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多維社區
發生在8月12日的天津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已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且遇難人數仍在持續攀升,引發了全球強烈關注。尤其令人憤怒的是,事故發生至今已有數日,然而爆炸物究竟為何仍未確定,貨場到底堆積了多少種危險品也沒能給出一個可靠清單,更遑論準確庫存數量。而就在這麽危險的貨場附近幾百米範圍內,竟然密布住宅社區,甚至還有幼兒園等,消防員趕赴現場滅火,也沒被告知現場存放有會遇水爆炸燃燒的電石和劇毒化學物品,沒能根據現場存貨科學製定施救方案,結果造成了更多死傷和財物損失。所有這些足以說明,這場災難是人禍而非天災,是能夠避免而非不可避免,所以當局必須要徹查原因,嚴厲追責,給死傷者及其親屬一個交代。
天津爆炸事故是過去一些年粗糙式發展的產物
必須認識到,這場災難和最近發生很多類似災難一樣,都是中國過去多年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單邊冒進和管理不當的結果,都有著粗糙發展過程中執政管理思維不夠現代化、科學化、專業化的內因。這些年不斷發生的青島輸油管爆炸事故、大連輸油管爆炸事故、福建龍岩PX項目爆炸事故、上海外灘的新年夜踩踏事件,乃至於全國性的環境汙染和前些年不斷發生的煤礦爆炸或透水事故等,都折射了這種粗放發展和粗糙管理帶來的嚴峻問題,成為時代留給民族的曆史傷痛。
從全球範圍來看,盡管今天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經常出現這樣的災難,不少發達國家也都經曆過類似階段,但是中國長期單純注重經濟效益的快速發展而忽略了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性提升,以及支撐龐大經濟體量的現階段特有的產業結構,卻讓這些災難的表現更為搶眼,教訓也更為慘痛。而且可能也正是這個原因,才使得中國社會產生了一對貌似極為尷尬的矛盾:一方麵社會經濟蓬勃發展;另一方麵卻災難頻發,天災人禍不斷。要解決這對矛盾,就必須正視矛盾產生的本源。既要查明原因、嚴厲追責,避免災難重演,又不能因噎廢食,因為災難而否定發展,因為災難而畏縮不前,甚至於在政治上上綱上線,進行一些似是而非的民粹化批判。
當然,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這些災難,在發展中解決這些災難,並不代表製造這些災難的機構和官僚就可以原諒,也不代表這些災難就是發展的必然代價,更不代表因為要繼續發展,就可以在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治理上放開口子,縱容類似災難再次發生,讓人民繼續用鮮血和生命來為錯誤的發展觀念買單。事實上恰巧相反,如果不去嚴厲追究這些製造了災難的機構和官僚的責任,不透過更現代、更科學、更專業的治理體係和能力建設來遏製災難,不僅災難會繼續頻繁爆發,造成難以估量的人員財產損失,還必將引發各界對執政黨執政能力水平的質疑,引發人們對發展的質疑,乃至於可能葬送了發展的成果。
發展不應該是片麵的經濟增長或物質水平提高,不隻是蓋了多少工廠大廈,修了多少高速公路,也不隻是GDP又增長了幾個百分點。發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由低級到高級,由舊到新的運動變化的過程,它是綜合的、全麵的,又是普遍聯係的。對一個社會而言,它既包含了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包含了文明的進步、社會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升等。發展並不就意味著發生災難,相反,當我們用發展的眼光來審視這些災難,才會發現正是因為人們錯誤理解了發展概念,把發展錯誤收窄為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和物質生活提升,忽略了發展涵蓋廣泛的內涵和外延,才在人類社會製造了那麽多災難。
這次“8.12”天津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以及由此衍生的嚴重次生災難和相關官員及地方媒體管理機關在事發後不顧科學規律的僵化、無能表現,再一次作為最直觀的反麵教材給中國上了一堂發展課,也再一次用血的慘痛教訓告訴中國:在今後的發展中,執政黨和政府應當更加科學的認識發展,應該更加細致、更加規範、更加將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心上、更加深入的認識媒體傳播和危機管理的內在規律、更加清晰的認識到城市管理者在現代社會治理理念下的專業角色。絕不能繼續此前無視規則的粗放治理,讓法律規定成為擺設,絕不能因為官員到了某個級別或從屬於某個政治派別就“按部就班”的放到某個難以勝任的管理位置,特別是那些需要高度職業化、專業化的管理位置,也絕不能再用人民的生命和鮮血,來為落伍的發展觀念和官僚們的愚蠢無能買單!除此之外,還必須深刻反思檢討這次爆炸事故背後潛藏的愚昧、粗暴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和可能存在的腐敗及利益輸送問題。
胡錦濤任內曾提出過“科學發展觀”,習近平上任後我們也經常說共產黨需要盡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經常敦促中共官僚要切實落實習近平提出的全麵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體係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的施政理念。在一些未能透徹理解這些理念卻又經常帶著意識形態上的主觀偏見誤判社會發展需要的人看來,這些都是空洞的政治口號和無聊的政治說教,有些人甚至將這些災難都加冕上政治改革落後的標簽。但是,當這些“口號”和“說教”落到每個具體的災難上,教訓是不是特別慘痛,其道理是不是被映襯得格外清晰?
革命的年代已經過去,粗糙發展的年代也必將成為曆史。在今天這個極需繼續發展和建設的和平年代,貌似“平常”的社會治理其實正具有極不平常的現實、曆史和時代意義。在這個更現代多元,人民群眾對執政者要求也更挑剔、更苛刻的年代,執政黨必須更徹底的完成觀念轉變、體係轉變、能力轉變,以更現代包容的執政思維和更專業細膩的執政治理方式,才能匹配得上人民的期冀,才能承擔起執政者需要承擔的責任。否則的話,那些“口號”和“說教”,恐怕將真的就會淪為口號和說教,執政黨的合法性也將成為更多人討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