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告密大行其道 明清正式成為統治工具
在帝製中國時期權力運作過程中，告密政治與帝國文化傳統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關聯性。由於帝國"儒表法裏"或者"外儒內法"的統治樣態，告密很多時候被統治者當作統治權術而大肆使用，致使各個王朝都有不間斷的告密風潮發生。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製統治中，“告密”行為大行其道最主要集中在漢武帝時期、武則天時期、明朝和清朝四個朝代。
西漢時期，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 “告緡”令，搜括財富。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製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武則天在改朝換代的初期，其完成和鞏固的“殺手鐧”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製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舊唐書 ·酷吏傳上》）。
唐朝，武則天采設置 “銅匭”，類似於現代的“舉報箱”，列於朝堂四方，“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新唐書·百官誌二》）。武則天詔旨地方，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不得詢問詳情，給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驛馬送其盡速來京，“ 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書·後妃傳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賞，“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新唐書· 酷吏傳》）。針對告密政治而言，雖然與傳統帝國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離，告密擴大化也對帝國的合法性生產不利，但是基於強化統治的考慮，這一非常規機製還是被統治者屢試不爽。
明清時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嵌入到權力鏈條之中，並作為一種製度化的權力生產方式被鼓勵和實施，即表現為一種告密製度化的操作方式。朱棣設立分遣禦史巡行天下的製度，鼓勵官吏彼此告訐，恢複朱元璋時已廢罷的錦衣衛，並於永樂十八年（1477年）設立東廠，從此廠衛合勢，特務橫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據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啟朝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於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人衝入密室，立刻將四人押至魏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刑法誌三》）。
清代大興文字獄，在入關後的第五年（1648年）便發生毛重倬等仿刻《製藝序》案，其後愈演愈烈，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裏文字獄多達百起，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則無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達十起之多。皇帝事務繁雜，絕無可能遍覽天下詩書，所以“文字獄”大都由告發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禦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清史稿·文苑傳一》），兩年後康熙下令將戴名世處斬，方孝標戮屍，是案牽連數百人。
回顧告密的曆史，在道德價值上都不認同非正義的告發，但隻要有專製政治存在，統治者都鼓勵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獄史不絕書；極權政治更發展到以權力為上帝，倫理屈從於權力，不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製你的靈魂。事無巨細都在權力的掌控中。
蘇聯大清洗時期的"告密潮": 一個人同時告發幾十人
1991年，俄羅斯莫斯科一座少年英雄的銅像被拆除。在蘇聯國內，他的名氣甚至超過了斯大林。有無數的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很多詩人和畫家為他寫詩作畫，郵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跡，是他作為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告發了親生父親特羅菲姆。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發了父親，說他是”人民的敵人”，用自己的行動幫助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父親特羅菲姆參加過紅軍，為蘇維埃政權流過血。複員後三次當選為村蘇維埃主席。在村裏人緣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開證明信給富農，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
