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晚年生活照
李銳一生中,有四段婚戀經曆。其情感生活的不盡波折和苦難,皆與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可謂若幹曆史的折射與照影。迤邐回顧,發人思省。
重慶的洞房
李銳的第一個愛侶,是武漢秘密學聯領導成員之一的萬國瑞。“一二·九”運動中,萬是漢口女一中的學生,但卻擔任了該市學生大遊行的總指揮,可見其英武與颯爽。1936年她考入武漢大學化學係,同高兩班的秘密學聯負責人、機械係的李銳接觸更多。誌同道合,並肩戰鬥,彼此漸生愛意。由於找不到黨,以李銳為首的學聯中最積極分子,醞釀建黨,於1937年2月自發建立“中國共產黨武漢臨時支部”,萬國瑞是9名成員之一。這年春天,李銳和萬國瑞先後秘密離開武漢大學,到北京找到黨組織,他們的黨籍得到認可。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銳住處搜查出進步書刊,將其逮捕。李佯稱自己從長沙來北平考大學,書刊是一個剛回老家的同學放在這裏的。敵人查不出其底細,得到釋放。在這段顛沛和動蕩的歲月裏,李銳與萬國瑞經曆了驚險加熱戀的革命浪漫,從此雙雙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間,李銳為萬國瑞起了個化名“楊純”(延用終生),以紀念兩人純潔之愛情。
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李銳、楊純和一批流亡學生撤往濟南,參加了省府組織的培養抗戰人才的青年訓練班。繼而李銳隨中共山東省委轉移到泰安,萬國瑞並一批女生去了濟寧。分別前,李銳將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為李銳。所以取“銳”字,是“銳”、“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從此,這對革命情侶天各一方,失去聯係。1938年3月,李銳以山東平津流亡同學會代表的名義,到武漢參加全國學聯大會。其間還拜見了馮玉祥、沈鈞儒、王昆侖、許寶駒、羅隆基等名人,為流亡學生募得一筆捐款。由於山東泰安等地都已淪陷,被中共長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轄的第五戰區開辟青年工作,任該地區青年救國團總負責人。徐州突圍前,李銳率救國團部分人員赴東北軍於學忠部,組建戰地工作團。在突圍過程中,部隊被打散,李銳突圍出來,從蘇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廣州,回到武漢。接著受中共長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負責青年工作,任省青委書記。
武漢淪陷前夕,大批進步人士和團體撤到長沙,李銳頻繁接待。其間,原武漢秘密學聯領導成員、懿訓女中的範元甄,擔任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抗戰演劇九隊的負責人(為地下黨支部書記),與李銳邂逅。他倆在“一二·九”運動中便已熟悉,有時在東湖泛舟聚會,有時去教堂布置任務,過從較多。“大江東去浪滔滔,似火青春萬丈苗。”(此句並以下未注明詩詞,皆為李銳舊作——筆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戀之情。未久範元甄調去重慶《新華日報》當記者。李銳在信中要求範元甄給他半年時間,尋找楊純;如果找不到楊純,兩人再發展關係。範元甄反對這一動議。因為李銳的俊帥,特別是他的革命膽識、才幹和理論修養,都使她傾心。盡管範元甄不肯許諾“等待半年”,但她還是真誠、友善地打聽過楊純的消息,隻是沒有結果。或許,這正是她期望的結果。
1939年夏,李銳去重慶參加中共南方局(原長江局)青年工作會議。開會期間同範元甄結婚。
失散兩年多的楊純,此時流轉何方?
