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談到所謂的抗戰大後方生活,一般指在重慶,好像連近在咫尺的成都也不算,旁邊的貴州雲南是大後方,但不是那種大後方。對大後方的生活,曾經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估計是某位記者講的:“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十分形象。至於什麽算緊吃,沒有人想關心知道。反正大夥都認為蔣介石那一夥就會吃,還要緊吃,抗戰的事情早就丟腦後了。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有詳細的描述。所以在重慶生活,要回憶起來有點難度。我前幾天談到母親對重慶大轟炸的回憶態度,一位朋友看了覺得母親大智慧。他講了一個原因,在那個是非之地的經曆最好少講,心懷叵測的小人會放暗箭。另一個原因,我揣摩大概是在前方的戰士看見在後方的人生活,心裏那個氣。在淪陷區的老百姓在心裏的那個恨。所以母親的重慶回憶隻能根據她老人家的隻言片語,前後幾十年斷斷續續,祥林嫂式的“嘮叨”中整理出來。
本著“政治正確”的原則,我挑一些“高,大,上”的事情寫出來。這是母親對我們一貫的要求,政治正確,不給人小辮子抓。比如她最近在上海敬老院參加中秋節文藝活動,和其他老人合唱,合唱隊裏最小年齡是86歲,母親最長,虛歲97。在選歌的時候,大家都會唱的一首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還有一首“雄赳赳氣昂昂”。我的兄弟當場錄像準備給我電郵過來。母親講,他在美國看,這歌如果給美國人聽見了,豈不惹麻煩?電話中聽到母親的擔憂,我這心裏雖有一絲不安,宣傳的力量啊。更多的是幸福,老媽不糊塗啊。
看話劇,是母親的一大愛好。當時重慶聚集著大批話劇人才,寫劇本的,做導演的,演出的,幾乎都是當時全國最好的,而且左派為多。所以那些戲目今天看來也都有正麵意義。母親是合肥人,說一口合肥話。重慶8年,隻學會說“謝羅”這兩個重慶話,到上海70年,連“阿拉”二字都不會講。當然她能聽懂重慶話和上海話,就是模仿能力差。這話劇應該用的是國語,當時還不叫普通話,母親應該能聽懂並欣賞。一開始幾年,因為有一份國家公務員的“金飯碗”工作,收入穩定,開支也穩定,所以生活也穩定。是否去“緊吃”不清楚,但母親告訴我,幾乎能看到的話劇都看過,有些還看過好幾遍,戲院的設備很差,舞台布景,照明非常簡陋,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碰到日本人飛機轟炸,警報一響,大家進防空洞,討論劇情,猜測故事結果。警報解除,回到劇場繼續看,照樣人很多。很多演員不卸妝就在防空洞和大家在一起。母親喜歡叫話劇為“文明戲”,我有時問她,什麽是“不文明”的戲?她說你傻啊。文明戲看的多了,演員也就認識了許多,男女都有。母親當年20出頭,追星的勁頭很大,一直到晚年都如此。比如,我家對麵就是上海影城,經常有活動。約十年前有一個電影節,龔俐小姐也來了。母親居然就讓二哥推著輪椅直闖人家休息室,合影後交談甚歡。記者把照片和相關報道送來,母親得意的很,買了好幾份報紙送人。還有一次,演員張瑞芳出一本書,在影城舉行首發儀式,母親興致衝衝趕去,當然是母親認得她,她不記得母親。但談起重慶的往事,兩個老人談得很投機。她比母親長一歲,母親記得很牢。
磨豆漿,是母親經常回憶的。戰時生活困難,雖不至於餓死,但供應極為緊張。主食大米,銀行有時會搞到一些平價米,但副食就要各顯神通了。重慶農民銀行宿舍裏有幾個阿姨和母親關係很好,母親大概是當時女職員中年齡最小的之一。勝利後複員到了上海大家還住銀行房子,幾個最要好的都住在同一弄堂,就像親姐妹一樣。小時候我經常去“騙”東西吃,隻有這幾家,母親允許我們小孩可以接受食品或小玩意,其他絕對禁止。回到重慶的豆漿,這東西實在是個好東西,營養豐富又好吃。母親的同事阿姨搞來一個大石磨,黃豆怎麽來的我不清楚,估計四川也出黃豆?母親年輕,單身有的是空閑時間,沒事就喜歡幫人家推磨,熱乎乎的豆漿沒少喝,順便也學會了做豆腐。後來自己家裏也搞來一個小石磨,轉盤大約一尺直徑,抗戰勝利後外婆居然從重慶帶到上海。記得上麵一個小孔,每次放一小勺泡過的黃豆,慢慢轉幾下。每隔一段時間要請工匠把石磨上下兩件上的槽重新鑿深一點,槽的方向上下兩件是反方向的,有一點弧度。現在回想母親教我們磨豆漿,真是很有意思的。母親現在還說我當年磨豆漿有耐心,弟弟圖快,磨的是豆渣漿不出料。重慶生活應該是非常艱苦的,母親得了貧血症,一直到她退休前上世紀70年代初才有好轉,多虧了後來每天一瓶牛奶,但當時沒有條件啊。
和豆漿有關的一個細節,帶母親逃難的是她外婆。在重慶,早上起來坐在桌旁吃早飯。家人去廚房熱一下豆漿,回身一看,已過世了,94歲。
那母親有沒有參加“革命活動”?當然有,但不是地下黨活動,因為那時共產黨是公開的,下次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