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的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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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造成的毀壞馨竹難書

(2016-02-21 19:23:00) 下一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3)

    次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共產黨的幹部子弟們榮登天安門。集會到下午才散,除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學將美術教師陳寶坤圍毆至死外,當天紅衛兵們沒做什麽大事。驚天動地的“砸爛舊世界”的行動是第二天清晨開始的。

    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勳。次日,全國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報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報更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於是,史無前例的“破四舊”運動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

慘過八國聯軍的洗劫



    一九○○年八國聯軍洗劫頤和園時,曾槍擊萬壽山頂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遊人行至山頂,每見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沒頭沒腦的佛像,無不痛惜萬分。而今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前去“破四舊”,似乎是為了替八國聯軍完成未竟的任務。凡是在戰火中幸存未毀而他們又夠得著的佛像,沒有一個幸免。



    當年英、法侵略軍焚毀圓明園是為了洗滅其搶劫中華國寶的罪證。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則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砸佛像,目的是鏟除“舊文化”,園內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就這樣被摧毀了。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皆反動派

北京體育學院就在頤和園附近。兩派學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組而弄得灰頭土臉,決計到頤和園去顯示其革命決心。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無數亭台樓閣,幾乎每一個雕梁畫棟都有精細的畫,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蟲鳥。人物畫都有典故出處,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四個人皆屬反動派,必須消滅。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紅八月”過後,筆者到頤和園試圖尋找幸存的人物畫,發現一個不剩,連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都沒逃脫一“破”。



    用油漆或者黃泥漿塗抹壁畫,是“破四舊”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縣建於唐代的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國等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他們是強盜,重的是一個“錢”字。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重大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他們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4)



一千萬戶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來的說法,“抄了十萬戶資本家。”(6)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7)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8)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9)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10)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11)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後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他正在香港為父親做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匆匆趕回,卻被中學生抄了家。郭氏愛好玉器,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在紅衛兵眼裏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國畫院畫家惠孝同作的畫。但此時國畫家幾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紅衛兵抄他的家時發現一隻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訪問印度時印度友人的贈品,老舍轉贈給惠孝同的。“看你們這些反動文人還張牙舞爪的!”抄家者舉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將象牙砸得粉碎。他們將畫室砸得一塌胡塗,勒令惠孝同自書一幅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貼於門窗,才揚長而去。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卻認為刻瓷藝術品也是“四舊”,把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不複再現。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不準抹殺紅衛兵的功勳》,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拿出來展覽……”(12)於是,全國大抄家之餘,又有了個“大展覽”。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對象。他與妻子、女作家謝冰心夫婦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學院辦了個“修正主義生活展覽”,將從他們家抄出的物件,以及從別人家抄出的東西,一並算在他們二人的名下,對全校開放展覽。他們家既無金銀財寶,又無殺人武器、變天帳,隻好拿皮鞋、料子衣服、進口手表,各種“封、資、修”的書籍等,湊足了一個展覽廳。(13)



焚書燒畫遠甚於日寇



    二十世紀初,商務印書館費時十餘年在全國搜購,曾徵得四十六萬冊珍貴書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閘北,日機炸毀商務印書館,並縱火焚燒其東方圖書館,該館珍藏的那四十六萬冊書籍毀於一旦。該館董事長、名學者張元濟痛心疾首,說:“工廠及其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無從複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幾十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了這場浩劫!”(14)



    被日寇焚毀的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可是張元濟哪裏會知道,倘若那幾十萬冊書當年不曾被他搜購起來中,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能避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場浩劫的恐怕不會很多!“破四舊”遠甚於日本人製造的那場浩劫百倍!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他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15)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後,被趕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學者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八十四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16)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17)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前國務院交通部長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歡藏書,曾對周恩來說:“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買書藏書。我死後,這些書就歸國家。”到六六年時,他的藏書已逾萬冊。附近一個中學征用他的家作紅衛兵總部,他的書便成了紅衛兵頭頭夜裏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數善本書被北京圖書館收去之外,他的藏書全被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18)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鍾樓大街的鍾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認那些山水花鳥的“反動內容”。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麵上用紅筆打個叉。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普陀區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製止。在焚燒被止住前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江青點名咒罵名畫家齊白石後,北京紅衛兵砸了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題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畫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個不剩。朱屺瞻進“牛棚”時已七十五歲,能活下來已屬萬幸。其他上海畫院畫家,如白蕉、錢瘦鐵、陳小翠、吳湖帆則不如他幸運,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紅衛兵焚書,無遠弗屆。當年諸葛亮病死葬身的陝西勉縣,“珍藏於人民群眾中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20)四川蒲山縣鶴山鎮僅五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也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21)廣西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22)