她起初留在山東,參加了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隊。曆經無數次浴血戰鬥,升任第四遊擊支隊(相當於團)政委。後調皖蘇新四軍根據地,任皖東北特委書記、蘇北區黨委組織部長(黃克誠為書記)。她曾與張愛萍結婚,後離異同宣傳部長張彥結婚。
1943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李銳被誣為國民黨特務而受關押。其中一個荒唐的指責是:傳說他的前女友楊純,在新四軍中有嚴重問題。直到這時,即分別6年之後,李銳才得知楊純在新四軍中。不久劉少奇從新四軍回到延安,鄭重澄清:“整個新四軍中,楊純是第一個最好的女幹部!”一言九鼎,使李銳在這個糾結上得以解脫。
楊純與李銳同齡,範元甄則比李銳小4歲。1938年,世界青聯代表團來中國,支持抗日戰爭。武漢各界召開大會,歡迎代表團,17歲的範元甄代表中國青年即席講話。王明對她的精彩發言,朝氣蓬勃的風采,特別讚賞,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實際上,小範經其國文老師何偉(解放後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駐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長等職)介紹,已經入黨。
小範年輕,漂亮,寫一筆好字,寫一手好文章,口才極好。抗戰初期,她是與彭子岡齊名的中共女記者,在《新華日報》上用本名發表多篇文章。李克農對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過一些情報工作。周恩來和鄧穎超尤其欣賞她,視為幹女兒。小範曾把李銳寫給她的情書,送給周、鄧過目。
範元甄寫信給吳凇、光未然(著名詩人張光年筆名,《黃河大合唱》《五月的鮮花》詞作者)等朋友,說她很欽佩李銳,兩人已經相愛。光未然回信祝福範元甄:“在那許多勇於逐鹿中原的人中間,你選擇了他,當然是不會錯的。”範元甄在寫給李銳的信中坦陳:“在一個可愛的男孩子麵前,對果(李銳昵稱——筆者)的思念就會被挑起。也許因為他正是可愛而為我所愛,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於行蹤不定,聚少離多,李銳利用赴重慶開會之機,和範元甄匆匆結婚。那年他22歲,小範18歲。婚禮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舉行。所謂婚禮,隻是葉劍英給兩人拍了若幹照片,大家吃了頓便飯而已,並沒有舉行正式的儀式。當時周恩來(並鄧穎超)在蘇聯治療臂傷,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來夫婦的臥室,婚床即周、鄧的睡榻。
“搶救”愛情
1939年底,李銳和範元甄雙雙去了延安。
周恩來回到重慶後,責問為什麽把小範調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組織部長)決定的,小範到延安後進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學府馬列學院(其中女同誌較少),便沒再說什麽。在延安期間,小範曾收到周恩來關懷和勉勵她的一封長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上交組織。
抗戰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約為18∶1。李銳和範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個金童,一個玉女,人人豔羨。李銳在閑談中對筆者講過:“那時候,範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謂‘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風頭的一次,是中央舉辦一場關於憲政問題的辯論比賽,範元甄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的代表,抗大學員為共產黨的代表。結果,小範把共產黨一方的代表給辯倒了。這事成為笑談,傳了很久。”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範元甄卓爾不群。有次她走在清涼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帶著警衛員下山。毛閃到一邊說:“小範同誌你先走。”範元甄非常驚訝:主席怎麽知道自己?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發現紡車前麵出現一雙大腳。抬頭一看,毛主席正微笑著看她紡線。主席怎麽認識她,知道她是小範?她一直沒搞清楚。
在馬列學院學習一年多,範元甄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當於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時是主任,副主任陳伯達負責實際工作。20歲的小範,在研究室國際組工作。
1943年4月1日,時任《解放日報》評論編輯的李銳,在“搶救運動”中突然被保安處逮捕。範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麽特務,她在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看是什麽王八蛋搗的鬼吧。”20天後,她又動搖了:“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整風以來,即使不是敵人的問題,我已不能滿意於他,滿意於他之對我。”“除了一個黨員與反革命之間的關係外,再沒有一點私人關係。”可是,5月9日淩晨小範卻又做了個夢:“說是他回到報館,他並沒有問題,誤會都弄清楚了。還有博(《解放日報》社長博古——筆者)講了些話。”就在思想反複之際,老鄧表態了:“小範在小事上比誰都聰明,大事上比誰都糊塗。”範元甄對此“覺得親切,意味著對我的愛護的責備”(43.5.10日記——指1943年5月10日日記,下同)。此後,老鄧在小範的日記中頻頻出現。
