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的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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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葉劍英接見江青前夫唐納的驚人內幕
1978年12月唐納回國受到了葉劍英元帥的接見。這次重要的接見在當時秘而不宣，照片也沒有見諸報端。直至整整30年之後，在介紹葉劍英生平時，才“順便”刊登了這張接見唐納的照片，而照片說明詞仍稱唐納是“旅法華僑”，似乎與“中調部”毫不沾邊。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3年第11期，作者：葉永烈，原題為：《唐納的真實身份》
在2012年第10期《同舟共進》雜誌上，讀到賀越明先生的《唐納：神秘的身份之謎》一文，看得出，賀越明先生對於江青的前夫唐納的政治身份--是不是中共黨員、何時加入中共，進行了認真的考證。作為《江青傳》作者，我讀畢之後，曾經在2012年10月24日給《同舟共進》編輯郭芙秀小姐發去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
郭小姐：看到貴刊關於江青前夫唐納中共黨員的考證文章。其實，唐納雖然生前名義上是巴黎天橋飯店老板，實際上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而且還是國家安全部情報人員。正因為這樣，唐納回國時參加接見的有羅青長、葉選基，他們都是國家安全部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作者顯然不知唐納的“底細”。我因寫《江青傳》，曾經“考證”過唐納的真實身份。
關於唐納是中共黨員，我在《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中已經很明確寫及，1936年4月26日唐納和藍蘋（江青）在杭州舉行婚禮，“唐納那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還在論及江青是一個左翼文化工作者時，曾提及，江青先後嫁過的四個丈夫，即俞啟威（黃敬）、唐納、章泯、毛澤東，都是中共黨員。
至於唐納晚年，“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而且還是國家安全部情報人員”，這一敏感身份，我在寫《江青傳》時就知道，隻是在當時尚屬於機密，所以沒有寫進《江青傳》。現在時過境遷，到了可以說的時候了。
關於唐納的真實身份，我是在1986年8月7日采訪唐納摯友夏其言時得知的。當時的采訪錄音帶，後來我轉成數碼，刻在光盤上。寫這篇文章時，我又聽了一下，27年前他的談話聲仍相當清晰。
夏其言跟唐納、江青同齡，都屬虎，生於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2002年10月23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年88歲。
記得，在27年前，當我得悉唐納摯友夏其言在滬工作，便於1986年8月4日下午前往拜訪。炎夏酷暑，柏油馬路都有點酥軟了，我叩響一幢小樓的房門。我以為，倘若夏老不去黃山、青島避暑的話，定然在家午睡。出乎我的意料，夏師母告知，夏老上班去了！他和唐納同歲，也屬虎，當時已是七十有二了，照樣天天去報社上班，工作日程表排得滿滿的。
幾次打電話跟夏老約時間，他不是接待外賓，便忙於業務。總算他有了空餘，在1986年8月7日與他得以長談。除了聽覺差一點之外，夏老身體甚健，記憶清晰。此後，我得以多次向他請教。
史枚深刻影響了唐納和夏其言
夏其言說，他跟唐納相識，說來純屬偶然：夏其言是浙江定海人。1927年就讀於舟山中學。高中畢業之後，1934年正值劉鴻生開辦的中國企業銀行招收練習生。夏其言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個青年名叫馬驥善，意氣相投，遂結為好友。
馬驥善之兄，即馬驥良，也就是如今人們所稱的唐納。馬驥良常到銀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結識了。夏其言也隨著馬驥善喊馬驥良為“大哥”，雖然他跟馬驥良同齡。
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夏其言呢？正追求進步，悄悄地在讀馬列著作。正因為這樣，他跟馬驥良相見恨晚，非常投機。
夏其言說，馬驥良當朋友有難，就會挺身而出。夏其言當時正與一位姑娘相愛，而姑娘因家庭窮困曾被迫與一位大資本家之子訂婚。當唐納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裝成一個律師，夾著一個公文皮包，來到那資本家家裏，陳說利害。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居然使那資本家的兒子不得不放棄了訂婚婚約……年逾古稀的夏其言回憶往事，指著他的夫人笑道：“她便是當年的那位姑娘！我們都很感謝唐納熱情相助……”
