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巨人的背影(節選）
客觀認識毛澤東時代的偉大經濟成就
說明：該文是董博士所著一 書的第一張。書中的第一章標題是 “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
該書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在其個人博客上有詳細的介紹。因該書董博士被南洋媒體譽為毛澤東研究專家，並受原中顧委副秘書長郝盛琦老人家的邀請回國交 流。該書得到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滕騰等領導的部分或高度肯定，並被上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考，影響了後來我黨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方向。該 書的雛形是1999年董玉振以古董筆名發表的影響巨大的網文《為毛=澤=東辯護——兼談xxxxx》。該文曾以標題《建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曆程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經董玉振博士的授權在網上公開。 此處回複原書中標題，並修訂對照書中文字重新做微小修改後登出。
董得清華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後南下新加坡做博士後，之後在毛澤東時代曆史研 究，《金瓶梅》研究方麵有所建樹。在直銷研究方麵，著有《如何分析直銷公司》，成為知名的直銷研究專家，也是新加坡直銷史上唯一被政府媒 體邀請做公開直銷演講的學者。同時也在新加坡著名的城市規劃顧問公司領導戰略與產業研究部。
一、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輝煌的發展成就
“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筆者也不願將毛澤東視之 為經濟學家並為此進行辯護。作為一位政治家、執政黨領袖和國家元首，關鍵在於在他任內國家的經濟等方麵是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求全責備， 或因一時的經濟失誤而否定經濟的整體成就是不客觀的。至於“毛澤東時期經濟一團糟”、“毛澤東耽誤了中國的發展”等觀點，更是輕率和不負 責任。
在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早期，既發現並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既農民問題，並由此 啟動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也為中國最大的群體過上自尊的生活 提供了根本的基礎土地。就影響和意義，超越後來的任何單項經濟改革，如聯產承包責任製、經濟市場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土改和暴 力革命，徹底鏟除了到處盤踞的地方勢力，包括地方經濟霸權、地方武裝和地方政治山頭、黑社會組織，實現了國家的真正大一統局麵，促進中國 各地方、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流通等，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而49年之後，毛澤東領導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級政府機構，為經濟的發展建立起必要的領導力量。公有製計劃經濟體係的 確立，對於在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幹大事，發展必要的基礎工業和重工業、科教、文化、衛生等事業，提供了製度的保證。毛澤東對人 民的動員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則為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和動力。雖然計劃經濟已為今天所放棄，但自49年之後在經濟、科技文教、國防等領域的巨大發展成就，是無法否定的。
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等，根本沒有值得一提 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七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係。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三年實現經濟恢複，1949年沒有詳細資料，可以肯定會非常糟）；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也翻了一番，從1965年的1402億元發展到1976年的3207億元[1]。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第二代領導人和大陸經濟學家貶之為“停滯不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經濟崩潰 的所有先兆如：物價飛漲、失業增加、收支狀況惡化等全部沒有蹤影，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崩潰的邊緣？”以下是幾個重要產業的發展數 據：
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以1978年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澤東時代經濟的自然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大型基礎建設和重工業項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產），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億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立方米增長到了5100萬立方米，電力從70億度（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度，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發展到了1億零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000噸上升到了869萬3千噸，農藥從2千噸增加到53萬噸[1]。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係，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 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 造的工業大國。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 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經濟大國（這在海外學者中被認可，雖然有匯率的爭議，但如果按照貨幣購買力來計算，這個位置並不離譜。 隻要按國際市場價格算一下當時能源、原材料、冶金、農業等基礎領域的產出就能明白這一資料的可靠性）。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共完成了八十 多萬公裏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麵道路建設），兩萬多公裏的鐵路，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於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雲南（除了早期的一 條窄軌）、廣西、四川、貴州、青海、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曆史（甘肅省在解放初期的鐵路隻有隴海鐵路到天水段， 解放後延伸到蘭州，並建設蘭新線）。在水利建設方麵，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20億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庫中，30座為49年後所建。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庫（現在即使建3400座標準遊泳池也是一個浩大的開支）。為毛澤東之後從容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在文教方麵，“文革”結束時基本實 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專院校和完善的基礎教育體係（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從來沒達到過3%這一世界平均線，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 題，與後來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當時在農村一些家長不讓女孩讀書，純粹是封建餘毒的影響，並不是上不起學的問題。筆者家 鄉就有幾十位這樣的女孩，包括筆者的姐姐）。1975年學齡兒童入學率更達到96.8%的曆史高點，毛逝世後卻連年停頓在這一水平線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複到 97.2%；初中畢業升學率在1975年為60.4%，從此以後再沒有達到過這一數據，1998年為過去二十多年的最高點，才達到50.7%（筆者家鄉就是個證明，1976年高中畢業生每年有十幾位，後來再沒出現過這種情況，高中生越來越少）；在校學生數占總人口的比例，1976年為22.4%，1977 年為曆史最高點達22.7%,後來再沒達到這一比例，1998年為後來的最高點，才達到17.3%，和“文革”爆發的1966年相差無幾（15.7%）。在校中學生數，1977年為曆史最高點，達6779.9萬；小學在校學生數的曆史最高點為1976年，達1.5005億，後來的中、小學在校學生數從來沒有達到過上述數據，因學費負擔而輟學的問題，自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很好解 決過[2]。毛澤東時代的升學率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最高的。這也表明了毛澤東對提高中國人民的整體素質所做的貢獻和中 國社會的高度平民化色彩，這和今天“貴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當考慮到經濟發展的不同程度，這種對比變得更加鮮明。改革開 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對在中國投資普遍的擔憂是：在大陸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他們以為大陸象菲律賓和印尼）。中國各級官員 和學者也在胡說八道什麽“勞動力素質是製約中國吸引外資的障礙”。但令最初試探性投資的外商驚奇的是，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到處都 是，這在其它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想象的。雖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極大的摧殘，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礎教育的偉大成就，至於那些說什麽“文 革”期間沒人好好學習，更是犯了一葉障目的錯誤，除了“文革”開始的兩年，後來的教育（包括絕大部分高校）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小。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規模龐大、分布領域廣泛的科研院所，為我國科學研究和設計的全方位發展， 打下了基礎（保守估計有3千多所）。而這樣龐大的科研體係，在發展中國家是唯一的，在全球範圍來看，也隻有美、蘇擁有這樣齊全的科研門 類配套。沒有這些科研機構，中國在解放後二、三十年建起的較高素質的民用和軍事工業，根本不可想象。這些院所的存在，為改革開放後對進口 技術的消化吸收、設備及零部件國產化、跟蹤國際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等，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醫療衛生建設方麵，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 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這真是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創意）。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 藥費用隻相當於幾個雞蛋的價錢。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體係，使得1976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達到男人為六十六歲，女人六十九歲，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居於最高水平。這從一個方麵賦予 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及其執政體製的人道主義的色彩。
