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美國
20年美國教育子女
斐 孝 賢( Donald Bishop)： 美 國 駐 華 使 館 新 聞 文 化 處
許 多 非 美 國 人 認 為 美 國 不 是 一 個 宗 教 國 家 ， 但 在 了 解 到 它 實 際 上 是 宗 教 色 彩 最 濃 厚 的 發 達 國 家 時 ， 人們不 禁 大 吃 一 驚 。 本 文 表 明 ， 宗 教 是 美 國 人日 常 生 活 中 一 個 密 不 可 分 的 部 分 ， 並 影 響 著 社 會 從 政 治、文化 到 娛 樂 的 方 方 麵 麵 。 該本 文 較 早刊 登 在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出 版 的 《 美 國 研 究 》 上 。斐 孝 賢( Donald Bishop)： 美 國 駐 華 使 館 新 聞 文 化 處 副 參 讚 ， 進 入 外 交 界 前 曾 教 過 曆 史 。
美國沒有國教，具有政教分離的傳統。很多人，包括某些美國人，把美國視為世俗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國家，就像把它看做是現代化國家一樣。但宗教在美國社會、文化中是一支強大的力量，而且它還影響著外交政策的辯論。
宗教色彩最濃厚的發達國家
在旅居海外的許多年中,我時常為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宗教色彩最為濃厚的國家這種說法感到驚訝。但是，有大量的證據顯示，事實確是如此。
1988 年，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組織發現， “在每10個美國人中，便有9人說他們從不懷疑上帝的存在，8人說他們相信自己將會在末日審判時被召喚到上帝麵前述罪，8人相信上帝依然在創造奇跡，7人 相信來世。此外，有90%的美國人祈禱；88%的人相信上帝對他們的愛； 78%的人說在過去兩年中他們用了‘很多’或‘相當多’的時間來思考與上帝的關係；86%的人說他們希望子女接受宗教培訓。”
1990-1993 年間進行的一項國際性調查表明，“在受訪者中，認為自己是‘信仰宗教的人’，美國為82%， 英國為55%，聯邦德國為54%，法國為48%。在同一項調查中，44%的美國人說他們至少每周參加一次宗教活動， 而聯邦德國為18%， 英國14%， 法國為10%， 在沒有禮拜活動的瑞典，這一人數僅為4% 。”
1996年全國輿論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aserch Center）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 有30%的美國人讚同“《聖經》是上帝的箴言，必須逐字逐句地去理解”的觀點；另有50%的人認為“《聖經》是上帝的授意，不必字斟句酌地對待”；隻有 17%的人從較世俗的角度解釋《聖經》，即“一部由人撰寫而成，記載寓言、傳說、 曆史及道德箴言的古代著作”。
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組織指出，“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稱自己有一種深切的精神上的體驗，不論這種體驗是短暫的還是逐漸產生的，都一直在改變著他們的生活，這一數字是引人注目的而且自始至終都是如此。”
美國有30萬個以上的基督教教堂、猶太教會堂、清真寺從及其他一些宗教活動場所。《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指出，“美國人均擁有的宗教活動場所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並且新的宗教場所仍在不斷地建造。”
周 末去教堂的美國人比看體育比賽的人多。據美聯社宗教問題撰稿人喬治·科內爾（George Cornell）報道，美國人花在宗教上的時間和金錢遠比花在體育方麵的多。例如，1990年，美國人觀看職業或大學橄欖球、棒球、籃球、冰球、拳擊、賽 跑（賽馬、賽狗、汽車賽）、網球、足球以及摔跤等項目的比賽為3.88億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動的人次則為52億，13倍於觀看體育比賽的總人次。1992 年，美國人貢獻給宗教事業的資金總額為567億美元，14倍於花費在棒球、橄欖球和籃球這三大聯賽上的40億美元。