馬驥良再度為朋友挺身而出，那朋友非同尋常。夏其言記得，有一天，馬驥良神秘地對他說：“我有一個朋友，很有學問，可以教你懂得許多革命道理。不過……”說到這裏，嘎然而止，馬驥良用雙眼看著夏其言。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我不怕風險。”馬驥良這才輕聲地說：“他沒地方落腳，你敢不敢收容他？”夏其言一口答應下來。
當時，馬驥良租房居住，房間很小，而夏其言的父親在“十三層樓”（今上海錦江飯店）掌廚，他家住離“十三層樓”不遠的長樂路怡安坊17號，石庫門房子，獨門進出。
過了幾天，夏其言家多了一位青年“房客”。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間小屋。他跟馬驥良、夏其言同庚，所以很談得來。此人足不出戶，終日閉門幽居，鄰居從不知馬家有“房客”。所謂“房客”，隻不過夏其言對親友的遮掩之詞罷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筆名為史枚，真名佘其越、佘增濤。此人跟馬驥良同鄉、同學，馬驥良用“總角之交”來形容。所謂“總角之交”，即少年朋友。總角，少時所梳之小髻也。
日子久了，夏其言才明白，佘其越乃中共地下黨員。他在上海楊樹浦活動時，被國民黨警察逮捕，押往蘇州反省院。那時，蘇州反省院有所謂“假釋放”製度：如果有兩家鋪保，“犯人”可以“假釋放”兩個月，屆時自回反省院，仍舊關押。“假釋放”的本意，是讓“犯人”體驗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然而，佘其越卻趁“假釋放”之際出逃了！
佘其越請求馬驥良幫忙。神不知，鬼不曉，他隱居在夏其言家裏。國民黨警察局急得跳腳，卻也不會查到夏家，因為在此之前，佘其越跟夏家毫無瓜葛。
佘其越擅長寫作。在隱居中，寫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納，由馬驥良送出去發表。馬驥良自己寫的文章，也署名唐納。於是，唐納成了佘其越和馬驥良合用的筆名。馬驥良本來以“羅平”為筆名，在常用“唐納”之後，漸漸地，人們以“唐納”相稱，以致後來變成“唐納=馬驥良”。佘其越隱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馬驥良。以下按照人們現今的習慣，稱馬驥良為“唐納”，而稱佘其越為“史枚”，因為他的真名已被國民黨政府上海警察局記錄在案，他改名史枚，直至解放後一直用史枚為名。
史枚跟夏其言朝夕相處，教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引導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佘其越的影響下，夏其言於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夏其言告訴筆者，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張承宗。張承宗在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副市長。在夏其言之前，唐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唐納跟藍蘋相愛之後，藍蘋也成為夏家的常客。藍蘋曾經送她主演的話劇的戲票，給夏其言的弟妹以及父母親。此外，電影導演鄭君裏的夫人黃晨（筆者於1986年6月16日采訪）、藍蘋所住環龍路許家房東的保姆秦桂貞（筆者從1986年7月26日起多次采訪），是藍蘋的密友，也來夏家。正巧，唐納、藍蘋、史枚、夏其言、黃晨、秦桂貞是同齡人，然而不約而同以史枚為長。因為他是“C．P”（共產黨），而且學者風度，老成持重，唐納、夏其言尊敬他理所當然，藍蘋在他麵前也頗恭敬。就連她跟唐納吵了架，也常常要到怡安坊來，在史枚麵前告狀，請史枚“仲裁”。
夏其言記得：當藍蘋跟唐納在史枚麵前吵鬧時，甚至動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記得：有一次，天還沒亮，他跟史枚還在睡覺，突然，藍蘋披頭散發，前來敲門。藍蘋剛進來，唐納也來了，又是一場大吵大鬧。
夏其言還記得：有一次，在他的家裏，當著史枚和他的麵，藍蘋抓住唐納的頭發，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
夏其言告訴筆者，一天，當藍蘋跟史枚、唐納、他一起閑聊，藍蘋隨口說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層板。”這，大抵就是藍蘋為人處世的“訣竅”。正是這句“名言”，她征服一個又一個男人，朝著“高居人上”的目標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藍蘋還有一句“名言”：“英雄人物創造曆史，我如果不能成為英雄，也要成為英雄的終身伴侶。”大約正是出於這一“行為準則”，她最後選擇了毛澤東。
