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精英真的沒落了？

                      中國知識精英是否沒落了？

                                                            

   近來，“知識精英”這一稱謂幾乎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不少人急於與這個曾經為之驕傲的稱呼撇清關係，仿佛已經成為一個令人羞愧的符號。如今，中國權貴主導的社會主流和民眾草根文化的崛起，曾經處於優越地位的知識精英和文化精英幾乎成了社會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知識分子作為曾經的文化精英群體已經風光不在，無可奈何地被邊緣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法製健全和公民社會的日益成熟，特別是近年來網民數量的急劇增加、自媒體的迅速成長和全民寫作時代的來臨，中國依靠知識分子傳播意識形態、愚弄和教化國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越來越多的平民百姓有了自己的獨立人格、獨立思想和對社會、人生、事業、愛國等方麵的獨到見解，知識分子的地位在日益下降，依然抱著精英心態的知識分子感到一種無以言狀的沒落感、危機感和失落感。現在的年輕人對那些習慣於用“教師爺”口吻訓導晚輩的作風深惡痛絕。無論是無處不在的五毛黨，還是憤世嫉俗的憤青，還是被流行文化淹沒的普羅大眾群體，他們似乎都不再買精英知識分子的賬，甚至連“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幾乎正在演變成一個貶義詞。

    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群體正在沒落，有的知識分子正在被權貴收買，有的知識分子正在被金錢和名譽所異化，總之這個曾經在新中國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社會特殊群體正在走向墮落、衰敗和沒落，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不僅僅在中國，其他國家在實現或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知識分子群體都在走向沒落，那種少數精英知識分子把持媒體、輿論、話語權和社會教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有人把中國特色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稱之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有人貶損知識精英是“一個靠出賣良心、良知、靈魂的“吃軟飯”的寄生類群體，是被黨國供養著吃香喝辣的“奴才”；有些五毛黨更是粗魯地以文革的口氣提名道姓地大罵知識精英為“奸佞群體”、“新生官僚買辦特權資產階級權貴”，說他們在既得利益集團麵前奴性十足，搖尾乞憐，媚態媚骨；傳統知識分子是不屑與說書藝人為伍的，可是如今的一些知識分子精英（諸如易中天和於丹之類）卻以“說書藝人”為榮，成了一個靠賣藝吃飯的群體；有人覺得如今的中國知識精英已經墮落成“民主恐怖分子”；還有人把發軔於美國互聯網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參與的泛意識形態化思想傳播當做“不務正業”；有人認為，中國禦用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犬儒”心態，他們被政府豢養並為政府辯護不惜紅口白牙地不顧常識說謊(比如為汙染和霧霾辯護）；有人覺得，中國知識精英是幫閑階級，主要能耐是擅長“坐而論道混飯吃”；有人幹脆把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的沒落和整個社會的墮落劃等號，“中國體製下的知識分子徹底沒落隻不過是社會整體墮落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值得大驚小怪”；中國一些知識精英不過是“知識販子”，他們太精通老莊韜光養晦的思想了，可惜韜虛了身子韜軟了脊梁，隻剩下偷懶與矯情；有人諷刺賈平凹在《廢都》裏描寫的一群頹廢沒落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膽量玩政治，沒有本事玩經濟，隻是“拿著國家“包養”的工資過著尋花問柳的糜爛生活”；有人貶低知識精英的社會價值，當今中國所謂的精英知識分子並沒有自己的思想，也提不出適合中國的價值觀，和古代為封建王朝服務的禦用文人沒有什麽本質區別；有人對中國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識分子非常反感，認為他們“骨子裏最大的劣根性是赤裸裸的權利欲，參政意識極強，個個是嗅覺靈敏的政治動物，媚態百出，要麽萎委瑣瑣一副犬儒相，要麽側身江湖任性逍遙，要麽嘮嘮叨叨怨天尤人”，做起事來卻一事無成；有人抨擊知識精英的虛偽，“某些自由知識分子以自由為旗幟，打著自由的招牌為民眾代言，骨子裏卻是為了自己的自由；劉湧案再次說明精英知識分子的虛偽，談起自由頭頭是道，儼然以真理自居，暗地裏卻大搞良心交易；有些知識精英專門為富人代言，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窮人的自由成了無人過問的中國特色了；有人覺得一些知識精英在給社會幫倒忙，“中國的知識分子要麽給民眾製造烏托邦,要麽鼓吹懺悔和愛,卻不做任何事情來反抗罪惡和減輕災難”；有些極左人士甚至認為，當年毛澤東借整風運動打擊知識分子的精英心態的做法是正確的、成功的。這就不免有些荒唐，與文革期間的學工學農學習解放軍如出一轍，看完令人發笑。