美國大學校園中有大量的宗教協會，對很多學生來說，大學時代仍是個產生疑問和懷疑的年代。例如，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三分之一的學生“與校園裏的某個宗教組織有著某種聯係”。一項由西北共同人壽保險公司對2001屆的新生所做的調查發現，在接受 調查的學生中，89%的人信仰上帝，45%的人認為在將來宗教對於他們會越來越重要。
在大學及其他許多公、私機構，如醫院、監獄、警察局、 消防隊、夏令營、機場，以及愛國者和退伍軍人協會中，都雇有專職或兼職的牧師提供宗教服務。他們為學生和教職員、醫生和病人（特別是那些臨終的人）、警察 及消防隊員、夏令營營員及工作人員，以及旅遊者提供宗教服務。有的牧師在禮拜堂（校園中的大教堂、醫院和機場的默禱室、兵營在常青樹叢中的小教堂）中聚會，進行各種形式的宗教活動，另外一些牧師則是在校園、走廊或操場提供宗教服務。例如，位於首都華盛頓（Washington DC）的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是一所天主教大學，教職員中有許多天主教徒。但是，學校除了天主教牧師外，還有新教、東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的神職人員， 來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學生服務。
國會參眾兩院的每一屆會議都是以來自華盛頓的牧師輪流主持的禱告開始，兩院都設有專職牧師為議員們服務。每屆會議期間，國會議員還組織禱文與《聖經》研讀小組進行活動。許多州議會也有類似的安排。
軍隊支持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中的服役人員及其家庭信仰宗教，他們按服役人員不同信仰的大致比例，指派軍隊神職人員到現役和預備役部隊。這些軍隊神職人員從新教牧師、天主教及東正教神父、猶太教拉比及伊斯蘭教阿訇中招募。他們首先由所在的教派提名，然後被任命為軍官。他們隨軍部署在美 國本土及海外並提供服務。（見有關軍隊神職人員的文章。）
政府雇員的指導原則允許信徒們在工作地點表明和討論自己的信仰，同時保護其他雇員 免受宗教騷擾的權力。這些指導原則因此保持了政教分離原則與信徒們言論自由權利之間的平衡。例如，這些指導原則允許在個人工作場所表達個人的宗教信仰，與 同事討論宗教問題，調整工作時間表以方便宗教儀式的安排，穿戴宗教服裝和符號。與此同時，這些指導原則還規定，雇員可以要求不得在他們在場時進行宗教討 論，因為這些討論不受歡迎，監督人員不應堅持參加宗教儀式，政府機構必須禁止宗教騷擾或任何暗示政府支持宗教的行動。（見指導原則規章）
美 國的許多電台都有宗教節目。1997年，1240個這樣的電台在全部廣播行業中占了10%，1971年這一數字為6%。在美國的任何地方、任何時間恐怕都 可以收聽到宗教台的廣播。1997年，“全天候宗教台”占所有電視台的十二分之一。全國宗教廣播網這一專業組織報告說，“在過去10年中，宗教電視台增長 了75%。”
每家銷售音像製品和光盤的商店裏都有一塊播放福音音樂和讚美詩的錄音錄像片的地方。在美國，還有一個完整的“基督教搖滾樂隊” 交互廣播網。 斯科特·沃爾特（Seott Walter）是《美國企業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高級編輯，他報道說，“基督教音樂行業自20世紀80年代引起注意以來，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福音音樂錄音盤帶（指任何一種含有基 督教信仰的抒情音樂盤帶）的銷售量超過了爵士樂、古典音樂及新時代音樂製品，而在其他流派的音像製品滯銷之時，基督教音像行業卻迎來了它飛速的增長。”
大約有11%的美國中、小學生就讀於私立學校，而不是公立學校。在這近500萬就讀於私立學校的中小學生中，85%的人是在教會學校。私立學校學生的一半多 一點，是在天主教教會學校中就讀的。《新聞周刊》（Newsweek）專欄作家喬·克萊因（Joe Klein）最近指出，天主教學校“在教育那些來自於狀況最糟的民族居住區的最貧窮的黑人及拉美裔學生方麵，正在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在教會學校就讀的 學生人數之多令人驚訝，因為把孩子送進這類學校，家長必須付兩份的錢：一仍是繳納與其他家庭一樣的稅款以支持公立學校；另一份則是繳納學費。這筆費用在不 斷增加，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以及猶太教走讀學校的注冊人數一直呈上升勢頭。
防止誤解的一些解釋
但是，對這幅描繪美國人宗教虔誠的圖畫需要做一些注釋，以免引起誤解。