雖然在政治鬥爭中有些反人道內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所享受的人道 待遇。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 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時代還留下大量外匯儲備，截止1977年共有黃金儲備1280萬盎司和外匯儲備23.45億美元（請記住：70年代毛逝世前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和工業設備）。為華國峰和鄧小平時代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準備了條件。即使 鄧小平也承認：“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麵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 化前進的陣地”，“總之，我們還是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以及“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麵 貌”[3]。
二、人本經濟的意義
由於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 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隻反映 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 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隻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據上根本反映不出。但 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於其實際完成投資額而被計入。
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裏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 象的，最著名的要數全長1100公裏，橋隧占總長度4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於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 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地形極為複雜的地區修建鐵路，不少解放軍戰士為此付出寶貴的生命。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確保了當時工程建設的效益和質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中國建設了不在少數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澤東 時代建設的諸如南京長江大橋等工程的質量，就能明白毛澤東時代國家和民風建設的成就。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 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麽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以及忽略和其它 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重工業的較高技術層次等因素）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隻有懂得市場經濟才是“懂經濟”呢？市場經濟 是否是人類發展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 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筆者稱之為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 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並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分配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於購買或激勵勞動 力。而市場經濟體係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 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誌轉化為群體意誌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 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 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 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它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雖然人本經濟已不適於今天的現實，但這並不能成 為否定昨天的理由。畢竟毛澤東創建了適於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並完善當 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為人類的發展道路開辟了新的思路。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 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譬如，中國在工業和科技基礎極其薄弱的環 境下，隻用十多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隻用9年就完成百噸級“運十”客機的試製。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並不很差的基礎上並同時還伴隨著技術的引進，至今 推不出一輛象樣的國產轎車。直到今天，在國家重點工程、大型市政建設項目方麵，有關負責人往往將其作為一“政治任務”來監督，大大提高工 程的進度。這其中已明顯存在人本經濟的核心內容。
三、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影響
當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共領袖們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得到群眾的附和，為什麽？原 因很簡單，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薄 弱的工業基礎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 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對於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 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隻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 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 實。
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毛後時代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 發展根本不可能實現。國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 空話。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下開始的以寶鋼一期工程（耗資178億美元，此數據援自寶鋼一期工程投產時，上海一家報紙的相關報道）為代表的“洋躍進”，耗幹中國全部外匯，導 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太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而所消耗的外匯一部分是在毛澤東時期通過國家的節儉 而積累的外匯盈餘。
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麵的巨大 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麵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誇耀。很明 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中國對蘇“一麵倒”的政策後來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如果考察一下蘇聯對中國156項工業項目的援助和影響，應不難明白，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蘇聯、東德、捷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負責任的 姿態，為協助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而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要進行類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156項主要為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各工業領域的分布搭配經過了中蘇專家的認真研究，甚至在各項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認 真推敲。在我國還缺乏對工業化發展全麵認識的情況下，蘇聯專家在吸收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基礎上給予了必需的知識協助。就拿機床工業來說，機 床工業所有類型的製造廠，如車、銑、刨、磨、鑽、衝等，全部包括在內，還有象投資6億元建立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器廠等一係列重機廠（建這類工廠要比“聯想”之類的計算機廠和家電組裝廠困難的 多）。這些工廠的建立，不僅使中國的機床製造裝備水平在解放後不久立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在基礎工藝發展、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方麵，扮 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隨著數控係統的完全國產化，中國機床工業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進國家；沒有早期的基礎，今日國產數控機床、 加工中心的製造將不可想象。如果想一下上海寶鋼等大型引進項目建設時，日本將一些二手設備塗上新漆運來我國，而美國至今不願將先進設備賣 給中國，更別提軍工企業和技術引進了。由此不難明白，中國如果沒有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迅速崛起將麵臨更大的困難。沒有 第一汽車製造廠、一係列重機和機床廠的建立，後來的十堰第二汽車製造廠、萬噸水壓機和萬噸輪等大型工業項目的迅速建成將麵臨更大的困難。 