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欲將“紅色帝國”引向何方？

習近平欲將“紅色帝國”引向何方？

作者: 潘晴

習近平欲繼承毛澤東的衣缽，說明了他的狂妄和愚蠢，毛自己尚且無法找到一條正確的國家發展之路，又能給你這個徒子徒孫帶來什麽幫助呢？鄧小平雖然在國家發展方向上比毛務實，但僅靠“黑貓、白貓”的“中國特色”，並不能把中國帶向未來。鄧時代的治國之道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大國靠“摸著石頭過河”是沒有出路的。毛澤東曾經想開創一個新時代，得到的卻是一個貧窮、饑荒、恐怖的時代，鄧小平也決心開創一個新時代，卻變成一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腐朽時代。習近平要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那隻能是將兩個時代的罪惡疊加在一起，從而打造一個更加邪惡的、恐怖的“紅色帝國”時代。

正當海內外媒體聚焦香港“七一占中大遊行”，和習近平拿下軍中“大老虎”徐才厚之際，七月一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了題為：“正確把握全麵深化改革的方向、總目標和方法論”的署名文章。文章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文章指出：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裏搖旗呐喊、製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製度的方向改，對此，習近平同誌鮮明地指出：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

 

通覽全文，其核心要點可以歸結為這麽幾句話：

 

1、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全麵改革的實質是：改什麽、不改什麽，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的。

 

2、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習近平指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著石頭過河也是有規則的，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

 

3、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這是習近平太子黨集團主政以來，中共喉舌對中國將走什麽道路的一次全麵表述。文章反映了習近平未來的執政路線。那麽，就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為中國設計的這條“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習氏路線”到底走不走得通。

 

一、習近平無法回避的曆史挑戰！

 

中國向何處去？一百多年來，無數社會精英意欲回答這個問題，其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何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當年的驚歎回蕩至今，成為每一代中國領導人都必須麵對的曆史抉擇！這也是習近平政權無法回避的曆史挑戰！

 

習近平政權，不管多麽想保住“紅色江山”，不管打出什麽新的改革旗號，都不得不麵對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麵。如果說，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改革的壓力，主要是來自外部，而現在的壓力，則主要是來自內部。不僅民怨沸騰的社會不滿窮於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傾軋和利益爭奪，同樣是難解之局。

 

觀察家們認為：習近平如能高舉反貪大旗，成功擊敗政治對手，大權獨攬的話，便能改善這一切。不過，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毛澤東曾經不可一世，“一句頂一萬句”，但最終仍落得個孤家寡人下場。而習近平一無毛澤東的權威，二無實行政治變革的魄力，直到今天，仍在鄧大人“摸著石頭過河”的屁股後麵亂轉，又怎能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挑戰呢？

 

自1840年鴉片戰爭始，古老的中國遭遇了西方以“船堅炮利”和新製度文明為後盾的強烈挑戰。中國人從“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到“中體西用”，再到“走向共和”，在西方的衝擊下，步履艱難地想走出一條新路。但自20世紀上半頁始，內外交困的中國，卻陰錯陽差地引進了蘇俄的社會主義。為此，整個民族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文革結束後，中國人才被迫放棄了“以俄為師”，重新打開國門，轉向西方開始尋求出路。

 

中國人由此意識到：過去，我們是在“現代化”上輸給了西方，也正因為“現代化”上的失利，使我們在世界的競賽中遙遙落後。不僅如此，因為“現代化”的缺失，讓我們在思維、觀念、意識等精神層麵與西方文明進程分道揚鑣。於是，我們和西方在各自的命運中行走，直到在曆史變革的大潮中相遇。今天，當我們蹣跚地走上“現代化”之路時，卻發現我們仍然跳不過人類文明進程的那些坎。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自稱“摸著石頭過河”，但地球人都明白，中國人其實和西方人沒什麽兩樣，都是想過“好日子”的。89年坦克車開進北京，對學子們大開殺戒，讓世界驚出了一身冷汗。但隨後東歐、蘇聯相繼變色，冷戰宣告結束，證明了世界潮流的趨勢。中共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隻能向世界再次敞開大門。西方資本家為之歡欣鼓舞，爭先恐後的為“改革開放”輸血，以為這樣就可以迎來“曆史的終結”？但中國的事情沒那麽簡單。門雖然打開了，天朝其實還是在玩一百多年前“洋務運動”的老把戲，“變器不變道”而已，一切都可以變，但“紅色江山”不能改。這些年來在中國，政壇權爭激烈，毛的陰影重現，GDP瘋狂增長，軍事力量抬頭，伴隨著紅旗飛舞，紅歌陣陣，中國又開始大聲對世界說“不”了！於是，西方又迷惑了：這個琢磨不透的中國，到底想要去何方？