社 會學研究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調查，提及了一些同上述情況不一致的情況。一些研究對有關去教堂人數的民意調查結果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受訪者在回答民意調查 員的問題時總想表現得比平時更信仰宗教。他們估計去教堂的人數應降低20%。即便如此，美國做禮拜的人數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也仍然處在一個很高的水平 上。
與傳統宗教準則相違背的行為廣泛存在，自殺、未婚同居、離婚、墮胎、暴力、犯罪及濫用毒品的比率在美國居高不下，這一事實似乎也與美國人的宗教信念相矛盾。
帕 克塞德（Parkside）的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托馬斯·裏夫斯（Thomas Reves）教授討論了美國宗教的另一麵。他指出：“現代美國的基督教，大體說來並不惹人討厭。它傾向於輕鬆、樂觀、方便和包容。它不要求自我犧牲、紀 律、謙卑、對來世的看法、對靈魂的熱忱，以及對上帝的敬畏和愛。幾乎沒有罪與罰，並且肯定能在天堂裏得到報償。”裏夫斯稱此為“文化基督教”或“消費基督教”。他繼續寫道：“……看來很清楚，為了實現美國夢，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我們被自己的工作所吞噬，精神病醫生、離婚事務所的律師 以及數百萬掛鑰匙的孩子最清楚這一點；我們陷入了對可以帶來‘個人滿足’和‘快樂’的權力、金錢、社會地位和享樂的無盡追求。”專欄作家威廉·普法夫 （William Pfaff）描述了一種“嚴格要求服從和犧牲精神的加爾文宗教義的浪漫和無罪的新詮釋”，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和南方人民的民族特性由此而形成。
看來，可以說宗教信仰的內核已被“挖空”。宗教虔誠的表麵指數雖然很高，但宗教作為一支社會力量已不像過去那樣被人需要或至關重要了。對保守派來說，宗教在 規範道德和行為上的影響力似乎比過去減弱了。但自由派人士也許會說，美國人已經用一種更現代、更寬容和更進步的方式重新詮釋了他們的信仰。這兩派人士或許 都同意，上述變化或多或少與尤其是作為“20世紀60年代”挑戰傳統權威體製特點的美國價值觀的轉變有關。
美國人的宗教熱
另 一文化現象有助於說明美國人的倫理道德及其“道德基礎”的源泉。在赫希（Hirsch）、凱特（Kett）和特雷菲爾（Tefill）合著的《美國文化讀 本字典：美國人須知》（Th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中，第一章即是論述《聖經》的。想想《聖經》典故多麽頻繁地出現在普通美國人的交談中。即使不信教的美國人也使用這些《聖經》中的短語，如“巴 別塔”、“以眼還眼”、“牆上的字跡（凶兆）”“一仆不侍二主”、“（耶穌）在水上行走”、“卸下重負”、“懷疑一切的多馬”、“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城鎮把獎章授予“行善者”。所有這些都是《聖經》用語。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上說，這些用語是美國人思維的文字符號。理查德·約翰·紐豪斯（Richard John Newhaus）是宗教與社會生活研究所所長，他說：“關於美國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在美國人自己的概念中，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他們和那些非基督徒 都認為，美國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猶太－基督教道德。”
美國的宗教自由仍在繼續接受著新移民和新的宗教信仰。來自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移民正在改變美國天主教的麵貌。最活躍的新教團體通常是由韓國移民組成的。清真寺數量的迅速增加與伊斯蘭教在美國的發展攜手並進。
個 人的宗教信仰與國家的宗教多元化並不衝突。理查德·約翰·紐豪斯在評論20世紀80年代國家科學基金會對一個中西部社區（印第安納州（Indiana）的 曼西（Muncie），在研究中被稱為“米德爾敦”）進行調查後的發現時說：“米德爾敦人認為：任何人，特別是國家，幹預別人的心靈都是錯誤的，是道德上 的錯誤。換句話說，容忍那些在上帝意誌問題上與我們觀點不一的人，正是上帝的意誌。尊重那些有不同信仰或者根本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出於對宗教的冷淡， 而是出於對宗教的信念。”他繼續評論說：“如果這種解釋是正確的，它對美國宗教自由的未來是個極好的消息。”