在孤島上海從事秘密活動
唐納與藍蘋分手之後，日軍進逼上海。藍蘋經濟南、西安，於1937年8月進入延安，改名江青。唐納則在1937年底前往武漢，然後來到“陪都”重慶。
看到唐納在山城孤身一人，趙丹有意把18歲的女演員陳璐介紹給唐納，便對陳璐說：“我有個好朋友，想見一見你。”陳璐問他，這位好朋友是誰？趙丹便向她介紹了唐納的身世、為人……
陳璐記得，1938年3月的一天，由趙丹作東，請她和唐納在重慶冠生園吃飯。唐納和陳璐一見傾心，唐納頻頻約她去騎馬，去重慶南溫泉遊泳。唐納親熱地喊她“璐璐”，她則叫唐納“羅平”。他們以閃電的速度結婚。為了紀念他們的相識之處，婚禮也是在冠生園舉行。
1938年10月，唐納與陳璐經越南河內，到達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個多月，乘船返回上海。當時上海處於所謂“孤島時期”：自從1937年8月13日的“8·13”淞滬會戰之後，日軍占領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半部，即今虹口、楊浦兩區，還占領了上海四周，隻剩下上海法租界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稱為“華界”。“華界”成為日軍包圍下的孤島。
唐納和陳璐住在法租界海格路（今華山路）、江蘇路口。唐納改用筆名“蔣旗”，發表多幕話劇《陳圓圓》，又寫出多幕話劇《生路》。陳璐在上海當演員。唐納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雲，“紅葉”的含義是與“藍蘋”相對。
1940年5月1日，陳璐生下兒子，唐納非常高興，為兒子取名“馬均實”，意即“均分勞動果實”--出生那天的勞動節。唐納還為兒子取了奶名，叫“紅兒”，這奶名顯然來自。陳璐的藝名“紅葉”。
筆者於1998年2月21日在漢口采訪了當時已經78歲的陳璐以及58歲的紅兒。據陳璐告訴筆者，當時，陳璐並不知道唐納的政治身份，隻知道他常常行蹤機密。有一回，唐納對她說：“如果我被捕，牽連了你，你就說‘我早就跟唐納離婚了’！”陳璐聽了愕然。
後來，突如其來的事情，果然發生了。記得，那是一天清早，她所住的三樓忽然響起了敲門聲。那時，唐納不在家，他離滬秘密前往重慶了。陳璐和紅兒以及保姆留在上海。保姆開了門，門外站著的竟是法國巡捕。巡捕問：“陳小姐在家嗎？”陳璐應聲而出。巡捕說，要她去巡捕房一趟。陳璐吃了一驚，就故意改用武漢話說：“孩子還沒有‘過早’呢！”所謂“過早”，是道地的武漢話，意即“吃早飯”。巡捕卻堅持一定要她馬上就走。
陳璐下了樓，見到巡捕房的汽車停在樓下。她被帶到法租界盧家灣巡捕房。到了那裏，巡捕倒顯得很客氣，一邊給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邊說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陳璐“過完早”，巡捕帶她到另一個房間去。一個大塊頭巡捕開始對陳璐進行審問：“你是唐納太太嗎？”陳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納的囑咐用武漢話說道：“我跟唐納已經離婚了，不再是唐納太太了。”“大塊頭”接著問：“你知道，唐納在哪裏？”陳璐答道：“我跟唐納已經離婚好幾年，我不知道他在哪裏。”“大塊頭”麵對這位一問三不知的陳小姐，隻好放她回去。
陳璐慶幸唐納事先為她編好對付巡捕的“台詞”，所以也就順利“過關”。她來到上海蘭心大戲院，全身心地投入《天羅地網》的排練。她萬萬沒有想到，過了幾天，巡捕又來找她。
這一回，她來到巡捕房，“大塊頭”扳起了麵孔。原來，巡捕經過暗中調查，得知她根本沒有跟唐納離婚。所以，當她又一次聲稱自己跟唐納已經離婚，“大塊頭”也就不客氣了。她被關押在巡捕房。她說，唐納不在上海，到底在哪裏，她不知道。她強調自己正在“上戲”。她如果被關押在巡捕房，不去劇院，戲沒法上演，劇團的經濟損失誰負責？
審了幾回，從陳璐嘴裏得不到關於唐納的線索，巡捕房把陳璐關押了三天之後，隻得又一次把她放了。
回到家中，陳璐很快就發現，家門口有人盯著，直到夜裏熄燈之後，盯梢的人才離去。白沉（後來在1955年擔任電影《南島風雲》導演）來看望她，勸她趕緊把唐納放在家中的進步書籍轉移。陳璐找唐納的“把兄弟”張靜林商量，悄悄把這些書籍轉移到他家。
過了半個多月，大約沒有發現唐納回家，樓下那盯梢者這才消失了……
唐納從重慶回來了。陳璐把那場虛驚告訴唐納。唐納笑道，他事先替她擬好的“台詞”，還是派上了用場呢！他並沒有把巡捕房為什麽這樣“關注”他的原因說出來。直到好多年之後，她才知道唐納當時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這才使巡捕房對他格外注意。
有國難回定居巴黎
陳璐跟唐納的婚姻隻維持了8年。唐納在重慶，愛上另一個演員康健，開始同居。這一同居關係維持不了多久，唐納與康健因性格不合，終於分手了。