 

其實中國要往何處去？中國人自己最關心，也最清楚，無非是像西方人一樣，過上好日子。特別是經曆了一百多年血與火的大起大落之後，中國人就更明白了，門既然打開了，再忍受像“豬”一樣的活法，豈不是自甘墮落，自絕於世界民主潮流之外？外麵的世界很精彩，文明的標杆就豎在那兒，這就是中國人要走的路，可天朝的統治者換了幾茬，卻仍然拒絕順應曆史潮流，還在那高唱“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陳詞濫調。

 

中國人開始變得不能忍受了，舉國上下，人心浮動，一場大的社會震蕩即將來臨，但統治者卻仍然在火山口上取暖，企圖用“中國特色”來抵擋變革的浪潮。曆史留給我們的參照是：一百年前，滿清政權在變革潮流衝擊下，不得不實行了“改革開放”，甚至開始了“君主立憲”——為挽救大清作了不少“頂層設計”，也推出了以“紅二代”為主的“皇族內閣”，企圖勵誌創新，但照樣未能保住大清江山的“萬年永續”，在世界潮流和共和革命的浪潮衝擊下，迅速地退出了曆史舞台。

 

十八大習近平政權主政之後，如何治理這個病入膏肓的腐敗政體？如何解決棘手的民生經濟和環境難題？如何在內政外交的雙重困境中，為中國找到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這不光涉及到13億人的根本福祉，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前途和幸福。所以一直是國內外媒體追蹤的焦點話題。而黨刊《求是》“兩個不走，四個堅持”的老調重彈，說明了中共統治集團對曆史潮流的無知，和維護一黨專製“家天下”的反動立場。

 

人們再一次看到，現代版的“兩個凡是”出籠，也再次為中國的前途而感到擔憂。曆史是否會再次重演難以確證，但不可否認曆史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天朝”的處境，中國往何處去？再次成了不少中國人的念想。雖然習政權拒絕變革，不過，曆史也告訴我們，當變革大潮來臨時，往什麽方向走，很多時候並不以最高當權者的意誌為轉移。

 

二、“擊鼓傳花”已到末路

 

習近平的“兩個一百年”是什麽？我們不知道，百年之後，包括習在內的許多人都必將作古。關於中國的未來，無法用一個遙遠的畫餅來應付人們對現實的感受和不滿。人們看到的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的弊多利少，已將中國的社會矛盾逼到了臨界點，這是鐵的事實，誰也無法否認，誰也無法逃避。

 

從胡溫時代開始，隻想“擊鼓傳花”維持現狀。而現狀卻是一團糟，而且是愈來愈糟。上下左右全不滿意，不光老百姓不滿，連黨國官員、權貴集團也不滿。雖然經濟一直在增長，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得到了改善。有錢人多了，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的人多了，出國的人也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人們吃的食物開始變得有毒，空氣和水以及環境的汙染愈發嚴重，房地產開發的強占、強拆引起民眾越來越多的反抗。高昂的房價，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房奴，吸幹了老百姓最後一滴血。社保空缺巨大，醫保還遙遙無期，整個教育體係，從幼兒園到大學，完全迷失了方向，教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中產階級的財富大幅度縮水，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政府的三公開支，維穩經費直線上升。在國進民退浪潮中，民營資本從資源和基礎性產業中被徹底驅逐，總之，現在的中國，官權擁有一切，而民間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自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何地，隻要有一丁點的火星，就會馬上形成規模化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中國高能耗，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為了拉高GDP，政府盲目投入大筆資金，使得通貨膨脹高企，極大地抬升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未來的危機，將會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重疊到來。