談到美國的民主與文明社會，佛羅裏達大學政治學係的肯尼思·沃爾德（Kenneth Wald）教授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全國城市複興委員會的威廉·A.高爾斯頓（William A. Galston）和彼得·萊文（Peter Levine）寫道：“在美國，教會屬下的團體是文明社會的支柱，涉及半數的美國人（在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這一數字平均僅為13%）。宗教社團為人們捐款、接受援助、舉行會議、為其他協會招收會員、獲悉公共事務的信息提供了渠道……這些社團對於那些收入甚微、教育程度較低、也不打算加入其他團體的人特別重要。民意調查顯示，這類組織的成員往往與選舉、誌願活動、慈善事業及政治活動相關聯。”
宗教社團是美國誌願者組織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96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誌願者組織中，教徒占55%。參加這類活動的不信教者僅占34%。如果考慮到以下的事實， 即參加誌願者工作的人中有60%年輕時曾活躍於各類宗教組織中，選擇提供誌願服務的人中不曾參與過宗教活動的人僅占約37%，那就更說明問題了。” 南希·T.安默曼（Nancy T. Ammerman）是哈特福德神學院的社會學教授，他在一次有關美國文明秩序的廣泛討論中指出，宗教團體是“社會資本的源泉”，尤其是“參與更大範圍的社會秩序的重要途徑”。
蓋洛普也從他的調查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宗教自由通常給艱難但卻必要的社會變革帶來了勇氣。”布賴恩·奧康奈爾（Brian O’Connell）是塔夫茨大學的公共政策教授，他指出，宗教團體“始終是提出和解決道德問題的場所”。
大“覺醒”？？
某 些觀察家認為，一場宗教大覺醒正在1990年代的美國興起。幾位評論家寫道，如今已為人父母的“生育高峰期”一代，正在向宗教回歸。保證要盡《聖經》中指 出的家庭義務像“信守諾言者”（Promise Keepers）這類組織充斥了社會舞台。《美國人口統計學》（American Demographics）雜誌中有一篇文章報道說，“美國婦女的宗教色彩越來越濃，她們祈禱的更多，並說宗教在她們的生活中變得更為重要（見相關文 章）。”在新教徒中，福音會（evangelical）和五旬節教會（Pentecostal）的信徒人數正在增加，他們通常將狂熱的禮拜形式與嚴格的道德觀念結合在一起。在天主教徒中，宗教活動勢頭正朝著正統與傳統的觀念的方向發展。在過去10年中，正統猶太教徒的人數增加了100%。
哲學家邁克爾·諾瓦克（Michael Novak）則更為大膽。在一次采訪中被問及“美國現在是否出現了宗教複興”這一問題時，他回答道：“複興的跡象是很明顯的，例如去教堂的人數和探求宗教 問題的人數都增加了。最近，我聽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t）教授說，我們可能正麵臨美國第四次‘大覺醒’運動的到來。第一次‘大覺醒’運動傳播了天賦人權的觀念，並導致了《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誕生。第二次‘大覺醒’導致了美國的禁酒和廢奴運動。創建於南北戰爭前後的主日學校，到本世紀初獲得了發展，接納了60%以 上的美國青年。所以，我們的孩子中有一半以上每周末去接受一至二小時的宗教教育。基督教男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和基督教女青年會也是在那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正如詹姆斯·Q.威爾遜（James Q. Wilso，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的管理學教授）指出的，這一趨勢的社會效果是使犯罪率空前下降，在低水平上保持了近一個世紀。
“第三次‘大覺醒’開始於1890年 代，到1920年代積聚了力 量，它導致了抗議工業化和保護工人的‘社會福音’運動，”他接著指出。“如今，第四次‘大覺醒’的跡象已經出現。不可知論、無神論和世俗的人文主義沒有也 不可能幫助我們擺脫生活中的危機和憂傷。這些理論沒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合適的人類社會的觀念。一代或兩代人之後，它們都已成了過眼雲煙。
