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們應該如何對待老百姓的下跪?
2014年7月31日新聞,遼寧省沈陽市發生考上生家長集體下跪事件。遼寧省教育廳下發的通知沒有及時告知考生和家長,導致報考沈陽音樂學院的四十餘名學生嚴重耽誤正常報考,近二百名通過分數線的考生無法被錄取,馬上要開學了,學生無處可去,家長著急。近一周來考生家長在遼寧省各部門奔走上訪無果,萬般無奈家長代表隻好在遼寧省教育廳門前集體下跪,以祈求主管部門盡快給個說法。這些家長早8點直至晚9點,已在此守候三天。長時間在高溫外下跪酷暑難耐,有的家長當場暈倒,被120急救車緊急送走。可是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及時解決。
這是個讓西方人無法理解的事件,但是確是一個讓中國人覺得不值得大驚小怪和沒有多少新聞價值的消息。因為無論是媒體上還是生活中,諸如此類的下跪事件對於中國人而言早已司空見慣了,似曾相識的事件隨時可以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唯一不同的是下跪的原因——有的家長為了孩子上學下跪,有的受害者為了洗雪冤情向法官下跪,有的老百姓為了維護個人的權益向接待信訪的官員下跪,有的小商販為了自己的謀生工具不被沒收向城管下跪,有的農民為了自己的田地不被霸占向鄉村幹部下跪,有的市民為了房屋不被拆遷甚至向強拆的黑社會打手下跪......老百姓在麵對強大的政府官僚機構和利益集團時,完全變成了弱者,和舊中國的草民百姓看上去沒有多大本質的區別。他們為了討個說法或者伸張正義,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人格尊嚴,向政府機關或者具體辦事的官員下跪。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封建時代的舊中國並不稀奇,而發生在法製完善的當代中國就有些讓人匪夷所思了。
人們不禁要問:是不是中國老百姓天生就有下跪的習慣?不錯。過去,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形成了孝順和尊老的習俗,在春節拜年和給父母祖父母拜壽的時候會向長輩們下跪以表達孝心。這是延續至今的一種曆史文化傳統。雖然從文化和曆史上我們可以理解古代中國人對官府的下跪行為,而且大多是出於自願的,實質上絕大多數的下跪行為是舊中國威嚴的皇權製度威懾著百姓下跪造成的。不過,我相信,在現代法治文明的社會,不管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多麽卑微,除了為了謀生的乞丐下跪出於自願之外,普通老百姓恐怕是沒有人喜歡下跪的。更何況他們生活在法製健全的人民共和國,一些高層領導時常強調中國是“人民共和國”,“權為民說賦,權為民所用”,所有的幹部都是“人民公仆”,甚至有些領導還在媒體上三番五次地標榜自己是“人民的兒子”,可是,身為人民的公務員,他們怎麽忍心讓身為“長輩”的人民向“兒子”下跪呢?對於重視倫理關係勝過法律的中國人老說,這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可是,現實生活中總有一些弱勢群體的老百姓向權貴們下跪,這是為何呢?是老百姓天生骨頭犯賤嗎?是法律不夠健全嗎?還是體製本身有一定的缺陷?以我的陋見,大概是因為老百姓無法通過正常的行政渠道和正常的法律渠道解決問題,無法切實保護自身的權益,在四處求告無門的情況下才不得不下跪,顯然這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就像當年廈門的市民反對在附近建設大型化工廠一樣,他們不敢遊行示威抗議,就成上萬的人一起到廣場上“散步”。因為他們不敢在政府機關門口示威,雖然中國憲法上白紙黑字寫著“公民有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權利,但是沒有人敢冒險動真格地利用公開表態的方式,表達他們的合法權益和正當訴求,任何公開的表達都會被看做是對政府權威的挑戰,甚至會被作為破壞社會穩定的“犯罪分子”抓起來,要麽接受審判坐牢,要麽被黑社會的人關進黑監獄。所以,老百姓祈求官府的唯一辦法隻有下跪。他們不寫標語,不喊口號,不發表任何不利於政府和社會穩定的言論,就默默地跪在機關的門口,希望盡快給個答複,可是總有一些機關和公務員表現得像冷血動物一樣,置老百姓的人格尊嚴、身體健康和合法權益於不顧,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殊不知,這種對待人民的傲慢行為隻能讓更多圍觀的人民心寒!難怪有些人會因此質疑執政黨是否可以做到言行一致,這種傲慢是對政黨的形象、國家的形象極大的抹黑。在此類事件的背後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為何不能杜絕此類事件發生呢?要知道在互聯網時代,任何負麵的消息都會像八卦新聞一樣不脛而走,“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
然而,下跪有時候並不完全意味著軟弱可欺,甚至也並不意味著內心不憤怒。關於下跪與憤怒的問題,詩人梁小斌在《地洞筆記:被世界開除》一書中曾經有過一段論述:“下跪表示是順從。順從要求人膝蓋著地,眼神也是低垂著。我們經常討論,下跪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下跪有可能是自願的,我們在下跪時盡量趨向於那個理想中的下跪姿勢。對下跪的評價標準,取決於主人的挑剔程度。他跪下來就行了,眼神雖然是憤怒的,已經不再過問了。但也有不允許有憤怒眼神出現的那個主人,下跪的人隻好在拳頭上做文章,表示憤怒。在主人看不見的隱蔽部位表達不情願下跪的意誌,也就是在心裏。但是,仍然有能看出你心裏不服的人,要求你心悅誠服地下跪,直到變成完全自願接受,認為這很自然為止。一個下跪者後來說到他的舉動是被迫的:你難道沒有看見當時我臉上有憤怒的眼神嗎?”