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除蘇聯及個別發達國家外，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業力量建立起如此規模的現代化汽車廠的（二汽於1969年開工建設，1975年第一輛汽車下線，共安裝四千台新設備，300條生產線，117 條自動化流水線，載重車產能位居世界第三。單看建設的速度和自動化程度，就可以駁斥所謂“文革”期間沒人搞生 產和科研的謬論）。如果沒有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和汽輪機廠，後來的四川東方動力集團等一係列大中型動力設備企業將難以迅速崛 起，中國大型電站設備的建造能力將很難短期建立起來，畢竟這類設備囊括了機械工業幾乎所有的加工工藝（例如，大型電站鍋爐的焊接技術，汽 輪機的轉子動力學、合金鋼和精密製造等，都是機械工業領域相關技術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後半期，哈爾濱鍋爐廠能利用美國圖紙建造60萬千瓦的超大型電站鍋爐，與以前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也驗證了中國焊接技術的世界級水平。東方動力集團現在能 製造60萬瓩大型汽輪機組，標誌著中國動力設備領域正全麵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當然，中國後來的一些電力公司熱衷於多花 幾倍的錢買日本電站設備，肯定不全是技術的原因。中國還沒有富裕到不在乎幾倍差價的地步。隨著中國60萬千瓦大型機組的建成，中日大型電站設備的技術差距並不大。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環境， 使得中國這樣一個赤貧的國家，一步跨越了市場經濟國家需更長時間，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而得以展開大工業的發展和壯 大。即使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沒有能力在重工業領域（尤其是基礎裝備及原材料領域）進行商業冒險。在中蘇蜜月時 期，還得到了其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支持，而中國除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分散了美國的戰略力量外，在經濟和技術上對蘇聯和東歐 社會主義陣營的回饋微乎其微。
當今日的一些中國人就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責時，可能沒有意 識到，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際援助方麵，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中國對外援助無論在規模上、技術層次上還是產業的合理搭配方麵，與中國在 這方麵所得到的國際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大國和富國對其它國家的經濟援助本來就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拒絕對外援助的大國必然 麵對外交上的尷尬，印度對外援助的資金曾長期維持在高水平。即使在接受中國對外援助方麵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對改善中國的周 遍安全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援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保家衛國”，中國不能允許周邊小國被世界強權作為對付中國的橋頭堡。
如果就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目的而言，毛澤東對蘇聯的“一麵倒”外交政策，無疑是 一極為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澤東的個性和民族主義色彩來說，沒有天大的好處，他會輕易地叫別人一聲“老大哥”嗎？當斯大林送給毛澤東一輛 小轎車時，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愛的紅辣椒（他老人家真夠幽默的）；可當蘇聯希望在地廣人稀的黑龍江建一個籮卜罐頭廠時，他的 民族主義情節立即發酵：您把機器給我，我們生產的籮卜罐頭賣給你們還機器錢。當然，最後不了了之。（請讀者不要以現在的引進外資和當時的 情況相提並論，當時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唯一目標無疑是正確的）韓國雖然在朝鮮戰爭後三十多年成為亞洲四小龍，創造了“漢江奇跡”。造船工業 的生產噸位已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至今依賴日本進口。而我國在 1976年以前已具備了各種船舶（從魚雷快艇到萬噸輪和核潛艇）引擎的製造能力。韓國現代重工也學會了製造電力機車， 但其關鍵技術全是進口。而中國則具有完全獨立的機車製造能力，在種類和技術層次上雖然比個別發達國家（日、法、德）落後，但在全球範圍來 看，則居於一個較高的水平。
台灣，雖然在經濟上有長足的進展，但其早期的主要產品以輕工業品為主。如果拿1976年時的自有工業技術層次和綜合製造能力進行對比，除韓國三星剛起步的半導體工業外，韓國和台灣根本無法和中國 大陸相提並論。他們生產的家用電器的元器件主要靠進口。即使從全球角度來看，1976年的大陸，工業規模、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後期，微電子工業和電腦技術的迅速騰飛和大、中規模集成電路在包括家 電、鍾表、自動化控製等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國和周邊小龍在某些新興領域的距離，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以個人計算 機及其全方位應用為標誌的工業革命，加劇了這種差距。當然，中國在以消費品為主的輕工業領域的產業不足、相關領域技術準備不夠、對消費品 經營理念的缺乏、體製上的欠缺靈活（這對重工業的影響遠不如對消費品工業的影響大；在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產量便於計劃，而對消費品工業 進行計劃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在 IT領域的封鎖非常嚴重，當1024分辨率的電腦顯示器在美國大量應用時，中國國防係統隻能從香港偷買），是中國沒能及時趕上的主因。即使韓國、 台灣和新加坡在半導體工業領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們中沒有一個具備獨立發展半導體工業裝備和基礎工藝原理的能力。這是美國這種經濟強國 最難於被別人追趕或超越之處。而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獨立發展了集成電路製造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製），並得以 出口日本。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導體工業，從拉單晶、設備製造、到集成電路製造全過程，積累了人才和知識。而當時具備這種能力 的國家除中國外，隻有美、日和蘇聯了。當然，中國後來半導體工業的落後原因就不談了。筆者本人橫跨多個工程領域的知識，和基於對眾多工業 領域及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入認識，才有信心為毛澤東時期重工業路線進行辯護，也才得以認識到毛澤東時期所發生的工業革命和對中華民族崛起的 全麵的、基礎性的偉大貢獻。當然，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更喜歡從經濟發展的宏觀數據進行評判，而忽略經濟微觀結構的極端重要性（即使從宏觀數 據來看，也沒理由質疑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沒有強大的基礎裝備、原材料和零部件工業，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電器產品都在中國生產組裝， 中國最多隻能算是個經濟大國，而決非經濟強國。當我們看到外國技術上的領先而埋怨毛澤東時，實際上我們已將自己放在了和發達國家競賽的擂 台上。這樣的比賽規則對於1976年時的中國並不公平。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乾二淨。當 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 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四、閉關鎖國的無奈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後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
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願。但形勢比人強，建國不久，美第七艦隊進 駐台灣海峽，接著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顏麵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在軍事上，東麵有日本、南韓美 軍基地，台灣的蔣介石隨時準備“反攻大陸”，東南方有菲律賓的美軍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北方 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線吃緊。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計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間接參與印度支那戰爭，六二年中印之 戰，六十年代援越抗美，六九年珍寶島戰爭，緊接著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使得中國不得不“深挖洞，廣積糧”，七四年 西沙之戰。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隻能麵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美國作為戰後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為我所用，且 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 五十多項（當然，這與蘇聯技術較進步有關）。台、港、東南亞直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為。如 果說鄧小平時代打開窗戶進來蒼蠅的同時還能進點新鮮空氣的話，那麽在毛澤東時代則沒有新鮮空氣可以進來。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 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那些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擔心外來思想會動搖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對毛澤東的根本不了解。解放初期，解放軍完全有能力一 鼓作氣解放香港，但毛澤東將香港的殖民地狀態保留下來，以便能充分利用，作為打破西方封鎖的窗口。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不僅不準備閉 關鎖國，而且盡力突破封鎖，以取得國家發展所必須的資源。建國至中、蘇決裂，中國的國門曾麵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 套設備為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於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就開放給中國 帶來的相對收益而言，這段時間決不遜色於改革開放前十多年對外開放的成果。70年代初中美、中日關係緩和後，中國立即從美、日、法、英等引進包括石油化工、化肥製造、冶金、采礦和石油鑽 探、熱電廠等設備。1973年，僅中美貿易就從七千萬猛增到8億美元。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後一年多就有如此巨大的國際貿易和設備引進，怎麽看也不象閉關鎖國，反而顯示出毛澤 東時代突破封鎖的急切感。當時的設備引進是在全麵統籌基礎上，以提高民族工業實力和技術層次為目標，具有非常強的針對性，引進設備均產生 良好的經濟效益。從開放為增強國家實力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從蘇聯、東歐和後來美、日、英、法等的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所 帶來的效果，絕對不亞於改革開放後以吸引投資為目標的引進。