 

胡溫十年，改革大幅度倒退。意識形態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淪落為權貴資本集團的大管家。由於盲目維穩，壓製民間力量的成長，政治改革已成泡影。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成為利益集團鎮壓人民的工具。整個中國冤獄遍地，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社會戾氣越來越重，爆炸，凶殺，虐殺，砍殺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各個地方的政府官員和公安武警，時刻準備著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身心俱疲。維穩經費企高不下，早已超過了軍費開支，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左派還是右派，體製內還是體製外的人，都感覺到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而習近平上台以來的作為，不是順應時代潮流，從政治體製改革入手，引導中國走出一條新路，而是急迫地抓權、攬權，除了高調反腐，整肅政敵之外，更全麵收緊了對社會的控製，憲政之路的討論被強行壓製，民間力量遭到瘋狂打壓。目前，整個社會無論左中右，民間官方，對此普遍感到失望甚至絕望，社會精英紛紛出逃，以至於人們驚呼：習近平比薄熙來還要狠！其實這沒有什麽好奇怪的，從薄熙來的人生沉浮可以看到，薄熙來在文革中遭的罪比習近平大的多，但是，一旦薄熙來掌握了權力，他的反彈-回歸文革暴力政治文化-唱紅打黑，野心和欲望比誰都大。

 

習近平作為中共黑箱權力鬥爭的贏家，自然比輸家薄熙來更狠、更黑，否則也不可能登上大位。如今，社會的反彈，精英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和恐懼。對此，當局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執掌最高權力的習近平，為了打造一個新的“中央集權”已經不顧一切了。中共政權已進入一個內部權力鬥爭和清洗的“高危時期”。而中共的統治，自毛太祖駕崩之後，統治權威就一直在遞減，江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早已不複存在。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已是常態，中共的統治體係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進一步刺激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為了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越來越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躍。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路。

 

三、沒有薄熙來的“重慶模式”

 

對習近平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統治，又能穩住局麵，同時又可以促使經濟發展的路徑，當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慶模式”其實很對習的胃口。這個模式下的警察統治，媒體管控，以反腐名義的內部高壓，以“黑打”為手段的政敵整肅，紅色意識形態加上對外的民族主義，整齊劃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改善民生口號，經濟上市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確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隻要經濟上可以維持下去，老百姓接受這種統治模式，就可以實現紅色江山永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習近平具有莫大的誘惑力。

 

李偉東先生曾經指出，這是習近平要走的一條紅色帝國之路。但這條路走到極致，就是納粹主義，或者說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得短時間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大多數德國人接受那樣一種國家意識形態，才可能形成氣候。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意識形態魅力和操縱民眾的能力，龐大的組織機構雖然還在，但早已喪失了信仰。嘴上說不走西方的“邪路”，但各級官員的老婆、孩子以及巨額財富卻早已轉移到了國外。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共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已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空間，哪怕是畫出“兩個一百年”的藍圖，和打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旗幟。人們不禁要問，中共自己信不信這個“大忽悠”？如果堅信這麽偉大的目標，為什麽權貴們的家屬和資產都要轉移到國外？也就是說，這樣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壓力，中共自己就玩不下去。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共的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利益集團的巨子，早已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嚐了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就是中共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西方開放。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中共這樣，對西方世界有如此強烈的依賴。表麵上對西方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對國際社會人權抨擊不得已的反應。中共當然不願意實行西方的民主製度，但卻死也不願放棄在西方得到的好處。所以《求是》雜誌才會繼續高唱“改革開放”的讚歌。

 

而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阿拉伯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西方世界不可能容忍中國走向國家納粹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離不開這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無法忍受，當然，民眾也不會願意，城市的中產階級更不願意接受。從國際政治、經濟、外交現實的角度來看，如果“重慶模式”成為習近平政權選擇的話，沒有與世界為敵的決心，是根本走不下去的。當年的薄熙來走不通，今天的習近平就更走不通了。

 

