽敵台,這在當時是屬於大逆不道的犯罪行為。他會把收音機蒙在被子裏,尋找波段,接收短波,收聽各種各樣的敵台,什麽台灣的,莫斯科的,當然聽的最多的還是美國之音。聽到這兒,我不禁笑了,想起那會兒爸爸媽媽也經常會幹類似的事情。
那是80年代初,我剛到北京,和爸爸媽媽住在一套裏外間的平房裏,他們自然是裏間,我在外間。每天吃完晚飯後,爸爸總會在裏間拉上窗簾,然後把他的一台小收音機從抽屜裏拿出來,拉長天線,擰開開關。這時會聽到收音機裏傳來滋啦滋啦的雜音,媽媽有時還會叮囑我去看看門關好了沒有。爸爸小心慢慢地轉動收音機旁邊的旋鈕,直到一個可以辨悉的聲音出現,我清楚地記得那是講英語的,一種很濃重的帶著鼻腔的好聽的英語從那個盒子裏發出來。那會兒我剛在學校裏開始學ABC,自然是聽不懂盒子在說什麽,爸爸媽媽圍著小盒子,不由自主地把頭略低,側耳靠著那小片兒發出聲音的網篩兒,聽的津津有味兒,還很認真,不時地互相交流著。我偶爾會聽到一句台灣腔的中文女聲:這裏是美國之音。一年後我漸漸學會了,VOA這個縮寫。但是我不知道,那是敵台,或許80年代初,已經不是敵台了?但一定不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否則爸媽不會那麽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不想讓鄰居們知道。也正因為經常聽爸媽收聽敵台,我的英語聽力和發音越來越好,老師都會在課上說我念課文像是美國英語的口音,我自然洋洋自得,但當年還不清楚原因何在。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耳聞目染,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果然是很大的。
爸媽收聽敵台的禁忌時期,也是我青春期荷爾蒙開始溢發的時候。動物對禁忌的事情總是充滿了無限的好奇,這是本能,人也一樣。欲望被壓製的越厲害,發泄的衝動就會愈強烈。青春期總會對異性產生懵懵懂懂的念想,但傳統和教育不允許當年的我們去探討它,很多都轉移到地下,或成禁書。看禁書其實也是一種樂趣,古往今來,人們從來沒有停止對它的追求。記得當時班裏確實在傳閱一本手抄本,播客裏也提到了這本非常有名的手抄本。當年曾經問我想不想看這個手抄本的是個我討厭的男生,被我瞪了一眼,義正言辭地拒絕了。我自以為自個兒是個很正派的正經人兒呢,不屑於同流這黃汙的,更何況在我印象裏,這個手抄本名聲很不好。現在想想,真是錯過了一次能夠閱讀文獻的機會呢。
當時的我確實讀了很多書,閑書,小說,爸媽書架上的閑書都被我讀光了。有一年得了30幾塊錢的壓歲錢,興奮得我跑到新街口新華書店買了一堆書回來。其中就有'早戀'這本,我還記得作者是肖複興。這書在爸媽眼裏,對我也一定是禁書。但當時,我就像爸媽聽敵台的興致一樣,看得津津有味,興致勃勃,一邊還要藏著掩著,不想讓他們知道。有一次媽媽催促我關燈,睡覺。反複喊了幾次,可我正讀得興趣盎然,根本沒法停下來,於是就把台燈拿到被子裏,蜷在被子裏,接著昏暗的燈光繼續看,後來睡著了,竟然把被子燒了一個大窟窿。我都忘了是怎麽過了爸媽這一關的。躲在被子裏看書,在我的中學時代,成了家常便飯,就這樣,看完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還有很多講述文革時代男女愛情的故事。張賢亮也成了我當年很喜歡的一個作家。
一段播客,勾起了我對當年往事甜蜜的回憶,或許,哪會兒,很多人都在收聽敵台,在爸媽拉窗簾關門的時候,沒準兒鄰居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呢。也一定有很多和我一樣躲在被子裏如醉如癡看所謂禁書的夥伴。那種樂趣回憶起來有一種美好溫馨其中啊。
謝謝!
居北聽的內容好豐富,文藝,讓我羨慕
正是因為世界有趣的事太多,所以我們才要聽不同的聲音。德國之聲有一年一個著名的女主持人因為在電視Talk show 上為中國說了一句好話,也是事實的話,後來被禁聲了。我們永遠都是在不同的陣營裏,從二戰後到現在。
我比較常聽的是文化土豆,有關讀書,文學和戲劇的,還有忽左忽右,看理想,天書是講曆史的,我也很喜歡,以後有時間都會寫一下。:)
請原諒我不擅一一回複了,謝謝你們!祝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