“因此，隨著世俗選擇的崩潰和‘生育高峰期’一代人的子女的質疑及 其對更深刻、更真實的事務的渴求，一個影響深遠的再覺醒運動也許會在美國出現，”諾瓦克最後說。
公共廣播社（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電影評論家邁克爾·梅德韋德（Michael Medved）認為，“一種新觀點”正“出人意料地在美國娛樂業的心髒建立立足點”。那就是“對嚴肅和傳統的基督教和猶太教文化的重新發現”。他舉證的電 影有《陰影地帶》（Shadowlands，關於基督教作家C. Slewis的生活）、《魯迪》（Rudy）、《阿甘正傳》（Forrest Gump）、1994年重新攝製的《第34街上的奇跡》（Miracle on 34th Street），以及《火的戰車》（Chariots of Fire）,這種電影描繪了奧林匹克跑步運動員埃裏克·萊德爾（Eric Lidell）的運動生崖，他後來去中國傳教。與此相似，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被天使觸動》（Touched by an Angel）和電影《死人行走》（Dead Man Walking）、《昆敦》（Kundun)及《使徒》（The Apostle）也傳達了宗教信息。
對宗教重新發生興趣的一個方麵是重新考慮以宗教途徑解決社會問題的願望在增加。塔夫茨大學的布賴恩·奧康奈爾說，宗教團體是“社區的主要服務提供者，根據我的經驗，社區越窮，它的作用和影響越大”。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Social Work）的拉姆·肯奈恩（Ram Cnaan）研究了芝加哥（Chicago）、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莫比爾（Mobile）、紐約（New York）、費城（Philadelphia）和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113個城市教堂。他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幾十年中，隨著國家的社會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各種宗教團體作出了反應。”他的研究顯示，它們的社會工作包括食品發放（宗教團體的60%）、音樂表演（56%）、衣服發放（52%）、假日活動（52%）、社區市場和交易會（50%）、合唱團（50%）、國際救援（50%）、青少年娛樂節目（45%）、與街區協會聯合（44%）、到醫院探望患者（44%）、探訪病人（43%）、發放湯（非包裝）和麵包 （41%）和兒童節目（41%）。宗教團體還參與為窮人提供長期住房、社區經濟發展以及各種各樣的家庭、兒童和青年、無家可歸者和窮人、難民、移民和囚犯 的計劃。宗教團體還將他們的會議場所（教區和教會大廳及廚房、教室、地下室和教堂）借給包括嗜酒者互誡協會和美國童子軍在內的社區組織。
有某種證據（盡管它還不具極強說服力）表明，宗教性計劃在解決毒品、酗酒和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上，比政府資助的（因而也是世俗的）計劃更有效。詹姆斯·Q. 威爾遜寫道：“宗教獨立於社會階級之外，可以降低離經叛道。它位於‘嗜酒者互誡協會’這類計劃的核心，這個協會取得的非凡成就是任何政府所無法達到的，也 是任何企業所無法推銷的。”他繼續寫道：“全國各地數百個基督教教堂和猶太教會堂已經在嚐試從被遺棄者中造就新人。許多教堂給未婚母親提供幫助、加固住房、吸收男孩子參加反犯罪活動、要求男人對其子女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
專欄作家諾埃米·埃默裏（Noemie Emery）走得更遠。她指出：“如今，1960和1970年代留下來的能夠最有效地處理‘社會垃圾’的計劃，大部分都是教會管理的和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這絕非偶然。”
宗教保守派中的新政治激進主義
描述20世紀80和90年代美國政治舞台上的“宗教右翼”的耀眼表現及影響的文章連篇累牘，像本文這樣一篇短文，無法充分探尋過去20年中它的崛起及其在共和黨內不斷增長的影響。由於這些事件既是最近發生的又是黨派性的，因此目前對此尚無一種一致接受的解釋。但是，這裏有一些初步的說明。