毫無疑問，已打開的國門是關不上的，這些已經飽嚐資本樂趣和見識了現代化魅力的黨國權貴，死活是不願再去過“一窮二白”的苦日子的，所以人們大可不必擔心黨國真的會回到毛時代。重慶模式此路不通，但變化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繼續維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曆朝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權的崩潰，都是由於內部坍塌造成的，此起彼伏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官僚集團的信心。雖然目前中國的社會反對力量未成氣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共統治不會崩潰，盡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體製內外都不想見到，但時局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統治者的意誌為轉移。

 

人們隻要冷靜地、客觀地看一下中國的現實，就知道在不改變中國製度結構的情形下，任憑是誰，任憑三頭六臂，搞什麽“換湯不換藥”的改革，都無法化解中國目前的各種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中共政權妄圖阻擋曆史的前進，守住權貴集團攫取的巨大利益，但中國未來的社會變革大趨勢，不會一直脫離世界潮流而停滯不前,這是誰也擋不住的。

 

四、中國社會已是一個風險極高的社會

 

中國正在急劇地變化中。習近平上台伊始就開始高度集權，加速收緊社會言論空間，對意誌形態的控製進一步強化。就控製力度而言，超過了鄧及後鄧時代。就權力集中而言，超過毛之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曆屆中共領導人。就目前的政治生態和社會不滿來說，中國正處在一個曆史的轉折點上，更準確地說是處於轉折的前期階段，即人們所說的——大變革的前夜。

 

而黨國體製，不是一個培養英雄的體製，它以逆淘汰機製摧殘俊傑、培養平庸，製造出一批又一批忠誠於黨國體製的“標準產品”。在習近平身上本來應該具有促使“黨性”發生變異的“雜質”，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經曆了中共體製的殘酷迫害，父親遭到長期監禁，習本人也被當成“狗崽子”發配大西北進行勞動改造。如果一個人基於良知和直覺，會對這個罪惡的體製恨之入骨，從而選擇一條追求人性自由的道路。

 

但黨國的專製文化是畸形的，許多當年遭受迫害的“紅色貴族”子弟，改革開放之後，在他們父輩的蔭庇下，又獲得了飛黃騰達的機會。一批“紅二代”，依賴著這個黨國體製，享受了空前的榮華富貴，完全失去了對這個體製的反省和批判精神。習近平與這些“紅色貴族”後代不相伯仲，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徹底看透了中國政治的“曆史密碼”——專製集權的“金字塔”結構。於是，隱忍多年的紅色基因開始發酵，一旦登上大位，就再次墮入可悲的專製循環之中。

 

在筆者的觀察中，習近平的大權獨攬隻是專製政權的回光返照。這種變化並不是曆史的進步，更不是老百姓的福音。它是“紅色貴族”一次對“家天下”獨裁的回歸。“打通前後兩個30年”，並不表明中共會向人民讓步，回到“為人民服務”的年代，這隻不過是新政權在毛、鄧路線之間的投機和搖擺。所謂“三個自信”的內涵早已破產，否則還要“摸著石頭過河”幹什麽？中共政治口號的變化僅僅是應對社會壓力的舉措，是當局對嚴重社會問題作出的被迫反應。

 

如今中國社會已是一個風險極高的社會，這也是近幾年人們廣為關注的話題。對此，官方和民間有著相似的判斷，但在認識上卻表現出很大差別。習近平政權著眼於執政地位的穩固，它看到的是政治風險，其最大風險一是官員的腐敗，二是西方的滲透。腐敗對政權的侵蝕是它動搖了民眾對當局的信心和信任，而西方的滲透，被認為在政治、思想、組織、文化上已形成全麵和深入的態勢，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基礎。

 