五、“大躍進”與“洋躍進”
談到毛澤東在經濟方麵的敗筆，就不可能回避“大躍進”。它確實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了 很大的破壞，導致後來三年經濟的極端困難，及重大的人間悲劇，成為共和國曆史上慘痛的一頁。注1 不論毛澤東及其政黨為民族的崛起做過多少偉大的貢獻，由於政策的失誤而導致人民大量死亡的曆史事實是不能否定 或粉飾的。將人為的失誤而導致的經濟災難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並不客觀。筆者對此的一點發言權來自於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優勢：筆者的家鄉 所在地山東省菏澤地區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十個重災區之一，筆者家鄉的小村子也餓死了六人，甚至正在東德訪問的彭德懷在收到菏澤遭重災的消息 後而提前結束訪問回國。三年困難時期，至少在筆者家鄉，自然的災害並不比往年嚴重。但在“大躍進”和“大鍋飯”中，一係列荒謬的行為極大 地摧毀了正常的生產活動。
(讀者注：山東的舒同，是劉鄧的親信，其將省糧食廳長撤職，因為他說了句“我是地瓜廳長”。毛澤東因為不能通過劉鄧的文官係統了解真實情況，派朱德去山東了解情況視察。而舒同在朱德去的地瓜田裏做假，那位廳長不滿，說了上麵那個牢騷話。那位廳長以前是陳毅三野的主力師師長，因為去朝鮮時，拍著金日成的肩膀稱小金，回國被降級轉業去山東當了糧食廳長。那師長以前和金日成很熟，是戰友。平心而論，金日成對那事並沒抱怨，對那師長的降級也不知情。舒同後因為其在山東的錯誤，被毛澤東撤職。)
作者在此無意為“大躍進”辯護。但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不斷批評“大 躍進”時，卻很少有人檢討在毛澤東逝世後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的“洋躍進”及嚴重脫離實際的“十年規劃”。這是否存在著評價曆 史問題時的雙重標準？毛澤東曾為“大躍進”的失誤檢討，而無人對“洋躍進”承擔責任。雖然作個檢討也許不難，但麵對今日中國無所不在的貪 汙腐化，中國哪一位領導人向人民公開作過檢討哪？“洋躍進”的特點是無視國家的外匯支付能力，通過大型工業項目的全套引進來迅速提高工業 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由於嚴重脫離實際，缺乏科學論證，致使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和外債（從1977年的23.45億美元外匯儲備，到1980年的12.96億美元的淨外債），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種子。一些大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慶幸的是， 中國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迅速成功，不僅緩解了財政狀況，而且節省了一筆進口糧食的外匯，化解了“洋躍進”對經濟的巨大衝擊。否則，中國 經濟真要被拖到“崩潰的邊緣”。“洋躍進”的另一惡果，是由於論證的草率而導致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和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的永久性破 壞。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緊張不堪，而上海的優勢在於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勞動力隊伍。因此，上海的產業發 展方向應是優質輕工業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然而，重點全套引進項目寶山鋼鐵總廠的建設卻使上海的產業結構不可挽回地繼續走重型化的 道路。當上海汽車工業占中國市場半壁河山時，人們已經忘了它正是“洋躍進”留下的苦果。當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與其它地區的發展不平 衡（題外話：中國政府應迫使上海將汽車工業的增加產能，設在有一定機械工業基礎，同時又相對落後的城市和省份，如洛陽、貴陽附近城市、太 原、南昌、株洲、柳洲、德陽、寶雞等）。當第二代領導人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 議》），批評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時似乎忘了，他們所犯同樣的錯誤還沒來得及糾正。
六、國營企業的貢獻、問題及出路
（讀者注： 在雙規製下，公有企業必將敗於私有企業。除非大型重工業需要大的規模。為什麽？（1）公有企業有社會負擔。（2）公有企業內部有權者挖牆腳。（3）沒有一整套法律規章來防止腐敗分子挖公有企業牆腳。
老鄧的摸石頭過河，其實就是讓有權者混水摸魚。趙紫陽不就說了，回扣是搞好經濟的潤滑劑。他們這時候就不講接軌了。美國的KICKBACK, 是要坐牢的。
我有個鄰居，80年就發了。他是上海中百一店的采購員，進的貨基本上是私有企業的。我不說你也明白，有回扣。其結果是中百一店的東西越來越價高物差。中百一店最後隻能混個出租櫃台苟延殘喘。我們上海土鱉當年就知道，要買價廉物美的，隻有上廠家的門市部。
相反，美國就有很多條條框框，來堵混水摸魚，甚至到寧願犧牲效率。舉個例子。聖路易當年要建造輕軌列車，沿途的燈柱上的螺釘按合同有一定的尺寸。後來合同 商因為手頭有一批更強更好的螺釘，比原來粗了一點，以為質量更有保障便裝了上去。但因為不合合同，全部返工。洛馬有一次換代PC（為政府合同做事），贏合 同的是俄州一家廠，質量上是486CPU。但交貨時，市麵上已經是586了，廠家也換成586生產線。廠家以為我用586的貨換你486的合同，應該是讓 你便宜了。不行，把生產線換回去，全部裝486PC交貨。不過後來政府對標準進行了修改以滿足這種落後的僵硬做法。廠家可以用性能更好的產品來替代合同。 但沒改之前，必須按老規章做。而且，標準是要定，什麽是性能更好，條條框框很細。）
當今日的人們評論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時，難免會提到當時建立的大量“低效率”的國營 企業。如何看待和理解國營企業的貢獻和今日的尷尬，不僅關係到對中國經濟和工業發展史的客觀認識和評價，也將影響對中國未來企業發展，尤 其是對國有企業改革和管理的探索。
前麵已經對毛澤東時期的重工業建立的意義有所論述。本節將集中討論一下毛澤東時期 國營企業的貢獻和如何看待今日國營企業的低效益問題，同時闡釋中國國有企業的未來出路。必須肯定的是，正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龐大 國有（包括全民、地方國營和集體）企業，才奠定了中國工業大國的基礎。如果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的話，中國會有龐大的金融、運輸、 輕工業和房地產公司，但指望民間的力量建立大規模工業企業，尤其是規模龐大的重工業群，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獨特優 勢，也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具體體現。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當今，中國最大和最成功的大企業群體仍主要由國有企業組成，根本原因就在於，國有 企業的領導人在製定企業發展戰略時，患得患失的思想沒那麽重，因此也較易把握企業發展的良機；而民營企業家在風險承擔能力上相對弱得多。 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私人企業在重工業領域達到較高水平和規模的屈指可數。韓國雖然是個例外，但與韓國曆屆政府對幾大家族式財團的慷慨支 持密不可分。這種無保留的支持雖然帶來韓國大企業的迅速膨脹，也導致了整體經營效益的低下，國營企業的所有弊端它們幾乎全有，至於其中所 包含的道德問題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台灣在過去二十多年建立不少高水平的信息產業，與蔣經國時期打下的基礎有關；如，今日世界最大的集 成電路代工企業台灣集成電路公司（TSMC），當初就是首先由政府出資和菲立浦合資創辦，因隻有政府能承擔得起幾億美圓的初期投入和投資風險，而民間力 量根本不敢貿然涉足。待台積電走上正軌開始贏利時，台灣政府才將股份賣出，退出對公司的經營。以此為起點，台灣半導體工業才迅速騰飛起 來。美國企業能在短時間內壯大，與美國本身的龐大產品銷售市場和資本市場規模有關，但對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二者皆不具備。中國在 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營企業，今日不少麵臨關停並轉的命運。這除了企業管理人員的經營水平和後毛澤東時代道德水平下降的因素外，與中國早期 國營企業建立的環境和目的密不可分。中國為了實現自力更生的目標，追求所有產業的配套完善。由於國外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如果不能達到幾乎 全麵的零部件自給，對工業的整體發展必然帶來製約。如，中國圍繞核武器工程的啟動，就建了三百多家各類配套企業。當然，這類企業的產量是 很低的，也許一年隻造幾十件某種零部件，但沒有這類企業的建立，中國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來。當然，任何一類零部件的生產都需要一套 工藝裝備和科技及生產人員配備，如果將這類企業放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沒有贏利的可能，但這又是中國必不可少的產業。這類情況遍布在任何軍 工類行業，和航天、航空領域等。僅航天工業從零做起，建起了五大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以及龐大的生產配套企業。正是中國在工業領域的全方 位發展，以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不論是否符合效益原則，都為中國建立起全麵的技術開發和生產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礎。這一基礎的存在，為改 革開放後引進產品和技術的國產化創造了條件。
中國在九十年代的驚人發展，外國人不能理解這種從“無”到富的跳躍性。當然，改革 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和商業意識的全麵覺醒是至為關鍵的，但毛澤東時代積累的產業能量得以充分爆發出來，是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如果中國沒有 外部的封鎖，完全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的話，那麽，中國能分到什麽樣的一塊“蛋糕”呢？對一窮二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國來說，隻能分到輕 工業低端產品的下遊組裝部分，今天中國在某些高科技領域的現狀（如手機，計算機等）就是明證；甚至更糟。畢竟今日中國在參與國際分工的時 候，已經有了相當雄厚的基礎，在大部分領域，如機械、電機和原材料領域已有了相當豐裕的家底。比如，長虹集團能在電視機領域取得巨大成 功，甚至韓國三星電子、東芝等日本家電企業也采用長虹的行輸出器件、高頻頭（電視機上的關鍵部件）等，與長虹和中國電子業在過去幾十年的 積累是分不開的。在外資企業和私人經濟得到優惠政策的扶植下，國營企業繼續是出口創匯的主要力量，在200大出口創匯企業中占據半壁江山。中國各類國營和集體企業的建立，也為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一支龐大而高素質的產業 工人。筆者在和曾參觀或工作過的外資企業對比中，不得不承認，在外國私人企業裏要找到象中國的八級工那樣高素質工人真是不太容易（筆者在 國內做課題時，曾親眼目睹航天部二院的老師傅在普通車床上給本人加工的一個0.3毫米厚的錐型彈簧片；筆者敢說，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的工人敢做和能做這樣的加工）。而中國工人的整體素質之 高，創造能力和組織性之強，是世界罕見的，但幾乎完全被世人所忽略（最近一日本人寫的《中國製造》這本書裏開始注意到中國工人的高素質， 但可惜的是，這位作者缺少工程方麵的背景而無法去發掘更令他驚歎的事實）。在錢學森創辦航天部第一研究院時，大部分人員是從部隊轉業的軍 人，他們文化程度之低可以想象，也沒人進過工廠，可就是這些人為航天工業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極大的熱情為國家發展奠定了基礎， 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產業工人。這樣的事例在毛澤東時期建立的各類國營企業中俯拾借是。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型工廠能分配到的幾個大學生還 真是寶貝。