編 輯兼評論家歐文·克裏斯托爾（Irving Kristol）對這些現象進行了整理，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保守主義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雜誌為中心的傳統保守主義的複興，結果是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於1964年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第二個階段是“新保守主義衝擊的影響”，它同樣是以一本新雜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克裏斯托爾編）的出現為標誌。第三個階段是“近幾十年所出現的以宗教為基礎、關注道德的政治保守主義”。他對其發端進行了如下概括：
可以這樣說，有那麽一天，數百萬美國基督徒（其中大多數碰巧是民主黨人）開始認識到自己在學校中處於孤立無援和軟弱無力的地位。他們當然地希望把子女培養成行為端莊的基督徒，但卻發現他們的家長權威已經被一種現在正主宰我們的公共教育製度和大眾文化的好鬥的、世俗的自由主義所推翻並篡奪。他們觀察中學，看到的是同性戀組織能夠自由地把宣傳品分發給學生，而宗 教組織則沒有這種自由。他們看到最高法院禁止在教室牆壁上張貼《十戒》，而避孕套卻在分發給青少年。於是，他們造反了，做了他們惟一能做的一件事情——開 始在政治上組織起來。這樣，在美國政治和美國人的生活中，已經開始了一場大變革。
波 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的彼得·伯傑（Peter Berger）教授說道：“數量眾多的福音派選民自‘禁酒運動’失敗以來在政治上大多保持緘默，但他們覺察到自己最珍視的信仰和價值觀受到嚴重侵犯時便開始覺醒了。”他認為聯邦最高法院的兩項裁決為重要例證：禁止在公立學校舉行祈禱（1962年）和允許墮胎（1972年）。（現在更糟糕的是：同性戀居然可以發結婚證。轉貼加注）
基督教聯合會（Christian Coalition）前主席拉爾夫·裏德（Ralph Reed）這樣說道：“70年代末，民主黨積極分子的基本觀念與教徒選民的社會保守觀念之間的衝突終於爆發了。”裏德認為，最高法院1973年使墮胎合法 化的裁決僅是“故事的一部分”。“最大的誘因”是卡特政府試圖要求基督教及教區學校證明它們的建立並不是為了“維護種族隔離”，以維持其免稅地位。“對保 守的福音派教徒來說，這無異於向他們的學校、宗教、及其子女宣戰。比其他任何一個事件更甚，國內收入署反基督教學校的行動點燃了後來被稱為宗教右翼運動的導火索。”
人口結構及階級因素也是誘因。萊曼·A. 凱爾斯泰特（Lyman A. Kellstedt）、約翰·C. 格林（John C.Green）、詹姆斯·L. 古思（James L. Guth）和科爾溫·E. 史密斯（Corwin E. Smith）四位政治學教授評論1992年大選結果時探討了作為這一新趨勢基礎的，美國社會中具有世俗性的，“一係列緩慢但卻逐漸發展的變化”。這四位學者引述傳統教會新教教徒人員的減少、他們的“文化霸主地位”的衰落，及福音派和虔誠的天主教徒的選票脫離民主黨的事實作為例證。伯奇（Berge）教授指 出，一項精確的分析必須承認“階級動力”，即“高度世俗化的精英文化與宗教性大眾文化的對立”。他指出，墮胎問題提供了一個判定標準。“那些屬於精英文化 圈的人‘重選擇’，而文化上不被認可的人則傾向於‘重生命’。”
弗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iginia）的“後現代”研究課題衡量了“基督教右翼”的規模，將其定義為“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積極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運動”，這一定義也許過於 狹窄。福音派基督徒人數約為美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政治活躍分子（基督教右翼）的人數不超過美國總人口的5%，僅代表著全部福音派教徒的五分之一。根據他們的調查，同美國總人口相比，基督教右翼有著不同的人口統計特征；在這個運動中所代表的人數比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實際人數要多，其中包括婦女、南方人、白人、生育高峰期一代人，以及鄉村和小城鎮居民。他們受良好教育的程度高於其人口比例，有很好的收入，並來自於職業階層。 他們中78%是共和黨人。”