在經曆了30多年的對外開放後，從邏輯上去理解“西方勢力的滲透”頗為荒唐，它所指的其實是西方民主價值觀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西方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是民主價值觀的具象所指，因為，對一個抽象概念是無法進行打擊的——打擊“西方勢力”隻是借口，目的是打擊其在“國內的代理人”，而這些“代理人”，如今正活躍在互聯網上，大學講台，民間沙龍，維權現場，活躍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對於老百姓來說，最擔心的是官權腐敗對民眾的傷害，以及經濟惡化和生態環境惡化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人們從腐敗中看到的是權力掠奪社會的本質，而環境風險更與他們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關，為保護環境而引發的群體事件，成為近年來最常見的社會反抗。經濟和金融風險成為熱議的公共話題。房地產的巨大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銀行壞賬的壓力前所未有、產能大量過剩、社保基金的巨額虧空，每一個方麵都積重難返，都具有易爆性，不但關係到社會經濟安全，也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連，充滿種種風險的經濟一旦在某個地方出現失控，就必將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引起整個社會的強烈動蕩。

 

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貧富懸殊多年以來就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其重大風險就是促使社會不斷分裂和對立。當局不但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去逐步縮小這種差距，反而由於製度原因使之更加固化。用權力聚斂財富不但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在財富的數量上也已達到十分驚人的程度，這從被查處的貪汙腐敗案例中得以窺見一斑。身處社會底層的大多數民眾則卑微而貧困，其中“農二代”尤其醒目，他們將是城市邊緣群體和貧困人群的主體，也是所謂“三低”人員（年齡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主要組成部分，一旦社會動蕩，這部分人將對社會秩序形成不可低估的衝擊。

 

五、走向未來，毛鄧之路均不通

 

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革的因素不僅是政治因素，更是社會因素。對權力的過分專注和一味追求，必將使執政者陷於權力惡鬥，無暇顧及巨大的社會風險，造成治理上的重大盲區，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習近平上台以來的施政舉措，已打破了人們對“中國夢”的幻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習近平的“深化改革”，卻賦予了“打通兩個三十年”和重提“四項基本原則”的內涵，它不是人們期待的憲政夢開始，而是中國人憲政夢破滅的標誌。

 

毛澤東統治了中國27年，他的時代隨他的生命一起終結了，鄧小平的權威和權勢遠不及毛澤東，但卻影響了中國30多年，而且在後鄧小平時代的10多年中繼續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習近平的發展策略雖然有所變化，但仍然沒有脫離鄧小平的總體框架。從統治的角度看，鄧小平比毛澤東無疑更為成功，這得益於他務實的、機會主義的政治手段。高度集權看似更有利於統治，但實際上卻損害了整個社會的積極性，相比而言，柔性獨裁似乎走得更遠一些。

 

權力是一種充滿誘惑力的美酒，引誘政治人物拚命暢飲，乃至完全忘記了它的烈性，直至酒精中毒而暴斃。在權力的誘惑麵前能夠自我節製的人很少。俄羅斯總統普京常被人稱為普京大帝，但與習近平的強化集權相比，普京更懂得節製，他的集權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雖然他推行威權式的民主，但蘇共解體後建立的民主製度框架沒有被破壞，言論自由得到了基本的尊重；雖然他眷戀權勢，但他一再成為普選產生的合法總統，卻沒有違反公開的遊戲規則。

 

看來習近平無論如何都擺脫不掉文革的陰影，迷信的仍是毛澤東君臨天下的權力壟斷。而毛澤東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毛時代的荒誕早已被曆史所證明，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帝王式的統治與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馳，毛的理想根本就不是人民自己的理想。在當今時代的政治文明觀念中，政治家必須盡量迎合和滿足民眾的願望，民選政治家自不待言，它本身就是民主的規範，而一個明智的威權領導者也無法例外，如當年的蔣經國、李光耀和今天的普京。

 

習近平不是很欣賞普京嗎，那麽請認真看看普京是怎樣理解現代威權真諦的。普京雖然強硬，但他的強硬並不是針對俄羅斯人民的，包括政治上的反對派。從中國人目前的處境來看，他是民主的，當然從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出發，他又是專製的。但他並沒有突破民主政治的倫理底線，在迎合多數選民上更是一位高手，這也是普京的明智之處和高明之處。相對比之下，紅朝的曆代領導人，都不具有現代政治領袖效法之處，他們隻是一代獨裁者消失的背影。

 