老鄧即鄧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搶救”範元甄的幹部。當時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李銳是特務,那麽妻子多半是同夥。範元甄日記稱:“我在夢中!人們都以為我是特務。隻要我說出怎麽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過特務機關的。”小範沒有李銳那麽堅強、剛毅,她心裏灰溜溜的,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情緒。她在43.5.23日記中坦露:“昨晚他們跳舞,起初我沒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後跳了幾次。都沒有上次那樣高興。煩,我又有點不想管束我自己了。這是很危險的。”其所指,很可能是她同鄧力群的關係——她已經被鄧“搶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範元甄“為了改劇本,與恩來同誌長談了一次。有一點新的感覺:黨看問題並不像研究室個別同誌那樣簡單幼稚的。一席話,使我發覺,反特鬥爭以來,連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簡單化了,仿佛什麽都是特務、特務。”(44.3.15日記)
這年6月,經周恩來親自幹預,李銳平反出獄。此前,博古專門找範元甄談話,囑咐她千萬不要把她同鄧力群的事告訴李銳,以免再度打擊他。可李銳放出來當天晚上,範還是如實講了,說她敬佩鄧力群,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兩人是屬真誠相愛。李銳聽完,當即走出窯洞,決然和範元甄離婚,並為此大病一場,在醫院中搶救。
鄧力群當時有老婆孩子,他和小範如此膽大妄為(同床時曾先後被他妻子和胡喬木撞見),影響極壞。鑒此,楊尚昆主持中央直屬機關學委(整風中成立的學習委員會,總學委負責人為毛澤東)大會,連續五天對鄧、範兩人進行批判。楊尚昆嚴肅指出:“在審幹中發生這種挖牆腳就會影響到對黨的政策的懷疑,甚至刺激起對黨感情的決裂。”“從這次事情的責任說來,雙方是一樣的。之所以特別著重責備一方(指鄧——筆者),是因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錯誤。”其根源,是“狂妄的個人主義”。
批判會後,範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邊一個鄉當文書。不想鄧力群竟追到那裏,冒充丈夫,與範同居一周。用當今的話講,是屬“頂風作案”(此事係範元甄在悔疚中告訴李銳的,楊尚昆等領導人始終不知)。
“挖牆腳”一事,無疑成了延安一大醜聞。範元甄名聲掃地,從昔日的一朵花變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楊尚昆在批判大會上的長篇總結發言認真謄抄一份,交給李銳,表示懺悔,同時提出複婚要求。李銳骨頭很硬,但心腸甚軟。當時黃乃(黃興之子)和劉祖春(解放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等摯友都勸止李銳,可在蔡暢等人的說和下,兩人還是於一年後複婚。
2011年一個春日,筆者去看望李銳。李把範元甄謄寫的楊尚昆發言原件拿出來,給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蠅頭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著範的才氣和自疚。李銳感慨地說:“捫心自問,我這一生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也沒犯過什麽錯誤。”他外甥脫口說:“你和範元甄複婚,就是最大的錯誤。”我亦表示同感,進而問李銳:“你那時候幹嘛要複婚哪?”他說:“當時我想,我離了她,我好辦,找個什麽樣的都有條件。可是她怎麽辦?臭成那樣,誰還要她?”
在閱讀李銳和範元甄數十年日記、書信的過程中,本人有個深刻的印象:李銳總是遷就範元甄,讓著她,寵著她。即使是複婚之後的頭幾年,範也常常對李使性子,發脾氣,仿佛出軌、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問過李銳:這是為什麽?李說:“到延安後,她早(流)產一次,還墮過兩次胎;再後,生了三個孩子。這些,都影響了她聰明才智的發揮,所以我總覺得虧欠了她,對不起她,也就總讓著她。”
大難來時