在宗教聯盟的聯合中，一個被廣泛討論的事件是一群基督教重要領導人的《福音派教徒與天主教徒聯合起來》（“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的聲明的發表。其中題為《我們一起奮鬥》一節，提供了一個表達新宗教保守派思想的思維主題和政治問題的簡要闡述。聲明簽署者呼喚“公民社會的正常秩序”，聲稱“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須由道德真理來保障”，並用《獨立宣言》中的話語表示，“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們認為隻有 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須由宗教來保障”。
這項聲明對如下問題作出了強有力的承諾： 支持宗教自由；保證對胎兒免遭墮胎提供法律保護；支持“把我們的文化遺產傳播給後代”的學校和對“西方文化”的重新肯定；支持父母對教育的選擇；支持跨宗 教、種族、種族地位、性別和階級的相互接受和理解的複興精神；支持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它反對“那些利用弱者的安樂死、優生、人口控製的倡議”，反對在美 國社會中廣泛傳播色情文學，反對“娛樂傳媒對暴力、性邪惡及反宗教的偏執行為的歌頌”。
凱爾斯泰特、格林、古恩和施密特基於他們對1992年選舉結果報告的分析，作出預言：“……目前有關社會問題的爭論，如在墮胎問題上的爭論，不是暫時的異常現象，而是 ‘傳統價值觀’議程對抗‘個人自由’議程的未來政治的本質”……這些爭論涉及許多相關的問題，如婦女權利、計劃生育、性教育、同性戀者權利，以及對色情文 學的管製，並且很容易擴大到更寬泛的議題上去，如家庭政策、健康保險、公立學校的課程設置、就業慣例以及政府的藝術基金。更重要的是，這些政治議程最終會與稅收、商業管製和自由貿易等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最後，和其中一個聯盟有密切關係的選民將會按照他們優先的文化忠誠來解釋變化中的經濟狀況。
佛羅裏達大學的肯尼思·沃爾德教授，對把參加者維護自身利益解釋為運動起源的幾種說法提出了挑戰。
沃爾德說，本世紀美國社會中的許多變化被福音派基督徒說成是“精神汙染”。他們將禁止校園祈禱視為“政府對宗教的攻擊”。他們認為，男女在工作場所及家庭中的平等是“對上帝的反叛”；墮胎合法化及同性戀者的平等權利“是對道德秩序的嚴重侵犯”。為“恢複傳統文化或抵抗進一步的墮落”福音派教徒采取了政治行動。
沃爾德說，福音派教徒的這種騷動發生在美國南部及其教會正走向繁榮、並獲得新的資源之時。因 1974和1976年政治上的失敗而懊惱的共和黨領袖尋求為該黨贏得更多的選票時，他們選中了福音派的這些明星，鼓勵他們建立新的組織，並且“把組織技能、郵寄名單、政治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有價值的資源提供給那些認同共和黨理想的福音教領袖們”。
許多有關這種新的、在政治上過分自信的宗教保守主義的評論已經在公開反對宗教對美國政治的新幹預， 但是一個公正的觀察家不得不有選擇地評價這一異議。正如邁克爾·諾瓦克在前麵所指出的，在整個美國曆史上，宗教界人士一直在表達他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 法。美國人對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表示敬意，是基於他們對國家道德的影響及其在民權運動中的參與。著名的福音派領袖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牧師和紐約大主教約翰·卡迪納爾·奧康納（John Cardinal O’Connor）有不同的事業，但他們渴望有同樣的影響。
天主教主教會議定期在國會作證，並且支持開明的福利計劃。如果南方浸禮會（Southern Baptist）或摩門教（Mormons）表達更加保守的觀點，那也是理所當然的。弗吉尼亞政界人士莫頓·布萊克韋爾（Morton Blackwell）審慎的評價看來難以反駁，他說：“政治自由並不依賴動機。當一個人嚴肅地對待其宗教信仰並以此為動機積極投身政治時，就沒有理由對他 進行譴責。那些不讚同他的人可以自由地建立組織從事對立的政治事業。”
外國人的觀念：
認為美國人是世俗的和物質主義的
為什麽美國人的宗教虔誠及其對美國社會的眾多影響在國外沒有留下深刻印象呢？這裏可以提供一些原因：
第一，信仰是一個內在化的個人的事務。鑒於政教分離原則及出於不希望冒犯那些有著不同信仰的人的考慮，人們不會頻繁地公開申明自己的信仰。因此，宗教信仰不像社會其他事務那樣顯而易見。
