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圍城》所想到的現代婚姻困境與人性底色

我們常說，婚姻是一座“圍城”，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這句自《圍城》中流傳開來的話，仿佛一個古老的讖語，精確地概括了人類在情感關係中的那種永恒的焦慮和矛盾。然而，這座城真正的可怕之處，不在於它的外觀，而在於建造它的人，和城牆內的人心。

當再讀方鴻漸和孫柔嘉的故事，那不僅僅是民國知識分子的愛情笑話，更是我們今日所有婚姻困境的哲學預言。

方鴻漸和孫柔嘉是怎樣走到一起的呢？不是因為刻骨銘心的愛戀，而是因為“環境的推力”。一個剛剛失戀，心有餘悸，在孤獨中渴望慰藉；一個在遠方求學，心思縝密，需要一個體麵且穩固的依靠。他們在從上海到三閭大學的漫長旅途中，因為共同的孤寂，因為互相依賴的方便，將“戰友關係”誤讀成了“伴侶關係”。

你看，這多像我們今天的許多婚姻啊。我們可能不是因為一張船票而相遇，而是因為“年齡到了”的社會壓力，因為“房子需要一個人氣”的經濟需求，或者僅僅是因為“太寂寞了”的情感空虛。我們帶著對婚姻的巨大幻想和對孤獨的極度恐懼，盲目地衝入城門，以為找到了解藥，卻沒意識到，我們隻是把人生的難題，換成了婚姻的難題。

一旦進入城中，衝突便不是因為外部的敵人，而是來自內部的撕裂。方鴻漸的怯懦、缺乏擔當，與他那帶著優越感的刻薄諷刺，遇上了孫柔嘉的敏感、自卑，以及由此滋生的精明與控製。他們的對話，再沒有了戀愛時的柔情，變成了互相試探、互相指責的冷戰和內戰。方鴻漸一句無心的玩笑，孫柔嘉一句綿裏藏針的反擊，將婚姻的堡壘一步步炸開。

在我看來，相信相當一部分會認為他們的悲劇，是不成熟人格的悲劇。方鴻漸不敢對自己的人生和情感負責；孫柔嘉用“心機”和“控製權”來彌補自己對原生家庭的自卑。他們誰也沒有在婚姻中學會真正的溝通，而是試圖用權力壓製和情感勒索來解決問題。

那麽，如果時光倒流，如何才能打破這座“圍城”的宿命？答案或許不在於換一個圍城，而在於改變城中人的心境與行動。

如果我是方鴻漸， 我應該做的，首先是直麵自己的怯懦與不負責任。就該放棄用“假文憑”和“諷刺挖苦”來偽裝自己的焦慮，真正地站起來，直麵自己——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如果不愛孫柔嘉，就應該在發現真相後及時止損，而不是在旅途的推力下，優柔寡斷地被動進入婚姻。一旦進入，更不該將對現實的不滿和對唐曉芙的失落，轉嫁對妻子的輕視和冷暴力。這時候作為男人應挺身而出，有擔當與努力，而不是說幾句俏皮話來逃避現實。

如果我是孫柔嘉， 我覺得我會放下那種由自卑感及控製欲，不會將自己的安全感全部寄托於對丈夫的全麵監管和猜忌，絕不會傻到去設計和綁架方鴻漸。我會信任和放權，用全部精力提升自已及人格的獨立上，而不會沉溺於與方家的鬥氣，與趙辛楣較勁。當我感到不安全時，我會坦誠地表達自己的脆弱和需求，而不是裝弱用“心機”和“專橫”來作為防禦的武器。

（上麵的假設都是事後諸葛亮的想當然。不在那個境遇不一定知道自己的選擇。）

就我來看，男女主角需要的解藥，與財富無關，與環境無關，隻與成熟的自我有關。方鴻漸需要承擔；孫柔嘉需要信任。婚姻的圍城之所以難破，正是因為裏麵住著兩個人不敢直視自己內心缺陷、拒絕為自己負責。

所以當談論婚姻，不是談論選擇誰；而《圍城》卻提醒我們，最重要的是成為誰。如果我們帶著方鴻漸的優柔寡斷，帶著孫柔嘉的控製欲進入婚姻，那麽無論我們選擇蘇文紈還是唐曉芙，無論是嫁給一個富有的還是一個貧窮的人，想必這座城終究會因為人心的坍塌而瓦解。

婚姻的解藥，從來不在於換一個圍城，而在於在城內完成人格的獨立與成熟。這是我們繼續探討下一步——當這座圍城被搬到美國，被嫁接在“身份”和“文化”之上時，所必須帶著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