1949年在北京時,周總理去醫院探視張西曼教授,聽說小範也在這裏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時引起轟動。1952年到北京以後,30出頭的範元甄,便擔任了三機部(後為航天工業部)重點軍工廠——青雲儀器廠的總工程師,名位顯赫。正當姹紫嫣紅之際,不料一場暴風雨兜頭而至——李銳在廬山會議中逆鱗惹禍,牽連到她。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如此男女,當屬薄情寡義的少數。範元甄走得更遠:她竭盡全力揭發李銳,把“大躍進”中李銳議論毛澤東的私房話全端了出來,必置夫君於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脫。結果導致李銳被開除黨籍(這場反右傾運動中,隻有李銳被開除出黨),勞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銳罷官後,田家英給他打電話,有這樣一句:“我們是道義之交”。範元甄聽到後馬上舉報,致使李銳家中的電話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電部部長劉瀾波對李銳比較同情、關護,曾撫慰他:“留得青山在,續受委屈吧。”範元甄認為劉與李劃不清界限,亦向上揭發。這一切舉動,並沒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銳的秘書在清理李辦公室的東西時,發現抽屜深處有範元甄寫給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質疑糧食放衛星等當時犯忌的內容。該秘書沒有揭發李銳一個字,但憤不過範對丈夫落井下石,於是主動將此信交給組織。為此,範總工程師同樣受到查處,被貶為熱處理車間爐前工。
廬山會議後,水電部揪出一個“李銳反黨集團”,一百多人受到株連。李銳白天在部裏接受批鬥,晚上回家挨範元甄批鬥——無止無休的高聲責罵。
李銳於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勞改,在這之前,範便提出分手。李銳1960.2.7日記載:“晨,範正式冷靜提出離婚問題。經濟安排等均談到,置我於困境,類掃地出門。過去之惡吵,全由政治也。”1960.2.10日記:“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條,引起大吵,並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1960.2.11日記:“手中無一文。為理發,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謾罵一頓,並將孩子叫來……”1960.3.7日記:“昨天晚上發展到爆炸程度。……結果高舉鉗子,以門代人泄忿,將我的房門打個大窟窿。”
由於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點餓死的李銳得以從北大荒回到北京。沒等他緩過神來,範元甄即於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此前,她把李銳從北大荒寄給她的講“大躍進”真實情況的信,全部上交組織,以示大義滅親。李銳1961.11.30日記吟詩慨歎:“世事當今正反聞,親人終竟變仇人。為避邊寒返都日,一台壓軸辦離婚。”
離異後,李銳住進一個小單間,後搬到另一棟樓裏,自己單獨起夥,保姆蔡嫂有時偷偷給他送些飯菜。沒有搬出前,範元甄經常打上門來。李銳1961.12.3日記:“又大發作,要強攆我出屋,守住將窗戶打開(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後一招是將被窩、什物擲之窗外。出手一攔,則出潑皮撒賴:‘你還打人’。於是我眼鼻之間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門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則是要大流血的。好在這些都有精神準備,並非意外之擊,還破口罵劉(指水電部部長劉瀾波——筆者)。此人實令人心死。抱小妹一陣,心痛之至。”1961.12.6日記:“晚上又大發作:為何回來不檢討,無歉意。從此屋到彼屋,馬上滾蛋。今天痰咳轉重,有氣喘之勢。隻有拚命應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裝也。直僵持到夜三點。”1961.12.18日記:“六點即從床上叫去,要清算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認錯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談,真正沉痛。……嗚呼!當然就不能再給飯吃了。我寧肯餓死,也不能再受此訓淩。拿到4.5斤糧票,總還有飯館。但就是怕,不吃飯仍不得安靜。我生何孽!”搬出去後,仍有感歎:1962.2.13日記:“此人之反複任性,人類之空前絕後。”1962.9.8日記:“夜聽《茶花女》話劇(演員水平不高)。小仲馬留給人類這樣崇高的靈魂,美麗的悲劇。馬格裏特死前終於還能見到悔悟的阿芒,還得到公平。嗬!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藥獨傷心。”
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銳於日記中感傷:“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從沒去過一次翊教寺。現在真有此意願。”翊教寺,即“七七事變”前他和楊純到北京尋找黨組織關係時的住所,亦即兩人熱戀之地。李銳經常想起第一個愛人楊純:倘若當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後,楊純先後擔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局長、周恩來秘書、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和衛生部副部長等職。1953年楊純是人大代表,自上海來京開會,找到李銳,兩人回顧既往,感慨萬端。李銳對範元甄一向寬厚、忠誠,沒想到災難來時,範元甄竟恩斷義絕,把她的不順和失落,化作無盡的仇怨,統統發泄到李銳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水電部黨組本有為李銳恢複黨籍、降為局級幹部使用的意向。怎奈範元甄不斷告發李銳,使劉瀾波等難以援手。1979年回京複職後,李銳才從劉瀾波處得到知:鄧小平看完範元甄揭發李銳的兩大本材料後,說:“太惡劣了,燒掉!”範元甄於“文革”中得知這一情況後,引以為榮:全黨第二大走資派如此這般,更說明自己是正確的……
