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須說一句，就是餓死一人，也是不應該的。毛澤東是最高領袖，難咎其責，最起碼有用人不擦，不明下情之責任。
但是，作為後人分析前因後果，我們必須分清哪些是毛澤東的責任，那些是下麵人的責任。古代為什麽將欺君之罪懲罰甚重，就是要避免決策者因不明實情而誤判誤斷。
現在來看看三年時期，問題最多的省份。我是憑記憶寫，很可能有錯誤和張冠李戴。
大躍進時的死人多發省份有四個：
山東，當年陳毅手下的一個師長，因其他原因解放初被降職山東糧食廳（局？）當負責人（在訪問朝鮮時和金日成打招呼時拍其肩稱其小金，他們當年在東北抗日時是戰友，很熟，回國後因此事被降職。），大躍進時說了句“我是地瓜（局）廳長”，被舒同一擼到底。山東當時是舒同當政。此事我是聽地瓜廳長的老上級的兒子說的，他也是我單位裏的同事和朋友，親口告知。舒同是老鄧的親信。“地瓜廳長”的起因是其不滿舒同造假。因為朱德去山東了解情況，舒同讓人在地裏事先埋好地瓜（參見安徽段）。
四川，當政的是李井泉。他有句名言，我隻聽劉鄧和彭真的。老彭被老毛老劉打倒後，老毛似有悔意，請他出山負責三線，老李因為老劉的原因，給老彭穿了很多小鞋，後來老毛知道了，大為光火，責成彭真親自到四川給老李打招呼。此事我記得是老彭的手下後來在文章裏說的。李井泉也是大放衛星，隻要升官不顧子民生死的地方大員。
安徽，曾希聖，也是老鄧的親信。當年他的一些事，可參考江渭清回憶錄和陳丕顯的 回憶錄。那兩本回憶錄裏還提到當年劉少奇視察華東，一路批評幹勁不夠大，步子不夠大。食堂要大辦。（脾氣很大）。毛澤東發覺自己已經不能從文官係統了解下麵的實情，便做了兩件事，一是讓自己的警衛戰士回老家探親，順便在家鄉做調查。另一件事是派老人董必武，朱德等和秘書去調查。董去了安徽鳳陽，曾希聖得到消息，連夜命令地方部隊將鳳陽董必武要經過的路上的無樹皮的樹砍掉。這件事情我也是聽我單位裏的同事親口告知。曾希聖掉動不了野戰軍。他是省軍區的政委。
河南吳芝圃，老鄧親信，殘酷鎮壓信陽的地方領導和群眾，因為他們瞞產私分（把糧食藏起來）並反對老吳亂放衛星。吳芝圃把信陽地縣兩級幹部很多人打成反黨分子，關起來，害死不少。文革時河南和信陽老百姓造吳芝圃反。 老鄧複出首先給老吳平反，親自出席老吳的追悼會。
紀登奎在鄭州會議時因為說實話，並鼓勵他手下一個大隊隊長也說實話（大隊隊長的回憶，他因為遲到，不知開會風向，便按實情在小組會上發言，後被同組的批評，嚇壞了。紀登奎卻鼓勵他在大組上也說實話。）紀登奎因此開始被毛注意，並在後來從地委書記上調中央委以重任。
老鄧當年有兩張照片，站在田裏“長”的稻子上。老鄧是地主的兒子，應該知道一些農家常識。吃了狗不理包子後去拍了兩張臭照片。留下了曆史的見證。
好像東北，江浙福建，華南，都沒聽說有餓死人的，最起碼沒聽說餓死很多人的。凡是國營農場，王震等的軍墾農場，因為劉鄧不能插手，都沒放衛星。
三千萬是個什麽概念？
當年全國是六億人口。三千萬就是二十分之一。除去那些很少死人的大城市和近郊如上海，北京，天津。還有南方山區。（像浙江山區有很多毛竹，山茶樹（茶籽可榨高級菜油）等，還有山裏的各種野生動植物，要活人真正被餓死是不太容易的。）東北，新疆軍墾。各地的國營農場。如果餓死人主要地發生在上述四個省份的話。那這些省份必須死亡率高達十分之一或者更高。也就是按平均五口一家，那就是起碼平均每兩戶死一人。
按理，每次人口統計，某一年出生的人口會因為生老病死，越是新的人口統計，那數值會越來越少，是下降的。如果考慮移民因素，特別是中國，移民出國遠遠多於移民進來的人數，那這個數值會下降的更快。但是後來發現，1959，1960，1961年出生的人口，曆次人口統計，中間在1960中期 到1980年中期出現反常上升。有好幾百萬。（好像是一個統計學家發現的，並給出了解釋—返鄉，人口雙向漏報等。）說明有些人隨隨便便說的那三千萬是很不科學的。至於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信口雌黃，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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