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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秋，我開始在預醫科院上研究生，學的是營養學。第一年上基礎課，50多位同學集中在北京南郊大紅門一小洋樓裏上課，吃住都在那裏，至今我們對大紅門仍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那一年經曆太多，尤其是八九年春夏成為我們無法抹去的記憶。
我們那時很快樂，研究生是難考易上，除了英文外，我們很少把心思放在學習上。球場，運動場，溜冰場，舞會，音樂會，郊遊公園，電影院到處都有我們的身影。因為清貧，去的最多的是電影院，聽，唱最多的是齊秦的歌，至今齊秦的歌依是我的最愛，歌裏有我們的青春，有我們的夢想。年輕的我們尤其關心政治，常常會為一些時事爭論不休，那時是國內政治最寬鬆的時期。
快樂的時光總是易逝，很快到了八九年的四月, 隨著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北京尤其是天門廣場出現了示威遊行，主旨是要求民主，解除報禁，反對官倒和腐敗，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其間，我們也零零碎碎的參加了一些遊行。除了所謂匹夫的責任外，當時參加遊行也是一種時髦。慢慢的，大家不再滿足於分散的參與，決定集體以研究生院名義去遊行，打出我們的主張。說做就做，五月十四，十五號我們準備製作了大量的口號，標語，記得最大的橫幅是用我們的窗簾做的，棍子是問旁邊工廠要的，很快準備工作就緒，五月16號全部五十幾個學生就浩浩蕩蕩往天安門出發，由於我們的 橫幅大，口號新穎，隊伍整齊，一出發就吸引了注意力，在天安門很多人給我們鼓掌，歡呼，第二天我們遊行的照片上到很多大報的頭版，我記得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法製報，農民日報等，十七號我們又去遊行一整天，口號是不達目的不罷休。隨後準備休整一兩天再去。但五月20號，中央發布了戒嚴令，大家尤其是老一點的同學覺得以集體名義再去不妥，主要還是怕秋後算賬。之後我去過天安門幾次，覺得亂糟糟的，本地的學生想撤，外地的學生不斷湧入，沒有統一的訴求，像一盤散沙。我太太，當時的女友，從一開始就不讚成去參加這種活動，從報紙上看到我們參加遊行的照片，更是擔心。為了不讓她太擔心，我也決定不再去廣場了。
六月三日晚，四號淩晨解放軍武力清場，占領了天安門廣場，其中我們有兩位同學是最後從天安門廣場走出來的，勇氣可嘉。那些天我一直待在中關村，六四上午告訴女朋友，要回大紅門上課，其實主要還是想去看看街上的情況。我騎著自行車從中關村出發，穿過大半個北京，看到的場景觸目驚心，整個北京就像一慘烈戰場，很多資料中有過詳細描述，而這些場景使人畢生難忘。記得經過前門時，在解放軍的戒嚴線外，很多人都在圍觀，怒罵當兵的，罵完就跑，當兵的去追，追上了就狠揍一頓，一個白人青年也在圍觀，被追趕，鞋都跑掉了，還是被抓住，揍得嘴角都流血。交談後，知道他是美國來留學的北外學生。那地方非久留之地，隨後我騎上自行車迅速離開了。
六四後，各單位進行了清查，感覺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至少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是這樣。當時住在我們樓上的有一對七八級分到院裏的年輕夫妻，男的在八九期間，參與了自由女神像的建立，是個活躍份子，清理開始，感覺大難臨頭，有天晚上兩個人在痛哭，整個大紅門的樓裏都能聽見，那種撕裂哭聲我至今還記得。但後來並沒有受到大的影響，寫了一些檢討，被院長保下來了。 還有一個上研究生前單位的同事，跟柴鈴是中學同學，曾經去廣場看過她兩次，對她表示支持，後來有人舉報，但單位也隻是要他寫檢討，並沒有拿他怎麽樣。另有一個是軍科的研究生，在六月三號那天被打斷了胳膊，也被找個理由保了下來，學習，工作和出國都沒有受太大影響。那時很多業務單位的領導都是老一輩的知識分子，經過不少苦難，尤其是文革的折磨，對知識分子愛惜有加，他們癡心不改，依然保有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傲骨。
六四過去了二十六年，每年都要求平反，我覺得六四其實根本不需要平什麽反，在我們心中六四從來就沒有反過，連"偉光正"都說,那是一場風波。隻是風波過後，沉默的多數依然堅信民主是個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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