這也許正是中國文化的微妙之處。在傲慢的權貴者看來,無論是他們命令老百姓下跪還是老百姓自願下跪,其實是沒有什麽區別的,真正的區別在於是否把下跪者當人看,是否因為下跪的行為引起“有關方麵”足夠的重視。有時候下跪事件被開明的有正義感的領導知道了,就頗為重視,因為他們曉得,在為數不多的下跪者背後還站著千千萬萬個圍觀者,也許下跪者的憤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圍觀者的憤怒,尤其是在網絡時代的互聯網圍觀更具有放大效應,這就是所謂的“民意不可違”的含義,因為中國自古以來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時候當權者並不怕下跪者的眼神是否憤怒,甚至可以允許他們適當的憤怒,隻要跪下就說明你臣服於我了;有些更為傲慢的官員采取拖延的辦法讓下跪的“刁民”對自己“心服口服”。按照現代心理學理論分析,這是掌握權力的人展示自己地位和權勢優越感的心理滿足過程。他們會在心裏說:不服氣行不行?不行!還是服軟了吧?否則,即便你下跪,也要看老子的心情好不好,心情好就給你解決問題,心情不好就讓你跪著,而且讓你到各個機關去跪著投訴喊冤,最後你還得舔著臉乖乖地到我這裏解決問題。當權者為什麽有這樣的流氓無賴心理呢?他們為何置百姓的痛苦於不顧呢?是因為他們明白,上級絕不會因為一個或者幾個草民百姓的利益受到損害而摘掉他們的烏紗帽,所以這樣的官僚一點公仆的感覺也沒有,有的隻是“此係中山狼,得勢便猖狂”。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過,“人不能被判為奴,隻能自認為奴”。用這句話解釋中國人有史以來的國民性和奴性是比較貼切的,至少舊中國的老百姓許多是“自認為奴”的,所不同的是,新中國的老百姓向一些傲慢的官員下跪,他們內心是滿腹憤怒的,有的可以從眼神裏看出來,有的把憤怒壓抑在胸中隱藏得很深,指不定哪一天忍無可忍的時候會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來。
不過,按照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說法,“我們在世上的時日本來就不多,因此不值得在壞蛋的腳下爬行”。顯然,向無良知的官僚下跪就無異於“在壞蛋的腳下爬行”。其實每個人的一生都很短暫,隻有短短的幾十年,為何不堂堂正正做人偏要“在壞蛋腳下爬行”呢?試想:假如每一個中國人都接受了普世價值,假如他們沒有被紅色的教育洗腦,假如他們都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那麽蔑視百姓的官僚哪裏還有市場?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和古代最大的不同,古代是一種皇權一統天下的體製,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如今的共和國,最大的不同在於有了相對公平的現代法律體係和社會架構,隻是官僚們總是把法律和政府都作為馴服百姓的工具,而不是作為維護公民權利和科學治理社會的法寶。希望這種局麵可以盡快得到改善。因為中國人曆來是有尊嚴、不喜歡向權貴者下跪的民族,他們歡迎政府任何以民為本的改革,即便他們下跪時眼神流露出些許憤怒的表情,因為他們知道任何社會都有不完善的缺點,有時候哪怕政府機構給他們一個打過折的解決方案他們都會心懷感激,政府大可不必擔心溫順善良的中國老百姓會造反。中國人曆來是熱愛和平的,隻要他們可以吃得飽、穿得暖,隻要當權者不把他們逼進死胡同,給他們留一條生路,他們是絕然不會冒著殺頭的風險和官府對著幹的,所以看在上帝的份上,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爺對下跪的弱勢群體還是善良一些為好。不要變成冷血動物,不要喪失人類最起碼的憐憫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