結果三天後特羅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極北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被”蘇維埃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為英雄。
1935年5月13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一項極其重要的決議：向全體黨員和預備黨員發一封關於“必須提高布爾什維克警惕性”、“無情地揭露人民的敵人並把他們消滅”的密信。兩年後，震驚世界的大清洗運動爆發了，蘇聯人民給它起了一個別名：“葉諾夫恐怖製度”。在此“計劃”的指導指導之下，全國不僅展開了對那些有著“不光彩的”社會出身的人、非正統的信仰以及曾對布爾什維克持反對立場的人的清洗，更是開始了對“有反蘇情緒的人”或者“蘇維埃政權的潛在敵人”的全麵清洗。這意味著“血統無產階級，斯達漢諾夫式的集體農莊莊園，死心塌地的布爾什維克，紅得發紫的教授，大名鼎鼎的國內戰爭英雄，遊擊隊的傳奇式領袖，軍隊的政治委員、大將和蘇聯元帥,大飯店裏的理發師，大使館的看門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外交官”全都處在被消滅的邊緣地帶。
在這種瘋狂的情境下，任何人都無法獨善其身，全國範圍內甚至還展開了揭露人民敵人的比賽。“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質和斯達漢諾夫運動式的規模”，幾乎全蘇聯都陷入了集體的非理性中，告密督促著所有的人爭搶在被別人告發之前先釆取行動：子女告發父母，弟弟告發哥哥，丈夫告發妻子，幾十人同時告發一個人，一個人又可以同時告發幾十人……於是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人全都染上了蘇聯這一特殊病一一全麵的“告密狂”。而對於那些尚存一些良心，不願告發他人的人，斯大林則批準使用肉刑。同時，還存在一些以告密為“職業”的人，他們沒有進行任何反抗就馬上開始亂供一氣，誣陷幾十個無辜的人。有時候，甚至不等偵察員要求，他們就開始揭發自己的朋友和同事，要求逮捕他們。這些人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秘密線人，監視告發自己同牢房或同勞改營的難友。
告密成了大清洗時期蘇聯政治生活的關鍵詞和官方鼓勵的內容。在這場“全國人民其參與”的告密狂潮中，全蘇聯至少有5%的人口遭到了清洗。
大清洗在全國範圍內引起的恐慌給蘇聯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及其消極的影響，同時，由於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國家的逐步崛起，蘇聯當局被迫將注意力由國內的政治清洗轉移到國際問題上去,並開始著手備戰。對帕夫裏克的宣傳也逐漸趨於平緩，取而代之的是卓雅、提米爾等嚴守秘密或與法西斯鬥爭保衛家園的小英雄。但告密狂潮的退卻並不意味著告密這種現象在蘇聯境內的消失。事實上，即使是在二戰最為激烈的時候,國家安全部門對於軍隊和民眾的監視也一刻沒有放鬆過——要知道，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在1945年2月被捕，其原因就是一封充斥著對斯大林不滿的信件在寄送過程中被軍隊的安全部門“查獲”。
"幽靈"浮現：中國的"告密文化"何時休？
畢福劍的視頻風波讓那位上傳視頻的"告密者"應該收到了預期效果。同時也使告密者，一種曆史上曾經聲名狼藉的幽靈，突然浮出水麵，成了當下的新聞熱點。
中國的告密文化源遠流長。中國幾千年靠宮廷陰謀政治統治時期不僅從來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給了這類人最大的鼓勵和用武之地。針對告密政治而言，雖然與傳統帝國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離，告密擴大化也對帝國的合法性生產不利，但是基於強化統治的考慮，這一非常規機製還是被統治者屢試不爽，在皇帝專製權力與官僚常規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我們的儒士階級始終無法找到一條有效的路徑馴化君權。時至今日，中國古代的告密文化依然影響著中國社會，極大地破壞了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和信任土壤，成為纏繞中華文化揮斥不去的夢魘。
如今我們悲哀的看到，告密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們便習慣於"以不正常為正常"，一旦把這套告密體係晾到陽光下，各種反應反令人大跌眼鏡。或許是出於善意，有朋友主張曆史創疤揭不得，一筆糊塗賬推給體製當總替罪羊，不追究多數人的責任。
私人生活公共化，正是當下社會的一大特征。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有了網絡，有了微博、微信，人人手上都有了自己的話筒。但是每個人都有私人空間，每個人心裏也都有一個"魔鬼"。構建文明社會的一個大前提就是，讓每個人的"魔鬼"能夠寧靜生活於自己的密閉空間而不受打擾。當你在飯局上掏出手機想拍照、錄視頻，應當了解並洞悉這一舉動的意味。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你還可以作出選擇。
我們不願告密文化的幽靈複生，但是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畢福劍作為一個名人，一個公眾人士，他的身上占據著較多的輿論資源，更應注重自己的言行。這是一個負擔，但也是一個其不得不背負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