    邊疆也不例外。遠在天邊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和老撾為鄰,離北京足有三千公裏,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23)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燒書汙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24)



改名字比賽席卷全國



    商店字號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製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那裏裁製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餘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聽到她的名字後說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變成了“宋要武”。一時間,改名字比賽立即席卷全國。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鬥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鏟除之列。北京蘇州著著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著著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26)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時代避諱不得說“豬”,這“避諱”本是不折不扣的“四舊”。如今江青卻拾起“避諱”,把它變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類”的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誠忠,從“繼承祖宗”改成“對黨忠誠”。京劇演員錢浩粱,姓氏上粘了銅臭的“錢”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沒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有個土匪,因臉上有撮毛,人皆稱他“一撮毛”。江青從那個“毛”字聯想到夫家毛澤東,一聲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倫不類的“野狼嚎”。



抄收少數民族服飾



    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漢人的特權。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動、是否需革命,以漢人的文化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所以少數民族的文化整個成了革命對象。譬如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也被列為‘四舊’沒收。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家具等等,都算為‘四舊’,一概搗毀。”“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28)



革命從頭革到腳



    馬、恩、列、斯、毛,胡須一個比一個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黨外人士黃治中的一尺餘長的銀須已蓄留了幾十年,現在突然發現那是“四舊”,祗得忍痛割愛。



    女人的長辮也是革命對象。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一律強行剪掉。(29)



    一些頭發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同胞歸國訪問,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他們時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30)曾三次蟬聯世界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說了一句“紅衛兵剪人家頭發,怎麽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擊偉大領袖,被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鬥爭。(31)



    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製裁。人民日報聲援紅衛兵,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32)尖頭皮鞋並不多見,於是凡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麵消聲匿跡。一般人也沒有。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準穿西裝、旗袍,不準坐進口小汽車,不準掛宮燈……”(33)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在回憶錄裏記載了在天津見到的“破四舊”的場麵:“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隻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裏拿著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盡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幸免。”(34)



龍、鳳皆屬“四舊”



    共產黨是馬克思的傳人,自從共產黨上台,“龍的傳人”的說法就在中國消聲匿跡。吉林省延吉縣龍井鎮,真有一眼“龍井”。那塊寫著“龍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學生砸毀。河南安陽縣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龍壁,被砸成了一堵頹壁。(35)



    龍是“四舊”,鳳亦受累。廣西南寧市邕江大橋的欄杆有鳳凰浮雕,皆被砸毀。浙江建德縣審查各類商品,凡商標上印有龍和鳳圖樣的,一概沒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燒,恰如當年林則徐焚燒鴉片。



    當年十月,毛澤東表弟賀曉秋的兒子賀鳳生從湖南到北京向毛澤東告禦狀,告訴他湖南農村怎樣砸“老祖宗積攢下來的古董”:“毀了好多值錢的東西。接新娘子的花轎砸爛了,淩波床也打爛了,龍鳳朝陽、百鳥朝鳳的圖案打爛了,嶄新的雙鳳朝陽的絲綢被麵放火燒掉……繡花鞋裹腳布也當四舊之物展覽。注滋口還把花露水、雪花膏當資產階級用品倒在河裏……”“打爛了人家的神龕,撕下天地君師父母的神位……換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澤東選集……”(36)



    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龍袍戲衣、鳳冠、玉帶、朝靴等戲裝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廟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了個一乾二淨。



    焚燒戲裝道具之風刮遍全國。各地方劇團的戲裝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寧鄉縣花鼓戲劇團的戲裝道具,“絕大部份被毀。”(37)連僻遠的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文化館的戲裝也中學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燒了事。