抗戰勝利後，唐納從重慶回到上海。應《文匯報》總經理嚴寶禮以及總主筆徐鑄成之邀，進入《文匯報》，擔任副總編。徐鑄成原在《大公報》，與唐納有過同事之誼。這時，唐納改用“馬季良”這名字。
唐納來到陳璐家，陳璐已經與一位鹽商結婚。但是唐納常常看望紅兒。
此後，唐納在上海又傳出新的戀情：1947年8月唐納出席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見到《自由論壇報》女記者陳潤瓊年輕、俏麗，能操一口純正英語。才華出眾的陳小姐，頓時使唐納為之傾倒。用唐納的話來說，那就是“驚為天人”！
唐納熱戀著陳小姐，不斷地給她寄一封封用蠅頭小楷寫成的情書。最初，一頭熱，一頭涼。唐納有情，陳小姐無意。陳小姐乃名家閨秀，福州人。陳小姐是原駐法公使陳籙的第三個女兒，自幼受家庭薰陶，精通英語、法語。
1949年2月，陳小姐調往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工作。已經在香港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唐納，向報社提交辭呈，也飛往紐約，先在紐約日報工作，後在聯合國一家中文印刷廠工作，為的是能夠與陳小姐在一起。
唐納看似是為“追”陳潤瓊而遠赴美國，其實那是隨著中共在解放戰爭中節節勝利，唐納雖然滿心歡喜，卻決定離開。他深知，藍蘋是一個報複之心極重的女人，她已經成為“第一夫人”。當年她在上海，敢於當著夏其言的麵，抓住唐納的頭發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倘若唐納留在中國，那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不知會怎樣折騰他！
正因為這樣，唐納“追”陳潤瓊小姐，從美國紐約“追”到法國巴黎，在那裏與陳潤瓊小姐結為伉儷，並開設天橋飯店。為了遠避江青之勢，唐納更名“馬紹章”，而陳潤瓊則用英文名字安娜。最初，在巴黎華人之中，人們隻知馬紹章先生乃國民黨政府原駐法公使陳籙之“駙馬”，並不知道他是中共“第一夫人”之前夫。
唐納有國難回，心中記掛著紅兒。據紅兒告訴筆者，1953年紅兒收到父親從法國寄來的四百八十萬法郎（舊法郎），給他買自行車。另外，唐納還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夏其言、許懷沙等照料紅兒。後來葉露茜自告奮勇，挑起照料紅兒的擔子。當時，葉露茜照料著她和趙丹所生的兩個孩子以及她和杜宣所生的七個孩子，加上紅兒，總共有十個孩子。紅兒在上海長寧中學上學。葉露茜擔心他年紀小，不會管理自己的生活，每月把三十元生活費交給學校的教導主任。紅兒要錢用，寫“條子”向教導主任領取。紅兒成人後，到上海《文匯報》社工作。唐納曾擔任《文匯報》總編輯。所以，紅兒在《文匯報》社，得到唐納的老朋友們的多方照料。紅兒說，在《文匯報》，上從總編輯，下至排字工人，一說起唐納，都很尊敬。後來，紅兒轉到安徽、湖北工作。
在“文革”歲月，幸虧唐納身居海外，“旗手”鞭長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中共中央調查部安排他回國探訪
一直到1976年中國爆發“十月革命”，江青成了階下囚，唐納終於可以回國探望了。
夏其言告訴我，1979年初，他正出差北京，突然接到報社黨委電話，要他立即回滬。
夏其言趕回上海，這才得知“中調部”找他。
“中調部”，亦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簡稱。如今，很多人隻知道國家安全部，而不知道中共中央調查部。如同名稱所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中共中央，是1955-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對外情報的最高級別的情報機構。“中調部”的前身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聯絡部。1955年6月20日，中央中央調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長為李克農(兼任)，秘書長為羅青長。從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央中央調查部為主體，與公安部的反間諜部門及其他部分相關單位合並，組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
“中調部”為什麽突然找夏其言呢？原來，唐納從1948年離開中國大陸之後，首次從巴黎回國。盡管唐納在法國已經用馬紹章之名多年，但“中調部”對夏其言還是稱他為唐納。唐納回國，“接待單位”便是中共中央調查部，他在法國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
其實，唐納是1978年冬日從巴黎來到北京。唐納在北京的時候，夏其言也正出差北京，但是“中調部”並不在北京找夏其言，而是讓他回到上海，通過組織關係找他，讓他在上海接待唐納。
