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和他的玩笑

  當今世界上不同社會和國民文化中的犬儒主義可以分為兩大類：公開的犬儒主義和戴麵具的犬儒主義。它們的基本區別在於，當一個人因為犬儒主義而不相信統治意識形態、製度、權威、信仰體係以及由權力或習俗規定和主導的法律或價值規範時，尤其是懷疑和鄙視政府、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時侯，公開的犬儒主義會在公共言論和行為中表示出來，而戴麵具的犬儒主義則經常不會，不僅不會表示不相信，而且還會假裝成相信的樣子。

  公開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什麽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懷疑，公然拒絕，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麵具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也是什麽都不相信，但正因為對什麽都不相信，所以對什麽都可以裝作相信。他們玩世不恭，隨波逐流，最後有的連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於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戴麵具的犬儒主義者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摘下麵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麵目。他們私下或在不那麽公開的場合中也會有取下麵具的時候。這時候，不加掩飾的犬儒主義就會成為同道者們之間互相聯絡的接頭暗號，一般的飯局玩笑和牢騷都有這樣的交際功能。這使得原本以懷疑和不信任為特征的犬儒主義反倒成為一種人際聯係方式，也形成一種有群體特征的社會文化。

  畢福劍是一個假麵社會的犬儒主義者，他在公開的舞台上帶著假麵，扮演指定給他的角色，釋放滿滿的正能量。然而，在私底下，當酒精鬆弛了他緊繃的神經，並在“朋友們”之間情緒放鬆和感覺安全的時候，他脫下了麵具。就那麽一小會兒，開了個玩笑，就惹上了大麻煩。對畢福劍的大加撻伐也許會暫時有一些殺雞儆猴的效能，但是，這並不能使假麵社會中的人們活得更真實，相反，這隻會使得大多數人把假麵戴得更嚴實。這樣，假麵社會也就會變得越加虛偽和狡黠，人與人之間也會越加相互猜疑和沒有信任感，每個人都因為隨時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揭發、出賣和背叛而充滿了焦慮和恐懼。

  波蘭詩人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裏刻劃了他所熟悉的那個假麵社會，那個社會裏的“訪客到了西方，會受到莫大的震撼，因為在與西方人的接觸中從與火車站的搬運工和出租車司機接觸開始，到處都沒有遇到任何障礙。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輕鬆、神態自若，在這顯然當中看不到那種在低垂的腦袋和不安地轉動的眼球中表現出的內心緊張情緒，他們是想說什麽就說什麽”。

  想說什麽就說什麽，這包括公開說出自己的懷疑和不相信，對來自假麵社會的人們來說，這絕對是一件足以令人緊張害怕、心有餘悸的事情。畢福劍給世人的教訓是，哪怕是在本該可以信任的朋友和熟人之間，隻要是對任何“別人”開口吐露了“不合適”的想法，就算是玩笑，也會給自己招惹災禍。

  大衛布蘭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統治下的幽默》（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一書裏談到了前蘇聯的犬儒主義。早在斯大林時期，許多蘇聯人就對革命、內戰、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集體化運動、工業化、大恐怖、斯大林、秘密警察、蘇聯生活方式疑慮重重、敬而遠之，但卻又假裝出十分虔信、衷心擁護的樣子。隻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間（當然是冒著很大危險，因此必須非常小心警覺），他們才敢在政治笑話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

  不能公開表達的犬儒主義常會以戲謔和玩笑來表現，玩笑本來就是一種偽裝 “我隻是開開玩笑，不要當真”。在畢福劍所生活的環境中，玩笑並不隻是一種娛樂和排遣，玩笑裏包含著不滿和批評，因此也是一種認知和評判方式。玩笑是麵對“乖訛”（incongruity）事物，對之有所察覺、知曉和排斥後的反應。笑話的對象是被判斷為“不好”或“醜惡”的事物。笑經常是普通人對生活中“怪事”和“壞事” 反常、不像話、荒唐、離譜、怪異、荒誕不經的事情的情緒反應，也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抵製方式。

  這種玩笑應對可能是對壞事很在乎，但卻沒有糾正或改變的辦法，隻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隻是覺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這兩種都是對現實無可奈何的“玩笑”，都是明白人的無行動，一個是沒有行動的可能條件，另一個則是根本就沒有求新思變的意願。這兩種“笑對”都在認知和行為上與犬儒主義有著親緣關係。

  犬儒主義的“玩笑”是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產物，玩笑和環境具有共同的荒誕和笑話特征。許多人帶著麵具，假裝相信，時而一本正經，時而滑稽誇張地扮相表演。犬儒主義者們順從統治權力，玩它設定的假麵遊戲，可是，他們並不是無代價地被動遊戲，他們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規則由你，我與你配合，相安無事，但多少得讓我得些好處。這種無是非的機會主義、功利主義和有奶便是娘構成了壓迫性製度下假麵犬儒主義及其遊戲人生的一個主要特色。

  與蘇聯人不同，美國人可以公開懷疑和大聲嘲笑他們國家裏的兩黨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國夢、自由民主、福利製度、自由消費，公開拒絕參與公民政治或在選舉日投票，甚至公開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開的犬儒主義並不能為犬儒者獲取什麽個人的好處。由於民眾可以公開而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媒體也經常用各種“民意調查”的方式來評估民眾對不同對象的犬儒主義態度和程度。

  相比之下，蘇聯人和今天中國人的許多看穿和幻滅是不能公開“說穿”的。這種不說穿不是在心裏堅持真實與謊言的區別，而是對這個區別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根本不相信這個區別還有任何意義。觀察和分析這樣的犬儒文化，當然不可能借助於西方那種民意測試的辦法（就是測試了，結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須細致地對許多具體現象或個案進行詮釋和解讀。畢福劍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犬儒主義個案，他讓我們對當今中國的犬儒主義增加了既形象又具體的認識。

[冷眼向洋看世界]

美國人也一樣有犬儒主義。哪個美國人，特別是官員和公務員，敢於辱罵元勳華盛頓？

[tingyy]

人本來就具有社會性和自私性的兩麵。中國現行社會製度把人的兩麵性擴展到極致。畢福劍隻是其中的一例，各個貪官都是極品。

[周老虎]

是的。玩笑是一種抵抗和消解，畢福劍及中國社會對畢福劍事件的反應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總發條已經鬆動的）後極權社會裏的犬儒主義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