筆者問過李銳:“鄧小平當年指的什麽?是說範元甄的告密行為和怨毒的言語太惡劣了,還是你的‘反黨言行’太惡劣了?”李銳說:“搞不清。”我說:“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黨言行’太惡劣了,作為重要的文字證據,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不會讓人燒掉的。”
李銳在1962.10.5日記中寫道:
夜聽《釵頭鳳》。陸遊與唐惠仙悲劇。劇本不算頂好,仍有詩劇之感。陸遊如此多情的詩人。還是“沈園”兩首動人,引起我的許多感傷(劇中“淡了,遠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複舊池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稷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陸遊與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馬,婚後琴瑟和諧,但卻被他母親蠻橫拆散。陸遊無奈另娶,唐婉鬱悶他嫁。兩年後,這對棒打的鴛鴦於紹興沈園偶遇,陸遊悲情難抑,在牆壁上寫下千古絕唱《釵頭鳳》。唐婉和了一首給他,因傷情過度,未久香消玉殞。40年後,陸遊重訪沈園,百感交集。李銳欽慕陸遊和唐婉的深情,更為兩人的離散而歎惋。李銳的感傷在於:自己和範元甄同樣有過美好的戀情和婚姻,而毀掉這一切的,卻是兩次錯誤的政治運動,以及範在逆境中的不貞和寡義……
李銳在1963.12.13日記中感懷:“昨夜看《州委書記》(前蘇聯長篇小說——筆者),九點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愛情與友誼的話頗值得抄下,這是我長期考慮過的:‘大家知道,愛——這是一種不如友誼那樣鞏固的感情,而且,無論如何也是更自私的,隻有在與友誼並存的時候,愛情才是鞏固的,長久的,忘我的。在困難的時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時時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誼會扶助愛情。在愛情無能為力和不忠實的地方,友誼卻能堅持,能經得住一切。’”李銳聯想到的,顯然是自己同範元甄的關係。他在1964.10.12日記中歎喟:“高音(指高聲吵罵的範——筆者)之虐待,很像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確是稀有稀有。”
紅顏知己
1975年,李銳離開關押他8年的秦城監獄,再次被遣送到大別山中的磨子潭水電站。這年,他58歲。此時“文革”已進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驟風狂,人們的情緒亦多鬆弛、懈怠。李銳的勤謹、耐勞、親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詣和思想道德修養,給水庫職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並彭德懷等)洗雪冤情的人,相當多。就在這期間,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銳在給大姐的信中講:“這裏有一個女孩子,很關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獲得一些有益的東西,常幫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補毛襪、毛褲之類,還想學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寫得不好)。”
姑娘聰穎,敏學,勤快,是當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將結婚。為答謝她的照顧,李銳托大姐寄來竹製筆筒和茶葉相贈。卻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奪走生命。姑娘請李銳代擬電報、信件與悼詞等,把他視為精神依托。而此前,當地領導以階級鬥爭觀點,已禁止她與李銳來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關切、憐惜和真摯的愛,轉移到李銳身上。此時,李銳已鰥居14年,此種關愛如一股清泉,澆灌著他那荒蕪既久的情感沙漠。李銳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緣,確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筆者閱讀李銳“文革”日記,通篇皆感沉鬱。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暫記述,漾動著生命的綠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將琬姐寄來臘味蒸了幾小塊。晚上食堂不開餐,自煮臘羊肉麵,並小飲自製橘子甜酒一杯。下午與晚上,見此孤獨老人可憐,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筆者)來與我做伴。特請吃京滬糖果,琬、灼(李銳的大姐、二姐——筆者)寄來尚未開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蘇聯長篇小說——筆者)至一點,也是守歲,但六點不到即醒來,聽老鼠掘洞聲。整個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種甜、肉餡,欣然自賞。”