當夏其言正在為唐納由“中調部”出麵接待感到驚訝的時候，“中調部”的幹部告訴他，唐納此行，對外嚴格保密，所以要求他不能透露唐納的消息，尤其是他在新聞界工作，尤要注意。由於夏其言是唐納要求回國時要見的摯友，所以“中調部”通過上海《解放日報》黨委事先約見夏其言。“中調部”的幹部還輕輕地告訴夏其言，“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表示唐納過去是中共黨員，中間曾經脫黨，如今“又入黨了”！“中調部”的幹部說，見麵時對於唐納的稱呼，用“馬先生”。
夏其言在把這些情況告訴筆者時，唐納尚健在，所以他再三關照，“讓你知道這些情況，是為了使你寫《江青傳》時把握好唐納的政治分寸，不能把他寫成朝三暮四追求女性的人，他有著革命理想。但是你不能對外透露唐納的真實身份。”正因為這樣，我在《江青傳》裏，隻在寫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唐納時，提及他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另外，在《江青傳》寫及唐納的後來時，提及他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曾回到中國大陸：“不過，他幾度回來，行蹤保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麵。”我隻字未提唐納的特別身份以及與“中調部”的特殊關係。
夏其言記得，當時“中調部”安排唐納住在上海東湖招待所。東湖招待所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東湖路，離上海繁華的商業街淮海路隻百米之遙，最初是上海大亨杜月笙住宅，後來成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招待所。記得，我就是在這家東湖招待所，采訪從北京來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陳雲夫人於若木、張聞天夫人劉英來上海，也住那裏。如今那裏改為東湖賓館。
夏其言說，他終於與闊別整整30年的老朋友唐納見麵，異常興奮。唐納夫人陳潤瓊也一起來了，他跟陳潤瓊是初次見麵，她果真是名媛風度，大家閨秀。夏其言稱唐納為“老馬”，而稱陳潤瓊為“馬太太”。
夏其言說，他發覺，唐納仿佛變了一個人，他不像當年豪爽直率，而是變得謹言慎行。唐納跟夏其言談話，隻談往事舊誼，極少涉及在法國的生活。唐納在上海電影界、新聞界朋友眾多，他隻會見了鄭君裏夫人黃晨等極少數老朋友。
筆者在采訪鄭君裏夫人黃晨時，她說，鄭君裏在“文革”中受盡折磨，被投入監獄，於1969年4月23日病逝。
鄭君裏是唐納、藍蘋的好友。1936年4月26日，22歲的唐納、藍蘋，與趙丹、葉露茜以及顧而已、杜小鵑，三對明星伉儷一起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證婚人為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後來成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主持人便是鄭君裏。黃晨回憶說，當時她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告訴筆者，當年在上海電影界，袁牧之、鄭君裏、唐納、趙丹四人誌同道合，曾結為把兄弟，依照年齡稱袁牧之為大哥，鄭君裏為二哥，唐納為三哥，趙丹為小弟。
黃晨說，在“文革”中，江青委托張春橋找鄭君裏談話（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場），要他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後寫給他的幾封信以及她的兩張照片。1966年10月9日淩晨，位於上海淮海路的武康大廈3樓的鄭君裏家，遭到喬扮為紅衛兵的空四軍教導隊的大抄家，抄走日記、書信、手稿、相冊等資料。不久，鄭君裏被捕入獄。鄭君裏心知肚明，這一切皆因他對“旗手”江青往日的曆史知道太多……
黃晨說，唐納對鄭君裏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歎說，倘若他在國內，會比君裏更慘！
在黃晨的陪同之下，唐納和夫人前往鄭君裏墓，虔誠地獻上鮮花。
夏其言記得，唐納和夫人在滬期間，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麵。唐納依然對中國電影保持濃厚的興趣，但是“中調部”規定他不能去電影院觀看（盡管東湖電影院近在咫尺），隻能在東湖招待所的內部小放映室為他和夫人專門放映。
唐納在滬期間，宴請老朋友。夏其言和妻子當然在邀請之列。在那次宴會上，夏其言見到的隻是唐納在上海的幾位老朋友，七、八個人而已，其中有著名電影演員趙丹，也有黃晨。他們一起喝啤酒。趙丹是當年介紹唐納與陳璐結合的“月老”，當然當著陳潤瓊的麵就不提那段往事。夏其言的妻子則說起當年唐納飾演“大律師”、為她解除婚約的往事，唐納哈哈大笑起來了。