   不過，客觀地看待草民和網民對精英知識分子的圍攻，有些是發泄多年壓抑的不滿情緒，有些人是借機痛罵那些官商勾結助紂為虐的知識精英,有些是出於對知識精英名利雙收的嫉妒心理，有些是自己沒有文化曾經被貌似有文化的知識精英壓製的一種報複心理，有人是出於“文人相輕”指桑罵槐、對同行的攻擊，有人甚至把對執政黨和政府、體製、政治等所有不滿的情緒，都像潑髒水一樣非理性地潑到中國知識精英群體身上，這顯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任何時代的文化變革和演進，總是帶有明顯過激的社會心態，總是免不了出現矯枉過正的偏差。我覺得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在改革進程中還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比如各種法製的建立和健全就離不開知識精英，每一個開明政策的出台背後都有知識精英的心血，每一棟高樓大廈和每一條鐵路公路大橋的開通都離不開知識精英的參與......反精英主義不能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的道理一樣，不能因為一部分知識精英的無能無聊、無用、無德來否定所有的知識精英群體。古往今來，人類的每一次文明與進步實際上都離不開知識精英的啟蒙、參與和導航。我想，廣大草根民眾真正討厭的是以下幾類知識精英：那些恬不知恥瞪著倆眼說瞎話的，那些抱有“有奶便是娘”思想的，那些違背常識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還有那些動不動居高臨下以聖人、上帝、傳道士和教師爺口吻教訓人的。

    不過，無論知識精英多麽可恨可惡，知識分子的精英人格依然是社會必不可少的良心，社會民主和思想文化的啟蒙也離不開知識精英群體。無論我們對知識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進行重新評價和定位，我們都不希望回到那個以各種理由迫害知識分子的黑暗時代。卡夫卡《在法的門前》的寓言，和前蘇聯很多知識分子的遭遇十分相似。布爾加科夫給斯大林寫的那封著名的求職信——“如果不能任命我為助理導演，那我請求當一名在編的群眾演員。如果連當群眾演員也不行，我就請求當一名舞台工人，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求蘇聯政府按它認為可行的辦法盡快處置我，隻要處置就行。”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曾經按照押解隊的吆喝已經“坐下了”。押解隊員仍然向他吆喝“快坐下”，索爾仁尼琴此時不知道該如何坐下。押解隊員於是一腳踢飛了他屁股下的箱子。原來，押解隊員命令他坐到地上。