第二， 在某種程度上，宗教場所在美國社會中受到限製。學者們在討論將宗教從“公共廣場”中排除的問題。
學 校的變化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進程。1950年代中期，許多美國學校把《十戒》貼在布告欄上。各地學校每天上學伊始都要禱告或誦讀《聖經》（通常是《舊約全 書》，這在基督教和猶太教學校較為普遍）。中學畢業典禮等公共活動無一例外地以禱告開始。1954年，美國國會改變了每個授課日開始時“宣誓忠於國旗”的 誓詞。議員們修改了“一個國家，不可分割”的誓詞，使孩子們能夠重複《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中亞伯拉罕·林肯的話，背誦“在上帝的庇護下，一個國家，不可分割”。
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除“宣誓忠誠”中增加的這兩個字之外，所有這些公共場合的舉止都被最高法院的裁決所禁止，以確保政教分離。
第三，在海外，展示和介紹美國文化的主要是傳播業。其他國家的人主要是從報刊、廣播、電視和電影中獲得有關美國的知識的。這些媒體傳播美國社會的概念。
前麵指出，美國人在周末上教堂的人數比觀看體育比賽的人要多。但體育消息卻占據了每天報紙的4至6個版麵，而有關宗教的報道每周也許隻有一頁。
一 項研究發現，1993-1996年，美國廣播公司（ABC）、國家廣播公司（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以及 公共廣播公司（PBS）的“新聞時間”欄目所播出的7.2萬條晚間新聞中，宗教新聞隻占1.3%。 而在10.4萬條早間新聞中， 僅有0.8%涉及宗教。
蘇珊·費格雷·奧斯蒙德（Susan Fegley Osmond）是《世界與我》（World and I ）雜誌的文藝問題編輯，她在談到傳媒如何報道文藝作品時指出，“主流藝術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眾多追求某種精神的藝術家，或者沒有報道這些藝術家的這種富有特色的追求……”
當然，罪惡比虔誠更能促成激動人心的新聞和戲劇性事件。美國廣播公司“夜線” （Nightline）節目主持人特德·科佩爾（Ted Koppel）評論全球通訊中的新聞部門時說：“《十戒》和我們卑汙的本能之間的緊張關係為新聞提供了每日的素材。如果沒有對《十戒》從第五到第十條的褻瀆，我們的信息傳播和娛樂業將會出現一個多麽大而廣闊的真空啊！”
媒體不誠實的傳播宗教人物和他們活動的影響。可以這樣說，美國社會的宗教狀況並沒有被報紙、廣播、電視及電影充分真實地反映出來。 一些人則走得更遠，斷言傳媒對宗教價值觀持有敵意或漠不關心。並非是保守主義者的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在最近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說：“這不僅是敵意的問題，還是漠不關心、無知和視而不見……而當傳教士及其信徒們真的出現在通俗文化中時，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形象被歪曲了的神父、搞陰謀的電視傳道者、鄉巴佬式的和品行不端的基要主義者的大雜燴。”
另 一些人指出了精英價值觀和其他美國人信仰的不相吻合之處。一項由弗吉尼亞大學“後現代”課題組在1996年進行的研究指出：“社會精英最反對那些帶有‘傳統的’、‘保守的’和‘基督教的’字眼的社會組織。”此外，他們還 “懷疑傳統的中產階級道德觀，如果不是蔑視的話。”並且“很可能把諸如看色情作品、吸大麻、抽煙、喝酒、婚前性行為、搞同性戀，以及支持或參與同性戀婚姻 等行為視為道德上的麻木不仁。”
社會及政治變革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所提供的統計數字證實了美國社會在通訊部門工作的人士相對而言對宗教不那麽虔誠。在電影、電視及新聞傳媒界工作的美國人分別隻有4%、4 %和9%的人每周去一次教堂。這與其他職業群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例如，美軍軍官中有46%的人，美國商界人士中有35%的人每周都做禮拜。這說明美國傳 媒所反映出的是在這一領域工作的那些人的價值觀，而不是整個美國社會的價值觀。
所有這些都是有爭議的。但是，宗教在美國社會和文化中的地位並沒有在海外廣泛流行的文化形式中充分顯示出來，這個結論是不會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