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陵霜雪
出來了，卻會留下思念。呼喊著，是為讓她尋見。孤飛天，慰藉青春之戀。
正文
所謂公知，就是指“公共知識分子”。不知自何時起，它已變成了貶義詞。據百度的解釋：“在很多語境中，‘公知’往往成為到處亂噴、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臨下的代名詞。”那麽，究竟在什麽範圍內發聲叫做適度發言？達到何種精準度和深刻度才是高水平呢？道德難道不應該至上嗎？與有知識支撐的君子相比，心懷戚戚的怕不是高處之人吧？最重要的是，社會發言權是人人都應具有的，不是精英們的特權。而對社會有益的絕不是封殺，過濾和言論標準，而是普遍提高社會受眾的鑒別水平，所謂公道自在人心，處心積慮者便無處藏身了。為什麽要貶損公知呢？
對於在公共範圍內的發言，首先應該看看此言論對社會的貢獻度是什麽，所謂對事不對人。我們需要的是觀點，論據和建設性意見，對於給別人貼標簽，造謠中傷，言之無物的就應該鄙視。當然，誰都有發言的權力，但你若沒有建設性，我便當它一陣風吹過；如果你的論據或邏輯、結論有誤，我便提出質疑，隻論事，不論人。這便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輿論環境。對於那些聽不得不同意見，喜歡火上房的人們，請多一些尊重和修養。生活中，我們都把潑婦罵街視為不文明，但輿論界的潑婦們卻往往被當做有個性，豈不是可笑嗎！？他們的公共特點是：以勢壓人，不論事實，極其所能給對方貼上令人不齒的標簽，不給對方說話的機會。想想我們對公知的批評是不是這樣呢？
最近柴靜的《穹頂之下》便是一例，如果大家用自己心裏的那杆公平秤去稱一稱，看看從中你收獲了多少自己不知道的事實，這些事實又說明了什麽，於我們自己應該做些什麽，如果需要你提出要求，你會要求什麽。在此之後，再去評價其價值。同時也希望大家用同樣的方式去稱一稱那些評論性文章，相信結論自知。
一向以來，我們常習慣以朋友的朋友為友，以敵人的朋友為敵，那是典型的貼標簽的，懶惰的判斷標準。難道竊賊做的棉襖不能禦寒嗎？殺人犯做的麵包不能充饑嗎？如果我們隻能接受聖人親手送來的水以解渴，怕是早就不能存在了。
請大家善待公知，隻要他們提供的是知識。如果你能擁有這些知識，你將和公知們比肩，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於此同時，當我們在公共範圍的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也應自律，遵守公共道德底線，一定要講事實，盡可能減少感情因素。
英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都不願意被代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公民社會應該來了，我們一起學做公民吧！
嗬嗬，首先，我讚同你的觀點。但是，你顯然誤解了我的評論，我的意思是公知的名聲臭完全是咎由自取。我並沒有封殺任何人的言論，我也沒有這樣的本事，因為我沒有掌握公權力。文學城上某個著名的作者倒是永遠封殺了我的評論，並刪除了我的評論。而這個人平時的博文都是民主自由（包括言論自由）高唱入雲，盡管其觀點實際上很幼稚。還有就是，一些公知的目的顯然不是你說的共贏，而是“我贏你輸”，這樣的人被ＴＧ封殺也不奇怪。另外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是，很多人並沒有能力或耐心辨別一些公知的觀點，這些人隨風起舞，被公知的言論所左右。
再舉一個例子，茅餘軾是著名公知，還被海內外共知們捧為華人經濟學家排名第二（第一是已經逝去的楊小凱），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按說不論學識，人生經曆，都應該很豐富了，可看看他的言論，說什麽人權高於主權，茅的童年和少年，應該是在抗戰時期長大的，縱然那時他年紀還小，難道對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暴行一點都沒有耳聞（先不說目睹）？而抗戰時不正是中國主權遭到無情踐踏的時候嗎？那時的中國人可有人權？還有，他坐一次高鐵，因為那次車廂裏隻有他一個人，他就放言高論說建高鐵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沒有必要，請問，經濟學是最講究統計的，這個道理他作為經濟學家不會不懂吧，因為他一個個例，他就否認了高鐵，這不是亂噴又是什麽？！（最近報道說高鐵的幾條線路都開始贏利 - 這還是政府限製票價的前提下，如果完全按市場的規律，春運期間隻要提高一些，贏利就會更多）公知這樣的言論多了，能不臭大街嗎？
今天是全球化時代，越來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北韓最獨立自主，還有人願意回到那種社會嗎？從人類的曆史上看，有兩極是不變的，就是地球和人，其他的中間狀態都是在流動和變化的，比如國家、民族、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善待我們的家園地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一旦離開地球，將無處移民。當然還要最大程度地重視另一極，也就是每一個個人。所以，不要因為那個不斷變化的中間狀態，而去犧牲這兩個極。
至於說被西方控製，中國人永遠不缺乏智慧突破重圍。改革開放前，誰人不擔心打開國門後，中國的經濟命脈為西方所掌控？而三十年過去了，他們不還是拿中國沒辦法嗎？汙染不治理是死，何不尋個死裏逃生的路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