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伯在九十年代仍危機四伏，這促使人們采取行動。
當子彈在伯樂沃土和門羅公園市的鄰市飛來飛去的時候，大家感到危機！許多幾十年來抗拒東伯市的孩子就讀好學區的人捐款給市警察區以增加不足的警力。
門羅公園、伯樂沃土和東伯三市的市長聯合作業，建立了反毒品行動特別組。縣、州和聯邦官員也介入了。兩年總共抓獲了一千多名毒販。
東伯居民也親力親為，鮑勃和其他積極分子配上了對講機，巡視街角，摘去毒品販賣的執照，向警察報告毒品交易。他們走街串巷，早晚巡邏達半年之久。
鮑勃說：＂我們變得象警察一樣，我夫人總是耽心有人殺了我。可是情況是，這些販毒的孩子從小我就認識。＂
他會坐下來和他們談，＂我們的立場總是－你們這樣做對社區是個破壞，必須停止。如果你們願意停止，我們可以幫你們找事做。
第二年殺人率降低86%！
矽穀最著名的企業和家庭開始做慈善的承諾，這之中有些使相當數量的孩子走出困境進入到四年製大學裏。
鮑勃說，這些項目隻收納那些肯定會獲得成功的孩子。
1995年，喬布斯的遺孀勞倫·鮑威爾有感於許多東伯的孩子即使有雄心成為自己家庭的第一個大學生但仍然不知道如何申請或準備上大學，就共同創辦了大學軌道(College Track)的組織。
九十年代初的東伯市長威爾遜(Sharifa Wilson)說，這個項目啟動後，有四百至五百名學生完成了大學學業， 喬布斯夫人＂完全致力於公平，我對她極為尊重。”
有一些慈善機構卻是機運巧合。
2000年，時任惠普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很在乎惠普在慈善事業上的公共關注度不夠。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將要去參觀東伯的一個被稱為插電(Plugged In)的新技術中心。在這之前的星期五，惠普公關交流經理撥通了插電中心的執行董事瑪格達·埃斯科巴(Magda A. Escobar)的電話。
經交談，埃斯科巴提出，如果惠普想要公共宣傳，那就需要一個引人注目的數字。她建議惠普捐資一百萬美元給插電中心建永久建築，將會達成登上頭版的效果。接下來的星期一，隨著傑西·傑克遜、克林頓和埃斯科巴登台的新聞，菲奧莉娜得到了她想要的頭條新聞。
但是，大家並不知道的是，幾個星期前，納斯達克和標準普爾500指數已經見頂了，dot-com泡沫即將崩潰。整個地區的初創企業和就業將麵臨困境。菲奧莉娜的捐贈最終成為插電中心的救生筏。
該錢使插電中心得以經營多年。不過，另一個全國性的非營利機構想利用插電中心剩餘的一百萬積蓄以持續增長，就把插電中心合並了。就像初創企業被收購後都不知所終一樣，最終插電中心也於2008年關門。好幾年後，東伯才又出現一個新的社區技術中心－街碼學院(StreetCode Academy)。
雖然九十年代和21世紀初新的慈善努力有所幫助，但它們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慈善是權力的一種形式，”埃斯科巴說。例如，為孩子籌款是容易的。但占等式中另一半的家長則不然。
“這是傳教士心態，”鮑勃說， “我們必須從高速公路對麵搬救星。這些項目隻收納那些肯定會獲得成功的孩子。你隻取前5％，那其他的95％怎麽辦？你不會幫到真正需要幫助的孩子們。“
隨著房價在九十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期間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許多黑人家庭以為他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決定賣房獲利，並離開這裏去南邊或更遠的郊區。
這時東伯過渡成一個以拉丁裔(Latino)為主的社區。較便宜的住房價格和在矽穀的豐富的低工資工作吸引了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
加西亞就是其中之一。在墨西哥，他曾經靠銷售汽車及零件每兩周賺的錢相當於40美元。當他聽說這裏可以每小時掙5.75美元(九十年代中期的最低工資標準)，他覺得聽起來很多。
1996年，他離開妻子和兩個兒子北上。現在，他在斯坦福大學做清潔工，每年掙三萬美元。他每月在租金管製公寓的一室房租1100美元，他與他的一個兒子合住直到他去西雅圖上大學。他每月仍可以給家裏寄100美元。