1976.2.6:“六點起床,鍛煉。下午沿公路下金家衝漫步,路遇舊識漫談。還我青春,想作首詩,難得的愉快心情。夜續摘《冬天》。”
1976.2.8:“六點起床,鍛煉。招待小客人。夜再觀《杜鵑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遲。自午至夜蟄居房中,難得隨意傾心。”
李銳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記上端皆作個記號,不過內容都相當簡略。唯1976.2.16日記,賦詩抒情:
一係紅繩合一人,喜傳海上太湖濱。
時煩雙鯉漆膠誼,豈阻重山魚水情。
誌趣相投偕白首,短長互補葆青春。
風霜冰雪莫何奈,祝願長如梅竹親。
這是已知李銳詩詞中,獨有的一首情詩。從中可見,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摯,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願。“時煩”、“豈阻”,指當地領導已經監視他們。李銳認定自己和姑娘的關係是正常的、正當的,故而表示:“風霜冰雪莫何奈”。結果,風霜冰雪還是很快到來:兩人遭到粗暴幹涉和多次大會批鬥,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領導單位下遊佛子嶺電站舉行的,那裏更人多勢重,被上綱到“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高度。為此,李銳日記中斷數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實難筆訴。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殘人性和良知。一縷美好的情緣,就這樣被斬斷了。其後,李銳在給二姐的信中,訴說了他的憤懣:“翻《龔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這個開一代風氣的人,終身微官,誌不得伸,辭官回鄉,頗有些‘豔遇’流傳。於是有人論述,因不得誌,‘於是乃橫逸斜出,為紅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龔歸鄉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頭著述的。這種‘情不自禁’的詠歎放誕,也是詩人一時難免。我之寫上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並被批鬥——筆者)。當時也頗有‘紅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終墜聊齋故事也。”
多年之後,李銳這段“花事”仍被若幹人視為“汙點”,包括他的女兒。本人則完全相反,認為這是李銳人生中的一個亮點,耀眼的亮點。試想:小姑娘當年26歲,年輕,貌美,她同大自己32歲的李銳相愛,圖什麽呢?或者反過來說:李銳乃戴罪之欽犯,除了“彭德懷反黨集團追隨者”、“階級異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無所有,他依什麽條件與姑娘牽手呢?唯一的解釋是:李銳以其獨有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姑娘的芳心。這場愛情悲劇,無疑映照出姑娘的純潔、真摯和勇敢,令人激賞!
事過多年,李銳始終對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訴我:“這姑娘後來結婚了,留在安徽某縣城,而沒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擔任了要職,但從沒找過我,沒要我幫她解決什麽問題。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錯的。”
替黨向你賠禮道歉
“時待長安新信息,雲天孤雁喜春還。”1979年,李銳平反、複職。範元甄情隨勢轉,對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銳複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銳知悉後一度猶豫:要不要給子女一個完整的家?並為此征詢親友的意向。此時,李銳的親友百分之百、異口同聲、堅決果斷地阻止李銳:你如果還想活下去,好好過個晚年,就絕對不要和範元甄沾邊!他的家庭成員中,都努力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設部負責老幹局工作的張玉珍被推薦。張的夫君已經去世,是聲望很好的老紅軍。當她知道李銳的前妻和三個孩子都在,掛念他們是否應當複婚。劉瀾波於是找她談,在座有電力部副部長王林。劉甚至說:“李銳要是和範元甄複婚,(指著王林說)我們部黨組的同誌都反對。”於是張玉珍同意了。1979年結婚時,李銳62歲,張玉珍49歲。
人們常羨慕和誇獎“米脂婆姨綏德漢”。張玉珍是陝北米脂人,名副其實的美女,她家是貧下中農。延安大撤退時,毛主席曾去過她家那個村,進過她的家,和她母親握過手,拉過家常。她14歲進入綏德抗大學習,後參加八路軍,抗美援朝時擔任後勤工作,當過護士,任勞任怨,還學過醫。後長期在建設部照顧老同誌,甚得好評。“文革”時,她非常厭惡江青和“四人幫”的作為,她家成了老幹部及其子弟的避難所和招待所。
張玉珍樸實,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銳的人品,對他遭受的苦難深為痛惜。她撫慰李銳說:“共產黨對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來好好照顧你,就當共產黨向你賠禮、道歉了。”張玉珍這樣說,也這樣做了。她對李銳體貼入微,悉心照顧。李銳兩次心髒病突發,全是她發現後立即送往醫院,搶救過來的。她守候在北京醫院,幾天幾夜不曾離開李銳的床邊,醫護人員無不深受感動。平日裏李銳吃藥、打針、保健、食療等事,悉數由她料理。