筆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海的一些國營大廠實習，因筆者的一貫興趣而對那兒的管理 給予特別留意。後來在深圳和國外的一些企業的經曆，使筆者相信，中國國營企業的微觀管理絕對不亞於大部分外資企業。尤其在海外工作幾年 後，更對國有企業的前景充滿信心。當然，由於中國企業的宏觀管理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和今日管理人員道德觀的淡薄而導致企業管理層在毛後時 代的貪汙腐化，進而導致國營企業效益的下降和員工工作熱情的降低，則是另外值得探討的問題。至於國營企業的內部管理和經營，需要中國在工 商管理教育和科研以及相關人文和專業教育方麵多做工作，很遺憾，這方麵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前幾年大、小企業發瘋一樣搞多元化經 營，摩托車廠造方便麵，電子公司開藥廠；一會兒又大談CI，把商標換來換去；今天又神經病一般到處在談“資本運作”等，好象資本一運作，中國就能有世界一流企業。聯想 集團和清華同方學習外國大企業而將筆記本計算機和數碼相機走“貼牌”路線，說不定哪天全中國到處猛刮起“貼牌”瘋（那真的是發瘋）。這裏 有個問題：如果中國頂尖大企業都不作設計（外殼設計不算）和尖端產品生產工藝開發，那中國工業素質的提高將會麵臨嚴重問題。聯想是在學習IBM，可IBM走技術服務和委托加工路線，是因為它擁有在相關領域不比中國科學院弱的基礎研究實力和應用技術開發能力，它賺 的是技術錢而不僅僅是品牌錢，而品牌價值的“後台”不是生產，而是強大的研發實力；看一下IBM在人類技術進步領域的一些裏程碑式貢獻，如電子隧道掃描顯微鏡、集成電路的銅芯製造技術及高密度磁盤存儲技術 等，就能明白它的強大基礎研發實力。IBM委托加工的是對它來說太低的技術，如計算機組裝，但不會把大中型服務器委托出去；而筆記本計算機和數碼相機的 製造對於聯想的現有技術層次來說，並不算太低的技術。相對來說，中國企業的品牌價值是建立在低端產品開發能力和市場營銷上，這種牌子是經 不起純粹“貼牌”考驗的。近幾年隨著公司上市，從聯想開始，中關村響徹雲霄的是要造就多少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清華大學一上市公司老 總的豪言壯語），更是全球企業界最無知、最荒誕、中國獨有的怪現象，那些由教授和研究員組成的經營團隊根本不考慮其它員工的感受和忠誠 度，對企業文化肆意踐踏，表現出典型的暴發戶嘴臉，為中國企業界樹起了一麵黑旗。（讀者注：本人在上海的工業研究所和廠裏工作過，知道筆 者所言不虛。舉例馬雲的阿裏巴巴，沒什麽技術，更沒什麽核心技術，也就是個靠倒賣倒買的IT圈錢泡沫。許多東西還是抄襲亞馬遜和EBAY的。而且是個離岸的外國公司。不知道中國人有什麽可以喝高的。）中國企業經營中的問題與企業家隊伍的整體素 質，和我國知識分子的自身問題及企管教育方麵缺乏創意等密切相關。今日，大量國有企業的關停並轉，並不意味著昔日的建立是浪費。中國在過 去十多年中，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崛起並非從零開始，實際上是在原有企業的基礎上，通過將其它企業的資產劃撥而實現大企業集團的迅速膨脹。 無論是海爾、春蘭、一汽、上汽、長虹、青島啤酒等，都在成長過程中低成本或無成本（資產劃撥）地兼並了其它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即使過去十 多年崛起的民營企業中，不少都曾通過對原國有或集體企業的購買或合資經營。在一個破舊的企業基礎上發展，也比一切從頭做起方便快捷的多。 創立一家貿易公司易，創立一家工廠難。尤其是一家需要一定技術力量和裝備的企業，僅論證過程就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某一空白領域發展工 業，困難更大。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填補了工業各領域的空白，自然也創立了今日工業發展的起點。私人購買一家國營企業，啟動階段的設備、 工藝、人員配備等重要資源已一步到位。其實，不少虧損的國有企業，隻需要換個經營人，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員工的整體素質和現成工藝裝備 是重要的保證。例如，新加坡豐隆集團購得中國優秀柴油機製造企業廣西玉林柴油機廠的控股權，全部技術和車間管理都由原玉柴員工負責；而新 加坡根本就沒有玉柴這樣的企業和相關技術，自然也派不出技術員工。豐隆在中國並購的另一個傑作就是新飛冰箱，而新加坡也不可能派得出任何 的技術人員。中國大量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另一個貢獻是中國城市赤貧階層的消失和落後地區工業化火種的散播。如果沒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 的發展，而完全依賴市場力量的話，中國將會出現一大批超級富豪，但中國城市貧民窟也將同時遍地存在；而中國的產業布局也將高度集中在傳統 上的沿海工業中心和內地幾個點上，而西安、蘭州、貴陽、成都的發展將嚴重滯後，更別提綿陽、齊齊哈爾、洛陽和柳州了，隻要看一下這些中西 部城市當今吸引資金的難度就可一目了然。沒有長虹的綿陽，沒有二重的德陽，沒有遼化的遼陽，沒有一拖的洛陽，沒有二汽的楚西北，沒有冶金 基地的六盤水，沒有東方電機和第二重型汽車的樂山，沒有陝飛的漢中„„，您能想象這些城市的今天會是怎樣？這將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中 國平均購買力的薄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嚴峻，社會關係的嚴重惡化，今日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問題，也必將在中國更早暴露出來，而且會更嚴 重，並將從根本上窒息中國的發展步伐。
毛澤東時期工業化的一個直接成果是，財富平均地散布民間，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平民階 級為主導的社會。大量財富均布在全民或集中在國家手裏，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的資金嚴重外流的現象才不至於在中國過早的發生。今日中國雖然也 有資金外流的問題，但與國家的整體實力和每年的外匯流入相比，已不太會迅速威脅中國經濟的穩定。看一下蔣介石管理大陸時期中國貪官和富豪 往海外的財產轉移，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說明。印度尼西亞在1997年金融風暴和“排華”事件後，估計有一千億美元以上資金逃亡國外，因其財富主要掌握在流動性強的私人手裏（看 一下海外賭場裏的中國豪賭客就該明白，如果沒有早期集體和國營經濟的基礎而純粹靠私人資本，中國將會怎樣）。
即使到了今天，國有企業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在改革開放最初的近二十年， 中國政府一直推行非平等國民待遇政策，外資企業的增值稅為 17%，而國營企業長期維持在33%的高水平。中國政府很清楚這對國營企業的不公平，但又長期無可奈何，因為中央財政承受不起國有企業稅收削減帶 來的收支不平衡挑戰。固然，一些國有企業後來經營中的問題，為國有商業銀行帶來不少的呆壞帳累積。但從中國國有經濟的整體來看，何嚐不是 從一個口袋裏拿出來，然後放到另一個口袋裏。當然，今天國有銀行的資金抽逃和內外勾結的騙貸而導致的呆壞帳，則屬另一個性質的問題。
可以預期，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國有企業將繼續扮演中國產業進軍國際的主力軍角 色，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產業領域。關鍵問題不在於企業內部的微觀管理和資產結構上，而在於中央、省市或國有投資機構作為投資主體對企業的 宏觀監管上。這才是擺在中國政府麵前的最根本問題所在。在過去的幾年，中國經濟學界給政府開了不少的“藥方”，來醫治國有企業的“頑 疾”，其中最被各界認可的“藥方”之一是企業股權結構的改變，既國有股份的變更。其實，自北大厲以寧教授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提出“國有企業 的出路在於股份製”，國有企業的股份製改造就已經開始醞釀，後來大有“一股就靈”的意味。厲教授的這一理論也害得筆者在哈工大碩士畢業 後，放棄進京工作的機會而南下深圳，基於對這一理論的本能懷疑而去尋找否定的證據；但很遺憾，筆者的人輕言微使得國家錯失了一些有價值的 發現。筆者並不反對企業的股份製改造，但必須認清，股份製可以讓企業更加透明，也可以靠引進策略性股東來規劃企業的未來戰略，但不應認為 是改善企業管理的根本通道。對於政府投資主體來說，通過將優秀企業的部分股權釋出，可以為公眾投資人提供良好的投資選擇，同時也使政府本 身獲得可觀的資金收入，降低投資風險等；對個別無關國計民生的行業，政府可以通過股份製得以逐漸淡出。所有這些都不應作為改善企業經營的 手段。那些認為股份製可提高企業的經營水平，是沒有充分理據的。一個簡單的疑問是：哪怕政府隻擁有一家企業10%的股權，那麽，這10%的股權如何管理？可見，如果把國有企業的出路定在股份製改造，一個必然的推論是：國家放棄所有股份，實行完全 的私有化。那麽，當今和未來中國，有多少投資人能抽得出足夠的資金來買下中國數家電信公司、中遠、中國石油、中信、寶鋼、中國電力、中石 化、中國糧油等企業呢？在大型國有企業中，市值在百億，甚至千億人民幣以上的企業何止這些。在當前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和匯率倒掛，以及國家 經濟剛處於起飛前期階段的情況下，如果把國有大企業股權大量賣給外國投資者，同時將套現的資金用於低收益的基本建設或彌補經常項目開支， 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將是得不償失的，甚至有“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意味。隻要對管理人員的監管和獎罰措施明確，即使不盡完美，中國不少國企的 經營將會有一個大的改觀，簡單地一賣了之，未免有點可惜。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類大型國有企業也在增殖，所以即使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 中國也沒有多少投資人能吃得下大部分國企的股權。畢竟這是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積累的全民資產的大部分，在中國這樣一個非私人資本主導的國 家，這些企業的國家股權是社會財富均布的重要體現，也為國家調控經濟運作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手段，以及為國家組織重大技術攻關和產業化，提 供了一個重要而安全的平台；而在其它不具備這一條件的國家，政府的產業導向有時因需要政府的無償財政支持而帶來道德的風險。
當然，對於中國企業宏觀運作如何管理，是個幾句話說不清楚的問題，但政府對管理層 的個人操守監督力度理應大大加強，同時借助於職工民主調查，來評估企業管理層的表現。尤其是大型采購項目，政府不應完全放開。中國華能和 其它電力公司在過去十多年建的大型電廠，不少是用的進口機組，對此中國政府沒能給予應有的糾正是不應該的，否則，中國三大動力設備集團如 何生存？在航空公司選擇機種的過程中，國家同樣有義務督促配合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戰略；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對一些采購的審計方麵， 國家或各級政府作為主要投資人理應加強監督機製的完善。政府不應該過多幹預公司的運營，但完全放手同樣不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即使美國這 樣的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在協助本國企業爭取國際定單方麵，從來積極介入。而中國政府在國企采購上完全不管，則未免過於灑脫了。其實，這裏 麵並沒有什麽法規製度的問題，也不必要設立可能與WTO衝突的條例，而是一種政府責任意識的欠缺與否，同時也是國企管理人員的心態問題；這類問題完全依賴於製度，是 不可想象的。順便說幾句題外話：在朱鎔基總理主政期間，中國累計了二萬五千億元的國債餘額。這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擔憂。筆者倒認為，由 於這部分國債沒有用於彌補經常項目，而是用於投資在基本建設領域；因此，這筆投資對投資公司來說，未必是最佳投資組合，但對中央政府來 說，則屬讓全局受益的優質投資。如果考慮到中央政府手中的龐大國有企業股權，那麽，這二萬五千億元的國債餘額就更令人放心了。當然，中央 政府在國債的發行和使用上到了該加倍小心的時候，那些認為隻要增加公共投資就能帶來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學理論，未免太簡單化了，如果應用 不慎，將成為誤國之論（日本相當於GDP140%的國債可能就是讓這一理論給害的）。這也說明，由西方經濟學界主導創立的經濟學理論，在中國應用時要非常小 心，否則，要看懂或把握中國的經濟，根本是妄想；因中國在當今和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將是準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混合經濟狀態。即使現有 的經濟學理論是否科學，本身還是個未知數。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尋找中國的國有企業出路時，就不能老盯著股份製改造，否則，將永遠找不 到國企改革的出路。因為是在舍本而逐末。必須肯定，國家的投資主體角色本身，並不是企業經營不善的根源所在。例如：在新加坡經營最好的大 企業，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電信、港務集團、發展銀行等，都是國有、國家控股或國家為單一最大股東的企業，它們的經營水平是一流 的；新航曾多次被國際權威機構評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而港務集團的管理水平也不遑多讓，它將管理軟件轉移給合資的大連港務局旗下港口，使 大連港裝卸效率提升到日本港口的四倍。這些企業的政府股份由一家叫淡馬錫控股的全資政府投資公司管理。當然，新加坡國有企業並非沒有投資 或經營失誤，但這類失誤與股權的結構沒有任何的關係，而是公司高層決策人的判斷問題。即使私人上市公司也有倒閉的。這些公司在推動新加坡 本地工商業發展方麵發揮了私人企業不可能完全取代的作用。
