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文革”一起,周恩來夫婦首先自己製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原來往來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來自己的侄輩,一下子都從周恩來的生活裏隱去了。
“總理經過這麽多年的革命鍛煉,從他的表情和言談根本感覺不出他內心的波動。”趙煒說,雖然外麵的局勢一天比一天壓抑,但在西花廳內部,她很少聽到周恩來談論什麽。“我記得天安門第一張貼‘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報到我們那裏,大家都很緊張,總理一回來,趕緊把大字報抄下來送進去。我記得在客廳,大姐說,你們別緊張。”鄧穎超隻是一再提醒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話要特別謹慎,不給總理惹事。“江青、葉群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們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
趙煒說,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對江青這位“第一夫人”敬而遠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來身邊的一個護士,一聽要調自己過去,小護士不情願地哭了起來。到了“江辦”,一位老同誌看到哭泣的小護士,特地叮囑:“別哭,趕緊把臉洗洗,一定要用涼水洗!”小護士也隻能言聽計從。洗了臉進了江青辦公室,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麽這麽涼!”馬上把小護士退回周辦,正遂了小護士的心願。現在想起來,趙煒揣測一定是江青身邊那位善良的老同誌用自己的方式保護了他人。在那樣的年月,這樣的細節總讓人感覺格外溫暖。
後來不少人的回憶錄裏都提及,在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他經常被性格多變的江青糾纏,為她處理很多瑣事。比如江青對服用的新安眠藥有反應便懷疑他人投毒,也會讓周恩來立即趕到釣魚台來處理,直至深夜,耗去了總理的很多時間和精力,這樣的細節今天讀起來總是讓人忍不住歎息。“很多人說總理對江青太遷就,可是總理這樣做不就是為了主席、為了大局嗎?大家設身處地地想一下總理的處境,在國家那麽亂的時候,他還努力保下了一些人。如果不是總理的鬥爭藝術,我們真的沒有今天!”趙煒又一次激動起來。
1967年1月12日,鄧穎超悄悄告訴趙煒,賀龍一家住了進來,就在前客廳,希望大家不要打擾他們夫婦。“文革”一起,賀龍夫婦就成了造反派的攻擊對象,不堪忍受的賀龍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兒子賀鵬飛偷偷搬到了周恩來這裏。因為事關重大,鄧穎超此前都對此事一無所知。
“住進西花廳後,賀老總幾乎沒出來過,周總理安排專人給他們送飯。我們工作人員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賀老總的事。”那幾天值班,趙煒常常看到賀龍屋裏的燈很晚還亮著,想到連賀龍這樣的老帥都有家不能回,趙煒的心裏不禁一陣難過。周恩來在外出時經常提前點時間到前院跟賀龍說會兒話,鄧穎超也會一個人過去看望賀龍夫婦,“她從賀老總那裏回來時,我見到她拿著報紙若有所思”。但紀律要求,趙煒也從來不多問什麽。
九天以後,賀龍夫婦搬出了西花廳,幾個月後,賀龍被迫害致死。周恩來對這位在南昌起義時就結識的革命戰友一直懷有內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著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尋找薛明(賀龍的夫人)。1974年底,在賀龍追悼會上,周恩來一進門就大聲對薛明說:“薛明,薛明,我沒保護好他啊!”說罷,76歲的周恩來老淚長流,跟隨在他身後的趙煒等工作人員見這場麵也都忍不住淚流滿麵。
20年後,趙煒在整理周恩來遺物時,發現了周恩來親筆改的悼詞。“在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賀龍追悼會上行三鞠躬,但開追悼會時,周總理卻向賀龍鞠了七個躬。總理為什麽這樣做,我們當時沒有問,現在也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他能有什麽辦法呢。毛林要弄死賀龍,他能怎樣?再搞一次南昌起義?周恩來這人就是太懦弱,邪惡說不上,還是可憐。他要那麽壞,何必鞠躬七次? 他有必要討好賀老婆薛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