“我對矽穀一無所知，”加西亞說， “人們告訴我你能賺多少錢，但沒有人告訴我你要花多少。”
這是加西亞在打掃斯坦福坎特藝術中心。大量的藝術品和這個孤獨的異鄉人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
這個坎特藝術中心外麵有個花園叫羅丹雕塑園，陳列著數十件羅丹的雕塑作品，幾乎羅丹一生的所有著名作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
據說雕塑家的作品往往需要先做模，然後從模中複製。由於多次重製會變形，最開始的七個被認為是原件，其它的就算複製品。斯坦福收藏的有傳說屬於原件，而且收藏數量僅次於法國巴黎。
大家最熟悉的斯坦福大草坪後大教堂前也有一組雕塑，作品名為《加萊義民》，表現的是14世紀英法百年戰爭時期，六位加萊市民悲壯就義的場景。大家可以看到六人神態動作都不相同。在被圍困將近兩年後，為滿足英軍苛刻條件保全城市，六位市民手持城門鑰匙出城，光頭、赤足、鎖頸，任由英軍處死。
加西亞當然不太可能知道這些故事，但也許斯坦福給了他藝術熏陶，也許他自己離家打工的悲情與保全城市的加萊市民不謀而合，他居然在寂寞中寫了一首很有水平的詩(英文詩之後為本蝦草譯)：
To escape my loneliness,
I get lost in the crowd
But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I again find myself alone
Meanwhile memory lights a cigarette,
And in the smoke,
I see the faces of my sons
It stings my conscience
And makes me sad to know,
That you cry alone without me.
為了逃避我的寂寞，
我迷失在人群中
但在街道的盡頭，
我又發現了自己的孤獨
記憶同時點了一支煙，
煙霧中
我看到了兒子們的臉
這刺痛著我的心
使我難過地知道
你們在獨自哭泣而我不在身邊
即使有東伯新建媒體的關注和一些慈善支持，九十年代的加州對少數族裔並不特別友好，選民收緊了少數族裔的大學錄取，也在國家的刑事司法係統增強了處罰。
1993年，臉書的第一位天使投資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和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就是最終把Yammer以十二億美元賣給微軟的人，寫了一篇題為“反對特殊照顧的案例”(The Case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發表在在斯坦福校友雜誌上：
“...... 種族主義並非隨處可見，在斯坦福這樣的地方更是少有。當然，沒有人指責斯坦福大學的招生人員是種族主義者，所以也許與特殊優待行動有關的真正問題是，我們假裝解決不再存在的問題。“
他們兩人都是移民，泰爾大約在1968年就已經抵達美國，那年正好是法律上的居住隔離結束的一年。薩克斯出生於南非開普敦，是一位內分泌專家的兒子。
幾年後，加州選民通過了209法案，結束了在公共機構在雇用和招生上對種族和性別的偏好。今天，非洲裔學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每4500人新生中占130名多一點。
大約在同一時間，加州選民又通過一個三振出局法(將有三項重罪的犯人給予25年或終身監禁)和第187號提案，切斷非法移民的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服務。
雖然第187號提案被擱置，但三振出局法使得加州監獄自七十年代膨脹750％。如今，加州的監獄容納了比原設計近兩倍的囚犯。
本蝦認為，特殊照顧法案(AA)作為對黑人等少數族裔的階段性補償應該已經完成曆史使命，重點應該放在控製非法移民和增強低收入人群的中小學基礎教育上，而不是對他們降低大學入學要求從而變相逆向歧視聰明努力來自較好社會經濟地位＂原罪＂家庭的孩子，更不可因此削弱了國家競爭力。至於如何唯才是用的同時兼顧弱勢群體達到共同發展，的確是政策平衡上的一個難題。雙城記所展示的巨大反差和困境或許提供了一個讓人深思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