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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曾與反對美帝國主義、揭露國民黨腐朽統治和中日友好等現實政治相連接。在此過程中，因被誤用而扭曲變形，其豐富鮮活的曆史內涵被漸漸遺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來越明顯。80年代以後，由於日本社會不斷有人否定侵略曆史，南京大屠殺成為中國民眾對日本侵華曆史認識的一個象征，越來越受到關注。但是，如何借鑒以往的經驗，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仍然是我們麵臨的重要任務。
一、五十年代：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曆史遺產的南京大屠殺，其基本史實為中共所繼承。與此同時，在新的社會框架內，隨著政治熱點的不斷轉換，被重新加以整合與詮釋，賦予了新的內涵。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為動員民眾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全國上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宣傳教育運動。開展曆史教育，激發民眾的民族情感，是宣傳教育運動的重要環節。在建國初期的中國民眾心目中，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血史，而日本的侵略又在中國民眾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傷痕。相對來說，當時不少人存在對日本恨，對美帝不恨的思想。
為廣泛地發動群眾，克服畏美、崇美、親美的思想，培養仇美、鄙美的心態，中國政府有意識地把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對美國的仇恨。1951年初，中國政府以美國對日單獨媾和、簽訂片麵的《舊金山和約》以及重新武裝日本為切入點，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抗議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控訴運動，對民眾的心理產生了強烈震撼。在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抗議聲浪中，南京大屠殺作為全國宣傳的重點。
但是，所有的宣傳活動均沿著這樣的路徑：從控訴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暴行開始，聯係控訴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引導民眾逐步認識到美、蔣、日、特務是一家。在這樣的宣傳思路指導下，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被曲解了。西方人士組織的難民區被描繪成日美忠誠合作的產物，是受難的難民區。在難民區內，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
期間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對日工作，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麽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
二、六十年代：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到美帝國主義
1960年，日美簽訂了《新安保條約》。中國政府認為這是美日反動派互相勾結，準備新的侵略和戰爭，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極其嚴重的步驟、標誌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日本民眾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中國政府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毛澤東在同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勝利鬥爭，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是一個極大的支持。中國國內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抗議和聲援活動，期間，南京大屠殺被再度提起。
這些遊行集會仍然延續了20世紀50年代初的做法，集會群眾手舉標語，高呼反對複活日本軍國主義、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親屬和大屠殺幸存者控訴日軍暴行，同時，將其與美帝的罪行相聯係。
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性的聲援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活動，是一項政治性行動，更多的是表達中國政府的姿態。相對於50年代初期抗議美國武裝日本複活軍國主義活動中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此次的宣傳力度相對較小，時間更加短暫，從5月中旬開始，到5月下旬即告結束。而且，當時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聲援日本人民反對日美保安條約的活動與聲援亞非拉各地人民革命鬥爭的遊行示威相摻雜。在這樣的背景下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其影響力無疑會大大減弱。
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抗日戰爭作為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講述的多是共產黨的抗戰。國民黨政權是腐朽墮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民政府的抗戰被貼上了消極抵抗、賣國投降的政治標簽。南京大屠殺作為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事件，自然也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以階級分析眼光看，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證，同時也是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的證明。在《追記日寇南京大屠殺的血海深仇》一文中，《新華日報》記者這樣寫道：采取消極抗戰、屈辱投降、出賣祖國權益的蔣介石反動政府，在南京將淪陷前，對人民實行天下的欺騙，口口聲聲說要與南京共存亡，可是蔣介石卻背叛了保家衛國抵抗侵略的神聖職責，攜帶金銀珠寶、嬌妻美妾逃之夭夭。與南京共存亡的不是這批賣國賊，而是南京市英勇不屈的人民和一部分真正抗日的中國士兵。
三、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終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終止了戰後以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中國媒體中批判日本的言論大大減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深入、廣泛、係統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舊軍人協會訪問南京時，接待人員總是回避談及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不得已時才敷衍幾句，最後總要補充道：事情已經過去，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過，責任在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頭子。
但是，對於親曆過日本軍國主義塗炭的普通民眾而言，日本軍國主義並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親人被殺、家園被燒毀、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的切膚之痛。幸存者薑根福原姓徐，大屠殺期間，他的母親被日本兵槍殺，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親被抓走，他後來被薑姓人家收養。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薑根福作為南京市工農講師團的一員，經常到學校、機關演講。對於中日友好，薑根福一開始並不認同。又一次，領導讓他給來訪的日本人作報告，他不肯。黨委書記找他談心，他依然不肯去，薑根福說：我見到日本人就氣。我恨他們。黨委書記最後以共產黨人要聽黨的話要求他，他這才放下個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婦女在廣播裏聽到日本總理大臣到中國訪問的消息時，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日本兵殺害。幸存者和遇難者的家屬、後代從未忘記這段慘案，正是他們的口耳相傳和訴說，是的這段曆史記憶不斷延續下去。
建國以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述，盡管數量不多，同時被打上時代的政治烙印，但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典型事例，相關的記述還是給人們流下了強烈的印象。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實在人們的記憶中不斷傳遞，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時期也沒有中斷。2006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舊書市場上覓得一本20世紀50年代的南京市民日記本，日記的主人叫楊丹。日記除了楊丹的學習筆記外，其他都與南京大屠殺有關。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孫宅巍通讀完整本日記後指出：這本日記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南京市民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和集體記憶，這說明，南京人一直都無法忘記這場災難，一直都在關注著這場災難。