習近平欲繼承毛澤東的衣缽，說明了他的狂妄和愚蠢，毛自己尚且無法找到一條正確的國家發展之路，又能給你這個徒子徒孫帶來什麽幫助呢？鄧小平雖然在國家發展方向上比毛務實，但僅靠“黑貓、白貓”的“中國特色”，並不能把中國帶向未來。鄧時代的治國之道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大國靠“摸著石頭過河”是沒有出路的。毛澤東曾經想開創一個新時代，得到的卻是一個貧窮、饑荒、恐怖的時代，鄧小平也決心開創一個新時代，卻變成一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腐朽時代。習近平要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那隻能是將兩個時代的罪惡疊加在一起，從而打造一個更加邪惡的、恐怖的“紅色帝國”時代。

 

中國的皇權專製，早在1911年就結束了，其後的建國法統，已使“家天下”的統治傳承被國人徹底拋棄，這就是孫中山講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潮流也就是天下大勢，悖逆曆史潮流既不合時宜，也不可能持續。習近平新政權要想獲得引導未來的能力，就必須與世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與國民的普遍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保持一致，走一條憲政民主之路，除此之外，全是絕路。

 

因此，習近平一廂情願地“紅色帝國”之路是無法走下去的，即便習的“中國夢”是“黃粱美夢”，也一定會醒過來。中國的明天，將取決於中國今天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和人心的向背。社會動力的選項很多，要革命、要改革、要維穩、要人權、要江山，要民主、要貪腐、要公正、要發展、要均富、要平等、要正義…… 整個中國，上上下下都在蓄勢待發，一旦專製的大壩潰決，中國的民意，將如潮水般地湧出，最終的答案，恐怕會與習近平的“大夢”背道而馳。

 

六、結語：誰能引領中國的未來？

 

當前中國的政治博弈已進入僵持狀態，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風暴正在遭遇前朝勢力的強烈反彈，從實力上看，雖然習近平身居正統大位，似乎處於強勢，但這種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結果往往難以估測，更何況一旦反腐引起整個專製體製腐敗生態鏈的聯合反撲，鹿死誰手還真的不好說。習近平政權的反腐如果不從政治體製改革下手，終將無功而返，甚至會落得和其政治對手同樣的下場。

 

中國憲政民主派目前處於弱勢，而且正遭受到習近平政權的強力打壓。但從社會人心的角度來看，在思想觀念的影響力上，憲政民主派已遙遙領先。中國政治的走向取決於中國億萬人民的共同意誌，中共政權雖然掌握著巨大的政治、經濟資源，掌握著從軍隊到警察等國家鎮壓機器，但並不能引領國家的未來。中共權貴利益集團不管實力有多大，他們腐朽的價值觀決定了，中共不具有引領中國未來的能力。習政權的反腐敗並不能把中國帶向未來，因為，它沒有代表未來的偉大思想，習近平要想獲得引領國家未來的能力，就必須順應時代潮流代表的方向，扔掉“紅色帝國”的幻想和太子黨腐朽的“血統論”、“江山論”，回歸做一個“黃土地”人民之子的本色，還政於民，實行憲政，以法治國，真正將“權力關進籠子”，隻有這樣才能走向未來，並得到人民擁護。

 

真正引領未來的是中國人對自由的追求，自由從來就是引領人類航程的燈塔，中國人通向未來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條是自由之路，一條是奴役之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中國不可能脫離人類普遍的自由事業而永陷奴役之境。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人們擁抱自由的意願和決心。即使在專製的高壓維穩下，無法出現民間組織化的力量來引導變革，但人們隻要從內心裏向往自由，追求自由，終究會聽從內心的召喚和引領走向未來。

 

今天海內外同胞的民主抗爭對未來有著開創性的意義，中國未來的命運將由億萬人民來進行抉擇，無論這個過程多麽曲折，多麽艱辛，多麽漫長，但這是一條屬於人民自己的道路。中國人的命運隻能由人民自己來決定，那就是結束專製，再造共和！這就是中國未來的方向，當這一天到來時，就是中國一百年共和之路光輝曆程的慶典之日，它必將成為中國曆史劃時代的偉大時刻！

 

2014年7月7日於澳洲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