    前蘇聯知識精英們遭遇的迫害和中國反右運動和文革期間讓知識分子掃廁所有什麽兩樣？試想：如此粗暴地對待知識分子，這不是人類文明的倒退嗎？這些愚魯野蠻的行為不僅是對知識精英們的打壓和羞辱，而且是對人類文明的嘲弄。所以，我們處在一個文明法治的國度和時代，應該在充分尊重每個人和每個群體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並且允許被批評者辯駁，沒有任何人和團體可以壟斷話語權，每個人都有依據憲法自我表達的自由，否則批評者就成了公共話語權的獨裁者。知識分子也好，社會文化精英也好，他們也是普通人，身上也必然會有缺點，做事也必然會犯錯誤，但是社會和政府都應該在尊重人格和學術自由的框架下爭論，任何扣帽子、上綱上線，人格謾罵和人身攻擊都是“文革”遺毒，是毛澤東式的權術，是斯大林式的“肅反”，是曆史的大倒退，是絕對要不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曆史，任何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和清洗都是社會的災難。所以，目前中國互聯網上對知識精英的批判簡直是一邊倒，這也是不公正的。我並不喜歡打擦邊球，更不喜歡和稀泥或者貌似站在中立的立場上拿“中庸之道”作為自己的擋箭牌或者遮羞布，不過我還是主張理性、客觀地討論知識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話題，而不是非理性的謾罵和情緒發泄。我們是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國民，不是山村野夫，更不是文盲阿鬥和市井無賴，應該懂得“有理不在言高”，“有禮讓三分”的道理，知識精英整個群體遠沒有壞到“痛打落水狗”的地步。尚若拿他們和當今肥得流油、世代相傳的權貴階層相比，知識精英們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       

    中國知識精英的尷尬處境正在受到一些書齋裏的學者的關注，當然他們的身份也是知識分子，有些甚至是精英分子。學者許紀霖對知識分子頗有研究，他在《大我的消解——現代中國個人主義思潮的變遷》中寫道：“自由民主政治所依賴的是一個具有公民精神和自治傳統的互利性個人主義社會，而一個自利性的由“無公德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要形成秩序，隻能訴諸於無所不在的威權政治。”高丙中認為，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是，“當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精英群體相當激動，利用自己所控製的輿論對流行文化大加撻伐。可是，當中心地位無可挽回地失去的時候，精英群體反而冷靜下來了”。於仲達《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再修訂版）》中對中國知識精英的評價和批評雖然尖刻，但是不失去理性，讀後頗有啟發。此處摘錄一段作為本文結尾——“這是一個坐而論道的時代，各種有用和無用的清談將浮出水麵，保守、激進、自由、新左，相互對壘，我透過形形色色的表演隻看到精神廢墟的荒涼......中國的知識分子愛做上帝當牧師，有聊時給統治階級充當政治顧問，無聊時弄點信仰給民眾解悶，想做事時誇誇其談，腦袋一熱兜售一些大而無當的治國宏論，更可笑的是居然還想救世，他們拿書本當指南用腦袋做利器。現 實中國豈是一言一計可以興的？那種道德理想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時代早已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理性、冷靜、務實、經世的時代”。

    他們並非為中國知識精英辯護，實際上也說明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始終都是被邊緣化的，和政治的關係忽遠忽近，他們雖然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但是更多的時候是社會的受害者，基本上是被統治者利用的工具。有時候他們被作為攻擊政敵的工具，有時被作為花瓶的擺設，有時作為吹鼓手為當權者吹喇叭抬轎子，這種工具性幾千年來都沒有本質的變化。當今的知識分子一旦踏入政界，第一件事就是盡快洗掉自己身上的知識分子的酸臭氣，隻有經曆了“去知識分子化（德行和心態）”，才能在官場上混得如魚得水，否則很快就會被官場趕出局。由此可見，無論知識分子的精英地位已經被權貴階層所拋棄，還是被草根思想所厭惡和驅逐，這個特殊的群體的確需要反思和冷靜地思考，必須給自己的使命感重新定位。

    古人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知識精英也需要正視自己在新時代中的位置，既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高，也沒必要把自己看得低人三分。依我看，知識精英隻要做一個不為利益所動的正派人並且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成就一番事業就可以做到問心無愧。犯不著抱著那種迂腐的“先天下而憂而憂，後天下而樂而樂”憂國憂民的心態嘔心瀝血地把自己累死，過去的國家是屬於天朝帝王的，如今的社會是屬於權貴的，自己非權非貴非主人，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並享受短暫的人生幸福即可，大可不必管得太多，說得太多，因為偉大領袖早有告誡“牢騷太盛防腸斷”嘛。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