全國的獅子都遭殃



    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對保護文物出過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間曾發布一係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各省、市、縣亦循例將當地主要曆史文物納入重點保護的名單。但如今周恩來卻也趕起革命時髦來。他對北京“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38)



    這一來,全國的獅子都遭了殃。大連星海公園一對漢白玉獅子被砸得腿斷身殘。沈陽遼寧省博物館門前的一對彩陶獅子被砸爛。湖南寧鄉縣鄉間,橋頭多有石獅子為飾物。那些石獅子“在破四舊中絕大部份被毀。”(39)江西安遠縣宗祠,門前多立石獅,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獅,門樓鑲嵌石雕門額。“紅衛兵掃四舊,視石刻為封、資、修的產物,肆意毀壞,今存甚少。”(40)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曆代修葺保存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母獅身上還有五隻幼獅,是一件藝術珍品。如今,那對獅子成了周恩來所說的“封建產物”,被砸得肢體斷裂,麵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當夜,省城太原發去電報,說是要執行周總理的指示保護文物古跡。但是太遲了,殘破的獅子已被拉走,扔進了臭水坑。(41)



“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



    早在一九**年,毛澤東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42)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文才回憶: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詫異室內室外都見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頭腦機靈的周恩來馬上表示讚成毛的意見,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中共打天下時的總司令朱德不認為有必要像周恩來那樣迎合毛澤東。他照樣伺弄他的蘭花。可是“紅八月”中的一天,他從外麵回到家裏,發現他心愛的幾盆蘭花被孫子砸了,氣得舉起拐杖打去:“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但這時舉國都在“破四舊”,他沒有辦法保住他的蘭花,便將剩下的蘭花悉數送給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貴蘭草。該寺的蘭草全被毀掉,包括幾年前朱德訪問故鄉時贈送的蘭草。與朱交流過蘭草栽培技藝的和尚僅從紅衛兵手中奪回一隻花缽。(44)



    長春不少人養植君子蘭,全城的君子蘭都被拔,毀成泥。僅少數人養植能手將君子蘭藏於下水道、廢品庫,甚至藏進動物園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蘭未得絕種。



    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每座樓前都有個花圃。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個樓的南區,花草還得為這些無產階級新貴服務。而北區的花草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被革了命。兩年後北區要重新接待外賓時,兩座樓前的花圃裏卻分別是無產階級的菠菜和玉米。緊急調動一個班的戰士一一鏟掉,然後再到處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無一處能找得到花。幸虧天壇公園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著救了急。



    花草是資產階級,樹木也不夠革命。杭州郊區望江山療養院院長熱心種樹,全院都是濃密的樹蔭。他不愛革命,就愛種樹,被指為“種樹院長”,關押批鬥。不久屍體從富春江裏撈起,無人知道他被打死還是自殺。



各地孔廟無不遭殃



    還在文革之前,“四舊”已屬被破之列。王陽明【公元1472—1528】在世時,曾委托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築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後,後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曆史。幾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年被當局平毀無遺。(45)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鼇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46)山東萊陽縣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簷鬥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文革後曆時五年方修複。



大小寶塔被炸毀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48)



    浙江三門縣文峰塔被炸毀。(49)山東萊陽縣文筆峰塔,“塔身總高約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毀沒。”(50)江西崇義縣文峰塔,當地《縣誌》形容為“高聳插天”,如今被指為“四舊”而拆毀。(51)



    意大利有個“比薩斜塔”,湖南武岡縣也有個斜塔。該塔由磚砌成,七級呈八麵角錐狀,各級簷下均畫有精細的飛禽走獸、亭台樓閣、樹木花草。古《武岡州誌》記載:“泗洲塔……在東門外,宋元豐元年建。”算來已有九百年曆史。該塔不僅曆史比比薩斜塔更古老,塔身傾斜度也大於比薩斜塔。如今人們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藥,就一下子轟倒了它。從此再也沒人為武岡斜塔為什麽斜而不倒而費腦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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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star 回複 悄悄話 毛臘肉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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