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失去故鄉將會被連根拔起
農民日報記者李海濤2013年12月曾經幾次到中原某鄉村采訪新農村建設成就,感歎在中國新農村和城市化建設運動中,許多古老的村莊正在迅速消失,農村的原貌正在“運動式”新農村建設中遭到毀滅性破壞,為此不無感慨地發出了“鄉村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中國人失去鄉村就沒有根了”的強烈感歎。
的確,筆者在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高興之餘,內心一直有著相同的焦慮。總覺得,以農業文明著稱於世界的中國人一旦失去故鄉,大範圍、不顧一切地走向城市化,心理上會有一種被“連根拔起”的失重感和無根感。一個人沒有了根,沒有了故園,沒有了故鄉,也就沒有了心靈的家園,鄉情和親情將將失去賴以依托的載體,文化傳統將和人們的肉身軀體一起像蒲公英那樣滿世界飄飛與流浪——既無法回歸傳統的農耕文明環境,也無法開辟一片沒有被工業汙染、法製、民主、和諧的淨土生存,中國七八億曾經的農民將飄向何處呢?這樣的發展與進步是喜是悲?是福是禍?是前進還是倒退?恐怕很難回答。
藝術家對中國鄉村的消失也十分敏感和痛惜。著名畫家劉小東曾經目睹過三峽大移民過程中大片農業文明被永久性地淹沒水底,大片的耕地變成樓房,那麽多自然村落變成新農村,這個社會的轉型、大發展帶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他不無感歎地說我們都會變成沒有故鄉的城裏人,每個人拚命地往前奔,退路卻被斬掉了”。“不僅僅是焦慮,真的是很沒有辦法。”藝術家的悲觀情緒帶著強烈的感情和情緒色彩。社會的快速發展與變遷必然帶來人性的變化。這位藝術家無可奈何地說:“我改變不了現狀,但可以凝視這種變化,去捅開這種異化和變態、臃腫的東西。”
可是,藝術家的地位不過是社會的旁觀者和生活中的看客。所以畫家劉小東自嘲總是怨天尤人、自作多情,為這些和自己生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擔心憂慮,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畢竟我不是社會實踐的真正參與者,還是溜在邊上的人,沒事兒幹的人,精神上管閑事的人。”劉小東把自己稱為“老憤青”,因為他畫畫時常懷怨恨,怨恨成了他創作的激情。他的成名作《三峽大移民》、《三峽新移民》等都是在這樣的心境中創造出來的。有天他看到兩個人抬著沉重的鋼筋從沙塵飛揚的工地走過,覺得他們“像一根繩上的螞蚱”。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人的命運是那樣不可逆轉和生命的渺小與生靈的脆弱。劉小東有一幅10米寬、2.5米高的寫生巨作,畫布上是一群人倚坐餐桌興致盎然吃飯的情景,題目是:“吃完了再說”。他承認這幅畫的主題是一個隱喻:我們做什麽事都不管未來,眼睛隻盯著當下,一切都是“吃完了再說”,畫裏蘊含著對人類未來深刻的焦慮和憂患:有的事情必須在吃前解決,可是我們根本不去理會,隻顧及吃的痛快和消費帶來的快感。如果將來有一天我們把農村改造得麵目全非了,農業文明徹底消失了,地球上的資源也耗盡了,把所有的麻煩都推給我們的子孫後代,以後讓他們怎麽辦呢?失去故鄉的中國人會被連根拔起嗎?
村莊是中華民族農業文明傳承的載體,但是這個載體正在快速地被解體和淹沒,這在熱火朝天的的新農村建設中是有目共睹的現實。好在最高決策層領導是理智和清醒的,國家主席在湖北考察新農村建設時強調,即使將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國家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強調,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少拆房、不填湖,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果真如此,也算是為中國的古老農業文明留一條生路,不至於把中國人的農耕生活方式、生存環境、生態風貌和文化傳統“連根拔起”和攔腰斬斷。
在閱讀經曆中曾見過這麽一種說法:假如一百年前的一位中國人睡著了,當他醒來時候,發現自己置身於現代中國,那麽,一切事物對於他來說都是新奇的,隻有一種生活方式未見多大改變,那便是我們的食物,我們依然使用著筷子,食物的味道一如往昔。果真如此,到時候新中國的人隻剩下筷子和味道兩樣東西沒有變,中國人失去的不僅僅是故鄉,恐怕連靈魂都找不著北了。
正因為如此,我才格外地擔心,中國地方官員和地產商經不住政績和金錢的雙重誘惑,大批生態良好的村莊會在推土機下灰飛煙滅。他們難以控製對政績和金錢的渴求與衝動,很難認真地執行中央高層的指示,他們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變戲法似地拆遷、推倒,然後重建,逼著失地的農民上樓。他們很可能會產生與劉小東畫作《吃完了再說》中人物類同的思維模式——“推倒了再說”!等到有那麽一天,中國的大片鄉村被改造得麵目全非時,成千上萬的鄉村風貌就再也找不回來了。那時,毫無疑問我們將成為子孫後代麵前的罪人。隻需聽一聽那日夜隆隆作響的推土機的響聲,就足以感到這絕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