新加坡國有或國家控股企業能運作良好，根本的因素在於新加坡擁有一個廉明的政府體 係，以及雖然有些控製，但還能聽得到的輿論監督。如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的夫人、李光耀的兒媳婦何晶，辭掉新加坡科技集團的董事長而出任淡 馬錫控股的執行董事，引起人們的議論，使得總理吳作棟出麵向媒體解釋任命何晶的理由。吳作棟提到，在何晶嫁到李家前已和吳在黨務工作中認 識，她已表現出較強的能力，吳作棟曾鼓勵她從政；以及新加坡國小，不能因為她是李的夫人而犧牲一個人才等；不論民眾是否接受這一解釋，新 加坡微弱的輿論監督已逼迫總理出麵有所交代；而何晶則在民眾的質詢聲中也解釋了新加坡科技在某項投資上失誤的原因。其實，如果吳作棟不出 麵解釋，人們也拿何晶沒辦法，但這表現了政治和公眾人物對輿論的敏感性，以及監督的有效性。很顯然，這種有效的輿論監督是中國所欠缺的， 實際上也是中國國有企業宏觀監控所必不可少的環節；因它的資產屬於全民。當朱總理為國企改革表現出雄心壯誌的時候，筆者不禁擔憂：朱總理 不論多麽有才幹，當您試圖在中國當今政治的亂象中建立理想的國企監管體係，根本等同於在沙灘上建一座大廈。至於向國有企業派遣監事或代 表，隻能是理論上好聽，實際上不好用。隻需要一捆人民幣就可以將您派去的代表砸得暈頭轉向。因此，今日中國企業改革的問題，並不完全是朱 鎔基內閣的能力不夠，而是中共中央沒能及時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必然結局。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體製和媒體改革的社會基礎早已存在， 如果不能及時推動政改的話，必將影響到發展經濟這一主要矛盾的解決。至於將企業賣給管理層的作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荒謬透 頂。這無疑給管理人員掏空國有資產提供了動力和渠道（這不知是哪個家夥提出的毀我中華的主意。如果這個政策推行，那麽所有沒有賣的優秀國 企都會走向完蛋。這個不值一提的嗖主意居然讓中央認真研究了好長時間，而且差一點付諸實施）。
當然，在國家現有的體製下，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管理 人員的道德操守和對國家及人民財富的高度責任心。雖然是無奈的，但即使中國在未來有了完善的宏觀管理體係，這種企業家精神對中國的國有或 民營企業來說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相當大程度上左右著企業文化的建立。看一下美國大企業的財務醜聞，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對於今日的企業家來說，麵對上百億的資金流能獨善其身，且必須在沒有強力監督的情 況下自覺而忘我地工作，承擔經營的輿論風險，確實是一種偉大和悲壯；就其道德層次和貢獻來看，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會精 英，因這體現了一種對利益的非凡超脫和自我犧牲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象征。海信的老總周厚鍵在海信上市時主動放棄自己應得的股份 認購權；青島啤酒集團的彭作義，這位將青啤從年產十萬噸的企業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中國最大啤酒集團的企業家，喜歡念的一首詩是陸遊的《卜 算子•詠梅》：零落成泥輾作塵，隻有香如故。表現了一代著名企業家對個人得失的超然，隻希望能留“香”於人間。他的 英年早逝似乎又在加重著這種悲壯。
看一下中關村的一些高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整天喊著“要不是我企業不會有今天”、 “當初創業時隻是幾萬元起家，今天我當然該得個較大股份”、“要造就多少富翁”等，他們就沒想想：你的創業不承擔任何個人風險，自己分文 沒投，“關係”還在學校和研究所，住著公家的房子，和研究所或學校屬於雇傭關係，個人知識投入是受雇者的責任，你的巨大貢獻理應多拿點股 份，但沒必要過分強調自己，好象研究所或學校虧你多大情似的；如果當初失敗了，還可以回去搞研究或教書，這和拿風險投資公司一筆錢出來自 己創業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知識分子的德行真是夠嗆。如果你們幾個創業者當初辭職下海，領著老婆孩子租房住，搞到今天這個局麵，那才令人佩 服得五體投地呢。而可愛的中國消費者對民族工業的一貫支持，更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或忽略不計（隻要性能過得去，即使裏麵電路板粗糙一些， 中國消費者也樂於支持國貨。幾年前隨便打開中國幾個知名品牌計算機機箱，看一下主機板，就能明白中國消費者的寬容）。
當然，國有企業本身的內部管理和企業文化的建立同樣具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國有企 業的最大優勢就是企業員工能非常直接地體會出“主人翁”的意識，這是民營企業需要加倍努力才能達到的。當然，管理人員的個人操守既能輕易 地推動員工主人翁意識的建立，也可輕易地摧毀它。中國的優秀民營企業，如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公司深圳華為
技術公司的創辦人任正非，在公司強調的是“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他 本人雖然不是中國首富，但卻以上繳個人收入所得稅全國第一為自己，也為華為員工樹立了一麵旗幟。
中國企業家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在任何時代，任何體製下都是必須的，不論中國的國企管 理體製如何改革，這種精神是中國企業超越國外強大對手最重要的“利器”之所在，就象早期的中國乒乓球隊一樣。因為它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 核心。筆者特別在此提一下自己的家鄉山東省，在這個既沒有特大型中心城市，也沒有早期堅實的工業基礎，更沒有著名大學和科學院所的省份 裏，也沒有國家的特別關照，老鄉們硬是建立起鼎鼎大名的海爾（最大家電企業）、海信（國家保護的馳名商標）、澳克瑪（最大的冷櫃製造 商）、雙星鞋（最大的製鞋企業）、青島啤酒（最大和最著名的啤酒企業）、北極星鍾表（最大的鍾表企業）、東方電子、輕騎（第二大摩托車製 造商）、浪潮計算機（最大的服務器和第一台激光照排係統的製造商）、張裕葡萄酒（中國最大最具知名度的葡萄酒品牌）、小鴨、孔府家酒（白 酒出口全國第一）等知名企業；就連那個遠在四川的長虹集團老總倪潤峰，也是如假包換的山東老鄉。羅列於此，筆者絕對沒有庸俗到“山東沙文 主義”的地步，但他們身上表現出山東人傳統的豪氣、誠信、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如同“山東兵打仗有種”一樣，為國家作出了令老鄉沒法不自 豪的成就。山東人的牛脾氣和直率性格，雖然使他們很難能成為高層政治領袖，但總算以“匹夫之勇”，沒有讓孔老夫子丟臉。英、法一戰時在中 國征召勞工重點招收山東人。另一個有待查證的消息是：日本在投降後特別向蔣總統提出請求，征召幾萬山東男人去日本，並待以上賓，以協助戰 後很難找到丈夫的百萬日本女子生育，滿足未來對勞動力的需要。日本特別要找山東男人的理由是：侵華期間在山東吃了最多的苦頭（要查證這個 傳聞需翻閱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檔案，這超越筆者能力。但日本老一代華人中以山東人為多數是否與此有關？如果這個消息屬實，筆者不會因為日 本少女“輪奸”了老鄉而懷恨在心）。
七、如何看待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49年新中國建國後，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是對私營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方式是 首先通過公私合營，逐步過渡到完全的公有化。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工商業者受到應有的尊重，在合營企業裏享受著管理權和很高的薪金待遇，甚 至有些資本家在離開原來的企業進入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後，仍享有著比同等級別的官員遠遠高出的薪金待遇。正因為初期公私合營階段的謹慎和務 實，使得資本家在接受新政權的管理方麵，困難較少，有所謂“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直到“文革”爆發，資本家的合法權益（也包括不合法 權益）被製止，公私合營經濟被完全的公有化。
今天重新來看待這一事件，不可否定，對待資本家和私人資產的粗暴手法是不恰當的。 畢竟，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大多數是愛國敬業的經營者，為中國上個世紀前半葉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們，尤其是那些資本家及 其後代，是否應因此指責毛澤東呢？
曆史的進程並非直線條的。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過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量出 現，使人類似乎看到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一係列非人道、不公平現象的靈丹妙藥。人類顯然把一種全新的生存形態的產生和規劃看得過於簡單了。 在私人經濟向社會主義製度下的過渡，和如何對待資本家這個課題上，在世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個處理的完美，更談不上絕對公平。相 比較而言，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私營經濟改造，雖然有對資本家的不公平之處，但卻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手段最柔和，也相對較具有合理性的一 個，至少在“文革”之前是這樣。而蘇維埃俄國則對資本家不是進行改造，而是一殺了之。雖然今天私營經濟受到鼓勵和保護，但今人沒必要，也 不應該因此而對過去否定私營經濟的曆史後悔或指責，即使曆史讓中國百姓重新選擇，在1949年的情況下，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在公有製和私有製之間，中國人民會選擇誰呢？這是 中國曆史發展中的一次不可能完美的試驗。對那些曾為地方工商業發展作出貢獻，後被沒收財產的資本家，後人隻能留有一份感謝，這是麵對過去 這段複雜曆史時，不得不有的宿命情節。畢竟，完全憑靠私營經濟，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從國家發 展的整體得失來看，中國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在1949年的當時背景下相對較為有利的選擇；雖然社會主義道路到底該怎麽走，至今還在“摸著石頭過河”。
土地改革過程中被沒收的土地和被批鬥的地主，也有不少人是樂善好施的；但沒有這場 帶有血腥味的土改，中國土地的高度集中就無法根治，將使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貧民失去生活的保障，中國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對多數人的人道主 義就無從談起。台灣在1950年後開始的，以官僚資產和沒收日資股份換取台灣地主的土地，然後分配給廣大貧民的做法固然溫和，但這種做法在 貧窮而遼闊的大陸則根本行不通。“革命”則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那些樂善好施、遵紀守法的地主和資本家部分遭受不公平對待，也就在所難免 了。