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在東京審判以前，由於日本當局的新聞統製政策，大多數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專案審理，使日本民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其後，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記述作為戰史回憶或中國訪問記的一部分，開始在出版物中出現。同時，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殺也開始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
同時，隨著日本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潮開始蔓延。20世紀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全麵為日本侵略戰爭翻案。1972年，鈴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係列文章，攻擊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等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鈴木明在《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係列文章《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獲得了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1973年又出版了單行本，並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殺否定論者奉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日趨激烈，引起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更多關注。
四、八十年代以後：教科書事件與國恥教育的重視
1982年6月，日本發生了教科書事件。一套對日本侵略史實有多處篡改的中學教科書，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審定。書中將日軍侵略華北寫成了進入華北，將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歸結為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還對日本侵略朝鮮和東南亞的史實進行了篡改。
教科書事件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中國政府認為，這種錯誤的曆史觀會使日本人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的曆史，把他們再次引上軍國主義老路。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開展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通過外交渠道與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時，在輿論宣傳中發表了大量批駁日本篡改侵華曆史問題及其觀點的文章。
其間，南京大屠殺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中心。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編製了紀錄片《南京大屠殺》，在全國放映。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與南京博物院聯合舉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證史料展覽》，有關部門舉辦了多場座談會，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紛紛控訴日軍暴行。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對侵略戰爭、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分開等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經部分地改變了人民原先對日本的惡感。而教科書事件的發生，使人們不得不麵對不肯認罪的日本這一嚴峻的現實。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刺激，各行各業的人紛紛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寫信上訪，呼籲政府為曆史也為未來，為南京人民、中國人民，也為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殺事件建館、立碑、編史，以紀念死者，教育後人，把這血寫的不容篡改的曆史，永遠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間呼籲，對於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
通過教科書事件，中國政府意識到對青少年進行重溫曆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鄧小平後來對來訪的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說：好多年來，我們為了講友好，沒有重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書篡改曆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溫曆史、教育人民的機會。這件事不僅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實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輕人需要這一課。他們不大懂曆史，有些曆史已被忘記了。特別是現在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外國投資，講友好，就容易忽視這一麵。
正是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愛國主義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國恥教育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也使得抗日戰爭史上一些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禁區被打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新被提起，國民黨的抗戰功績逐步被肯定，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受到了積極的評價，這些都為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研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關的領導機構，市長張耀華親自掛帥，積極推進。1985年8月15日，由鄧小平親筆題寫館名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放。在日軍當年集體屠殺和遇難同胞叢葬地遺址上，陸續建立了十幾處紀念碑。
建館之初，紀念館更多的被定位為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陣地，有關部門曾經提出不主動邀請或安排外國人參觀。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和平教育、對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以紀念館的建立為契機，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與此同時，中學曆史教科書中，對南京大屠殺的介紹更加全麵和具體。1986年出版的中學曆史教科書，收錄了兩幅南京大屠殺圖片。在以中學生為教育對象的《南京鄉土史》中，南京大屠殺作為專門的一章記述。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文藝和影視作品也開始出現。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呈顯出越來越鮮活的跡象。
記憶是對過去的重構，它總要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文化現象。戰時，它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象征，戰後審判進一步強化了民眾的這一印象。新中國成立後，其象征地位繼續延續，但又與反對美帝國主義、揭露國民黨腐朽統治和中日友好等現實政治相連接。在此過程中，因被誤用而扭曲變形，其豐富鮮活的曆史內涵被漸漸遺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來越明顯。
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日本社會不斷有人否定侵略曆史，曆史認識問題成為中日關係障礙之一，南京大屠殺在其間居於重要地位，成為中國民眾對日本侵華曆史認識的一個象征，南京大屠殺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關注，其內涵也大大豐富。但是，如何借鑒以往的經驗，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仍然是我們麵臨的重要任務。要還原真實的大屠殺曆史，不但需要學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廣大民眾的有力配合，這其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注：本文摘編自《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有大量刪減。作者：劉燕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配圖來自《人民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