夏其言的妻子還邀請唐納夫婦來家做客。這原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令夏其言驚訝的是，唐納竟然麵有難色，沒有爽快地答應下來。夏其言馬上意識到這可能與唐納此行的保密規定有關。大約是唐納請示了“中調部”，這才答應回訪，和夫人一起來到夏其言家中。
葉劍英元帥接見唐納意味著什麽
就在這次唐納回國，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葉劍英元帥的接見。
有了夏其言和黃晨的回憶，就為葉劍英元帥為什麽會接見“旅法華僑”唐納，做出了順理成章的解讀。
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右一為羅青長
在那張曆史性的照片上，站在葉劍英元帥一側的羅青長，曾經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秘書長、副部長，而在1978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站在葉劍英元帥另一側的是葉選寧和葉選基。葉選寧乃葉劍英之子，當時任國務院經濟委員會辦公廳康世恩秘書。葉選基乃葉劍英之侄，筆者多次采訪他。葉選基在“中調部”工作多年。2009年5月31日筆者在國家安全部上海某處賓館拜晤葉選基時，在座的多位是葉選基當年在“中調部”工作時的老同事。至於葉劍英元帥，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於他領導。“旅法華僑”唐納，其實是中共特別黨員，“中調部”在法國的重要幹部，他的歸回，受到葉劍英元帥的接見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見的人員有“中調部”部長羅青長以及在“中調部”工作的葉選基，清楚地點明了這次接見的“主題”。
另外，請注意，這張照片上沒有唐納夫人陳潤瓊。這表明，葉劍英元帥接見唐納，唐納的政治身份並非“旅法華僑”。倘若是“旅法華僑”，必定攜夫人一起參加接見。這表明，葉劍英的接見，是“中調部”的內部會晤。
也正因為這樣，這次重要的接見在當時秘而不宣，照片也沒有見諸報端。直至整整30年之後，在介紹葉劍英生平時，才“順便”刊登了這張接見唐納的照片，而照片說明詞仍稱唐納是“旅法華僑”，似乎與“中調部”毫不沾邊。
應當說，唐納在法國巴黎開設天橋飯店，而飯店乃名流匯聚之處，而唐納又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做掩護，不論是職業或者身份，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最佳選項，誰都不會懷疑唐納是“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頂多拿他與藍蘋的往事“開涮”而已。
夏其言記得，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前已述及，1983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調查部改為國家安全部，“中調部”是中共情報機構，而國家安全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情報機構。
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隻見了黃晨。
唐納這次回來，似乎在北京住了相當長的時間。夏其言記得，當時他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成員去北歐四國訪問，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北京飯店看望了唐納。當時，唐納一個人住在那裏。當他從北歐回國，國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納到承德休養。他又與唐納見麵，正是秋高蟹肥，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唐納說起自己打算寫回憶錄，所以請夏其言托人為他找散失的曆史資料。
夏其言回滬之後，托毛羽、徐懷沙替唐納找資料，也托筆者為他尋找解放前所寫的《祖國萬歲》、《陳圓圓》等劇本。
不料，唐納的回憶錄尚在收集資料時，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2013-7-13寫於上海
葉露茜八十年代中，患腸癌在我工作的醫院開刀，手術完住在我管理的加護病房內，其時我父親已經故去，她丈夫是認識我父親的，雖然我們結識，但我則不願意在他們麵前提起我父親，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