在社會大轉型時，要確保所有利益集團之間的完全公正，是不太容易做到的。關鍵是， 社會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是否在轉型過程中趨向更好。毫無疑問，1949年後大陸的社會發展成果給出了相對滿意的答案。以今天的政治環境，去評價昨天的道路選擇，並不是客觀理智的曆 史觀。如果那些資本家和地主的後代純粹基於自己家族的損失而對毛澤東及其時代予以否定，雖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他們的自私和狹 隘。
八、如何看待同時期日本的崛起
反毛和反共人士常用中國和日本戰後的不同發展結果，來說明毛澤東時代經濟的失敗； 理由是：五十年代中、日兩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至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經濟已相當於中國的三倍。即使沒有任何政治好惡傾向的人士，似乎對此 也給予認可。社會各界人士，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它國人，無論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及廣大民眾，更異口同聲地將日本的戰後崛起，視之為“奇 跡”，至今無人對此提出質疑。
日本戰後的迅速崛起果真是奇跡嗎，還是發展的正常結果？
雖然匯率的確定和合理性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經過同樣三十年的發展 而成長為世界經濟強國，而中國仍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層次，這是不爭的事實。如何看待這一發展結果上的差距呢？其實，這不僅僅是為毛澤東時 代和中共領導能力辯護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如何看待日本發展國策的問題。這也將影響到政治家們在製定國家發展政策時的戰略考量。
二戰以日本的戰敗而結束。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日本的城市和工業設施部份被摧毀，說 日本部分城市成為“廢墟”並不算過分誇張。但要說日本的大部分社會財富因此而化為烏有，則不切合實際。至少有下列設施和資源還很好的保留 了下來：幾乎所有的交通道路設施，包括公路、鐵路、大部分橋梁和港口（港口上的房屋建築相對於鋼筋混應土結構的碼頭本身而言，其價值微不 足道），城市自來水和通訊、輸電係統的地下管線，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更重要也是最具根本意義的一筆財富完好地保留下來，那就是“人”。 日本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包括工程師、教授、現代工商業經營管理人才以及近百分之百的全民識字率等，為日本的戰後崛起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 色。二戰結束前，日本的現代工業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建造飛機和航空母艦的技術實力。這在亞洲國家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 的。
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正是“完事具備，隻欠東風”。日本所需要的“東風”，包括將 高素質的勞動力轉化為物質生產能力所必須的資金，以及推動工業發展所必須的市場。日本是幸運的，美國的資金援助、美國駐軍所提供的就地采 購資金、朝鮮戰爭提供的市場機會、美國市場的低關稅進口優惠、降低至零的國防開支等，無不為日本的崛起創造了完整的條件和環境。日本對美 國成熟技術的模仿和美國對民用技術轉讓的寬鬆，自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以及日本戰敗後的“哀兵”之勢，也為日本的 崛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因此，日本在戰後的崛起，根本不是什麽奇跡，而是事物發展的正常結果。做個不太恰 當的比喻：如果一場大地震將東亞“四小龍”的工商業設施摧毀，但絕大多數工程師、管理人才等社會精英力量和具有一定教育素質的平民得以幸 存。這時，如果有一筆龐大的國際資金援助和世界主要市場的準入優惠，那麽，該“四小龍”將會在短時間內重新崛起。但如果同樣的一筆資金和 優惠給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即使多給他們三十年的時間，他們也難於達到四小龍的發展水平。1949年後，中國除了廉潔的領導集體，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人民的積極奉獻精神，上述日本所具有的有利條件，中國一樣 也不具備（除中蘇蜜月帶來的有限技術援助）；而同時代的中國，除沿海城市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些輕工業，沒有值得一提的現代工業，國家的基 礎設施也不堪一顧，很多縣甚至缺乏公路和基本的現代交通工具，國家的教育體係和人民的整體文化素質極為低下。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使本來 就薄弱的基礎設施遭受巨大破壞。尤其糟糕的是，中國惡劣的國際環境，使得國家不得不拿出有限的資源的不小部分支持龐大的軍事工業和國防力 量。國內惡劣的自然環境，也使得國家在毛澤東時期從來沒有停止過大規模的水利建設。
另外，中日兩國勞動力素質的巨大差異，也決定了在相同的資金投入的情況下，經濟發 展的素質和運行效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別。因此，將中日同時代的經濟發展相提並論是不客觀的，因根本就不具備任何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拿中國 和其它國家進行對比的話，那麽，印度可能是唯一具備相似起點而國情相近的國家；而在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各項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均已全麵 超越印度。
至於日本戰前所確定的優勢和今天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於日 本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對它國，尤其是對中國的掠奪。當然，中國過去百年的艱難困境和今日的巨大差距，除朝代更迭、製度落後和傳統社會的轉型 等因素外，日本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巨大破壞是不應該否定的。
對中日兩國實力對比具有深遠影響的當數甲午賠款。甲午戰爭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中 國的戰敗和《馬關條約》簽訂的戰爭賠款，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財政能力，而同時則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國力，幾乎在一夜之間，使日本解決了近 代化發展所麵臨的問題，日本也迅速成了暴發戶。
僅拿《馬關條約》規定的賠款來說，中國向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加上贖回 遼東半島的費用3000萬兩，威海日軍駐兵費用150萬兩（真是無恥到了極至），共23150萬兩白銀，折合當時的日圓為3.5億元，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8000萬日圓）的4倍多。除此以外，日本還在中國掠奪了相當於一億日圓的大量戰利品。日本麵對這突如其來的滾滾財源，“無論政府 和私人朝野頓覺無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務卿井上馨語）。日本用這筆錢的大多數（約3億日圓），建立了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產業群；其中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僅用了不到60萬日圓，打下了日本鋼鐵工業的基礎。由此可以想象，那筆巨大的資金幫助日本建立了什麽樣的龐大工業基礎。日本 一步跨越了西方國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也為日本幾十年後成為世界經濟軍事強國，做了最好的前期準備。這筆資金也協助日 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貨幣製度，把日本納入國際貨幣金融體係。這筆款項還推動了日本全民教育，為建立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打下了基礎。日本在戰 前確立的優勢在戰後迅速恢複，並在資源爭奪方麵長期居於有利地位。所以，當今天的日本人不承認他們應對先輩的孽債負責時，實際上是對曆史 的漠視，和對民族發展漸進性和承繼性的無知。
如果今天中國政府突然得到從天而降的5萬億人民幣的資金（中國年財政收入的4倍），那麽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係列問題將立即得到解決，中國的潛力也會得到迅速而強大地爆發出來。為了償 還這筆賠款，，清政府先後向俄、法、英、德的銀團完成三筆貸款達3.09億兩白銀，並在還清本息前，海關又外國人控製。中國政府為此支付的本息達6億兩白銀。麵對這筆龐大的支付，中國近代化的筆伐已很難再有前進的能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無暇東顧 之際，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機會，並迎來了持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完善，區域布局也過分集中在沿海的 幾個中心城市，但國家經濟在內陸地區軍閥混戰的硝煙中已有了起飛的征兆。非常悲哀的是，在中華有望中興的時刻，日本再次發動侵華戰爭，阻 止了中國經濟的強大勢頭，使得中國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裏，為民族複興帶來的巨大損失，無論怎樣誇張也不算過分。
上麵這段文字似乎超越了本書的主題，但還是不厭其煩地回顧這段痛心的曆史。對於中 國人，這段曆史必需記取並認識它對中國發展的巨大遲滯作用；對於日本人，必須明白他們對中國的永久性虧欠。
如果向日本索賠的話，日本對中國的欠款本息將在10萬億美元以上，那麽 日本將立即變成一個窮光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對華貸款本息幾百億美元，還經常大放厥詞。考慮到德國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賠償，中國 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絕償還這筆貸款。當然日本政府能主動本著中日友好放棄這筆貸款的話，多少可以為先人的孽債作象征性的補償，也為後世日本 人帶來少許的體麵。八年抗戰，再經三年內戰，中國再次淪為一窮二白。而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兩年，大印鈔票貨幣，還預先征稅，一口氣預征到1985年（真夠無恥的）；更通過金圓券將大陸的黃金搜刮一空。共產黨手裏更是空空如也，以至於1948年11月26日人民幣開始發行時，沒有黃金作為貨幣基礎。發行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讓對貨幣的金本位機製有所了解 的人笑不出來的可笑社論，社論宣布：人民幣不以黃金為基礎，因為“我們的人民不喜歡黃金”。
蔣介石將搜刮來的黃金運到台灣後甚至舉辦展覽，讓台灣人民領略他老人家僅有的豐碩 戰果。49年前，一些資本家將資產移往香港、台灣和海外，更削薄了大陸本來就薄弱的家底。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時候搖頭歎 息：很難想象誰能讓這個國家的人民擺脫貧窮。不難想象，1949年毛澤東接手的是個什麽樣的爛攤子。在此後短短一、二十年裏，當飛機上天、巨輪下水、核彈爆炸、衛星遨遊、完 整工業體係確立、公費醫療、義務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飯基本消失、和美法蘇印等所有大國交手並取勝、國際威望空前提高„„，並在航 天、航空、軍工、體育、基礎科學等領域把日本拋在後麵。此時此刻，天下任何炎黃子孫都不難想象，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大陸人民為中華民族的 進步做出了什麽樣的偉大貢獻！