1989年李銳處境艱險。張玉珍非常擔心,特地去找帥孟奇大姐,說李銳很可能遭遇不測,請大姐幫忙,讓自己隨同他一道去,好照顧他(她已經準備好了藥品、注射器等)。帥大姐說:“不會吧,不會吧,你別哭,我答應你。”不久李銳同杜潤生、李昌、於光遠一道,在中顧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趨勢是清除出黨。幾個月後,此舉被陳雲挽救過來。
楊純住在木樨地和李銳相鄰的一棟樓,張玉珍常陪同李銳去看望她。晚年的楊純,似乎看破紅塵,什麽都不想管,也勸李銳不要出頭,免得招惹忌憚和壓製。實際上,楊純是對黨風越來越失望,憂心忡忡。張玉珍多次說:那大姐好哇,真好,我們能談得來。
我問過李銳:楊純有範元甄漂亮嗎?李說沒有,但楊非常有才幹,待人真誠。李銳不止一次對我講:“抗日戰爭中,女團政委很少有幾個,楊純和趙一曼一樣,都是真正帶兵打仗的啊!”欽佩之情溢於言表。我也深為感慨:“當年,你和楊純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銳尤為稱許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張玉珍。他對友人說:“老伴賢良,因此晚年有一個如願幸福的小家。我這條命是她給的,沒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書一多半是晚年寫的。”李銳寫過一首詩《贈老伴玉珍》:
我還越活越年輕,感謝婆姨米脂人。護士醫生兼政委,喜歡亂講最擔心。
李銳以90多歲的高齡,仍經常遊泳,筆耕不輟,殊為罕見。他與張玉珍相親相愛,也時有詼諧逗趣之樂。有次在飯桌上,談起“米脂婆姨綏德漢”,李銳問我:你知道為什麽陝北出美女嗎?我說不清楚。李銳解說:“西北自古以來就是漢族同少數民族征戰和融合的地域。原來‘五胡亂華’有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現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種雜會,就產生美男美女。”我說,你和你父親長得都像外國人,李銳說:“是。我接受邀請去美國哈佛訪問,有人就問我:你是不是猶太血統?我的祖母是廣東客家人,大腳。說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過異民族的融合。”
範元甄同李銳複婚的幻想破滅後,仇怨疊加,揚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罷休。1984年,範向陳雲寫信狀告李銳。此時,鄧力群和一位幹部家屬亦給陳雲寫信告李銳。陳雲批示:既然這麽多人有意見,看來李銳可調離組織部。這個情況是習仲勳告訴李銳的。好在因年齡過線,李銳已兩次請求離休。於是組織部開常務會,肯定李銳在中組部的成績,向全國發文,一體周知。李的組織關係仍留在中組部。
魯迅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李銳、範元甄的悲劇,留給人們很多反思和警示。對於已經作古的範元甄,筆者始終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憐憫,因為她既是助紂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麵對著她年輕時的照片,我禁不住感歎:當初如此美好、優秀、溫存的革命少女範元甄,何以變成後來那個冷酷、暴戾、無情無義的政治怨婦?是誰把她的人格與道德扭曲、異化成這種樣子?
李銳的好友、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發表文章歸結說:李銳和範元甄“是思想改造的兩個截然相反的典型,兩個人各處一極。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延安開始的。可以說,範元甄是在延安經過整風運動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徹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來越‘左’得不可思議。李銳恰恰相反,幾十年間無論用什麽辦法都沒能改造他,批鬥也罷、撤職也罷、開除黨籍也罷、流放也罷、坐牢也罷,李銳還是李銳。他一生中越來自覺地反‘左’,老來反‘左’更堅決、更積極。”
在罹難的20年中,李銳閱讀了許多,思考了許多。“積思多憤聲情烈,劍膽琴心萬玉鳴。”離休後,他重操董筆,著述甚豐,其成就遠遠超過官位上的業績,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2008年,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雜誌社和中國改革開放30年論壇暨評選活動組委會發起,以民間自由投票的方式,評選改革開放30年以來全國傑出人物、經濟人物、社會人物、農村人物各30名。李銳當選傑出人物(同登該榜的有杜潤生、袁隆平、於光遠、吳敬璉、江平等)和社會人物(同登該榜的有劉道玉、吳明瑜、吳南生、周強、周瑞金等),可見其聲望之隆。
李銳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爭議的人物。蓋因其“筆底風波今未免”,“仍騎虎背進諍言”。有爭議是好事,是非辯而澄顯,真理論而錚明,怕的是無人抖擻,萬馬齊喑。李銳自謂“六根未淨少年郎”、“生平意氣老猶昂”,對於曆史檢驗,似乎頗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