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時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日本是通過掠 奪的手段來達到，而中國則是通過對“一盤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組織，和愛國主義及勞動熱情的強力激勵來實現的。而領導組織和激勵中國人民的 核心人物，就是毛澤東。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時代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化為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將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轉向輕工業 優先、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並重的政策。這種轉化本身並不存在進步或倒退的問題，隻是選擇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的對外開 放也是將毛澤東時代沒條件開放下的閉關自守，轉化為外部條件許可情況下的打開國門。
將改革開放稱之為一場革命，是不客觀的，也有違曆史的辯證法。從某種意義上講，中 國的改革事業是漸進式和借鑒式的改良運動。這也是為什麽至今沒有係統性的指導理論來規劃中國的未來，如果中共領袖們的隻言詞組不包括在內 的話。如果要說中國的“革命事業”，其實從1949年，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1999年8月10日建國50周年來臨前夕，《洛杉磯時報》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Rone Tempest的一篇報道，他寫道：“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於較早時更徹 底的改革。人們隻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別是在50年代，中國卻得利於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於恢複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 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 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Amartya Sen）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狀況時稱：
“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 果。”毛澤東的經濟並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進而證明改革的合理性。 正如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的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 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 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注釋：
注1，本書雖然強調了蘇聯對中國早期工業基礎建立的巨大幫助，但後來毛澤東和蘇聯的決 裂是否能說中國忘恩負義呢？或者說中國是否欠蘇聯的一份情呢？目前很難準確回答這一問題，因為中蘇交往的曆史不少還沒有公開，比如：毛澤 東1949年訪問蘇聯為什麽掃興而歸？斯大林鼓動金日成發動韓戰，最後美國介入後蘇聯本應伸出援手，為什麽蘇聯不出兵而 使得中國不得不出兵？中國出兵後蘇聯答應為中國提供60個師的裝備，本來應該免費提供，後來在中國經濟最困難時卻讓中國還這筆冤枉債，是否過分？中國不還行嗎？除了60個師的裝備，還有哪些交換條件？由斯大林在朝鮮闖禍，中國替蘇聯收拾殘局，那麽包括這156項在內的援助是中國應得的，是韓戰中幾十萬將士和毛澤東的兒子的生命換來的，根本不需要感謝。而蘇聯後來讓中 國還債，就未免太不仗義了，直接減弱了政府救濟災民的能力。再考慮到毛先後對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提出重新處理蒙古問題而被拒絕，蘇聯在日本 投降後利用和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便利拚命搶劫東北工業設施，蘇聯紅軍在東北為所欲為等；在毛澤東一代領袖的心中埋下了中蘇 走向決裂的種子。中蘇最終從盟友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蘇聯要負主要責任。當然，蘇聯後來國防負擔的加重和最終解體，是自做孽的報應。
注2，中國給於他國巨額援助（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得到援助最多），令不少國人心痛， 李慎之甚至輕率地說毛是為了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毛澤東有那麽俗嗎？沒有中國援助，越南不可能打敗美國；如果美國在越南站穩腳，中國的周 邊安全環境將急劇惡化。考慮當時和陸上鄰國蘇聯、印度的關係，毛澤東誓死不能允許美國控製越南，別說200億元援助，即使更多中國也會毫不猶豫地拿出來，這肯定比中國和美、印等同時在中國領土上開戰合算的多。中國大 力支持巴基斯坦有同樣的考慮，巴是牽製印度唯一可靠和有效的力量；但單憑自身力量，巴不是印度對手，如果巴被迫倒向美國或蘇聯，中國西部 邊境和核試驗基地的安全就麻煩大了。直到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美才在援助巴問題上利益趨向部分一致。這種援助也有助於鞏固睦鄰關係。6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確實也不希望越南和朝鮮完全倒向蘇聯，雖然蘇聯也始終給他們巨大幫助。1954年奠邊府戰役是中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打的，隨後越法會談期間，法國拒絕了越南提出的柬埔寨、老撾為越南一部分 的要求；越南求助於中國的支持，但沒想到作為反法盟友的中國明確反對越南要求（如果中國支持，法國必然作出讓步）。一個人口眾多，麵積中 等的越南，顯然不如三個小國更符合中國的利益。這說明，在考慮國家長遠利益方麵，毛澤東比任何領袖都看得長遠，也更果斷，更吝嗇。毛反對 印支三國合並、培植東南亞共產黨，筆者懷疑毛有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蘇聯”的目標。
看當今批評毛澤東對外援助的中國人，似乎每個人都比毛澤東聰明，卻意識不到自己的 愚蠢。筆者研究毛澤東的直接感受是：除非你希望炫耀自己的愚昧和孤陋寡聞，否則，對毛不要輕易批判，他看得比我們遠得多。
注3， 1959-62年的大饑荒，是中共執掌國家命運後鑄 造的一個荒唐而天大的錯誤，為中國曆史留下黑色的一頁。這一事件的爆發原因大致是：大躍進開始後的“大煉鋼鐵”和公共食堂等導致生產秩序 受到破壞，接著浮誇風起，各地拚命虛報產量（這些虛報產量的各省、地、縣委書記都該被槍斃，後來有些人在“文革”中被打倒），結果中央因 不了解各地實情而按比例多抽調糧食；在減產情況下又多抽，最後農民手中所剩無幾。這筆抽調的糧食不少用於出口（這點與還蘇聯債務有關；但 可以減少出口，可當時中央以為糧食吃不完。毛澤東曾說：這麽多糧食，農民可以休息一年。周恩來甚至拒絕進口糧食而在1960年多買進大量黃金。當時備受中央信賴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也在1958年6月號的《科學大眾》雜誌撰文稱“隻要有足夠的水、肥料和勞動力，我們就可讓農作物產量無限增長”，讓毛怎能不 信？），59和60年就出口了680萬噸糧食；如果用這些糧食及時救災，雖吃不飽，但可確保沒有人被餓死，出口糧食多為優質糧，剩下的反而是瓜幹 麵和玉米麵等低熱量的粗糧。當饑荒發生時，基層黨委有些擔心影響官職而隱瞞不報，沒有及時請調糧食援助，有些基層糧庫有糧，但基層幹部不 敢開倉賑災，也不敢請示。後來甚至連糧食種子都沒有，人民也沒有力量勞動，導致災荒持續時間延長。可以說，大饑荒的原因是：錯誤的政策、 中央一群胡塗蛋、各級黨委王八蛋共同導致的結果。基層欺上瞞下、虛報邀功，使中央無法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導致錯上加錯。如果中央能及時 得到正確消息，即使大躍進的嚴重錯誤，也不至於大量餓死人（隻要不出口，或再進口一些，可保活命）。這是毛澤東及執政黨身上一個永遠無法 洗掉，也不該被洗掉的汙點。可中共這種欺上瞞下和虛報邀功的劣根性至今沒有根除，並將直接影響到政策執行效果的評估和調整。各級黨政部門 還在盡力隱瞞轄區的人禍，值得中央高層的注意。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民主和輿論監督渠道的暢通，以及各級黨委和政府負責製度的確立 和有效執行。對官員非重典難以治中國。至於餓死多少人，至今沒有權威的資料，有7、8百萬到3、4千萬之說。3、4千萬的由來有明顯錯誤，因為是按照58年前幾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得出62年底應有人口，減去實際人口數而得出的。錯誤在於：這段時期，人們在餓肚子時行房次數、懷孕概率和嬰兒成活率 大幅度降低，出生率要比正常年份低很多。因此，這種算法將帶來千萬量級的計算誤差。
（讀者注：這裏引用的一些資料，已經過 時。譬如：國家人口普查：1983 年普查，1961年出生人口1189.9萬，1962年出生2464萬，多1274.1萬。可是，2010年普查，49歲的中國人為1123 萬人，曆時49年，隻減少66.91萬，年均1.37萬人;48歲的中國人為2008萬人，曆時48年，卻減少了456萬，年均9.50萬！所謂三千萬的根據，完全是鄧 小平為政治需要創造出來的數字。當然，隻要有人餓死，毛澤東要負最高領導人的責任。毛澤東也確實這樣自己在七千人大會上罪己了。關於 人民公社，在鄧小平強製解散公社後，有幾個地方抵製並保存了公有製，南街村，周家莊等發展，說明了它們的生命力。http://www.weiweikl.com/kljj51.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64c9cf0102uyg6.html
。）
老九愛拔高自己知識理論的重要性，而實際是石油，鋼鐵，導彈，核彈這些國之重器是國家意誌的體現。
石油是什麽時候發現的？大躍進的頂峰時期1959年9月26日發現大慶，1961年發現勝利。
大躍進毛賭鋼鐵趕英超美是輸了，但是石油呢？
沒有石油任何工業化進程就無法進行，農業也沒有辦法使用機械，化肥(靠什麽積極性是唯心主義和北韓現在一樣），餓死人會是常態---這是不以人類意誌為轉移的真理。有了石油，起碼多養活5億人口。直到1985年大慶的石油支撐了土共70%的外匯收入，和35%的財政收入。
沒有大躍進發現的石油，農民的壽命很難超過50歲。 每年一到搶收，播種，抗旱，抗洪---基本上就折壽5年，到40歲以後就和現在的80歲老人一樣了。 隻有有了石油，才能改變。
如果換了國民黨蔣集團，民國再培養多的大師也搞不到這樣的國之重器的事情來做。
影帝去錢學森家去看錢咽氣，錢說我這輩子做一點點事情都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領導下做出的。氣得影帝出來就去了另外一個騙子國師家，還編出來一個什麽錢老說“新中國出不了大師”的故事來惑眾。
80年代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科學和國防的冬天。
錢老當時是心灰意冷，這輩子是不可能在火箭導彈上趕超美國了---他報複美國的夢想破滅了。
胡耀邦還要他去美國申請悔過認輸簽證，估計胡適有意氣錢老---知道錢當初是被美國驅除出境。
當初他回到中國本來對報複美國是不報希望的---那麽落後，一百多年來從來沒有任何成功信用的國家民族怎麽能夠搞出導彈！不可能，就是有10個錢也搞不出來，如果有那麽一點可能美國早製造一個車禍把他幹掉了。
奇跡就是發生了，錢開始相信憧憬更大的奇跡，他 要讓美國後悔。
到了80年代，錢老豈止是心灰意冷！是絕望地心痛！搞特意功能就是這絕望的表現！
要不是炸館和李登輝的假蛋，溫水煮青蛙，錢老會死在愛國者戰斧導彈的轟炸中。
10年前，院士洋插隊打工客死紐約---饒毅說的科學春天的事實
基本上80/90年代不僅沒錢，連誌氣也沒有了，徹底地放棄---要不那麽國內的頂尖科學家閑得蛋痛去搞氣功？
周雖然在遼河和力軍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但是石油口的地位可是實打實的。
輪子打周師傅是為了打江核心，江核心和周師傅高瞻遠矚建立了國際能源網絡
在1995/96年，世界石油才10美金，賴昌星包攬東南四省柴氣油，大慶石油被迫停產的時候，江核心派周永康去蘇丹，打出了2千多萬噸的年產量,為中石油賺了千億美金。
周雖然在遼河和力軍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但是石油口的地位可是實打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