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回顧/潘晴

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回顧 

 

文/潘晴
 

圖片說明：1924年12月24日，應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北上，孫中山在天津張園與歡迎人士合影，孫右側第一人為時任非常國會主席的範熙壬

偶爾瀏覽網絡，無意中發現一篇悼念外公的文章：《範熙壬：近代追求中國複興之夢的先驅之一》。通覽全文，不由為之一震！看得出作者的史學功力不凡，按其自敘身份應是家族中的晚輩，那就是年輕人的大手筆了，更覺值得欽佩。欲尋其師承，卻又不免感到困惑？直到得知是汝捷兄【1】的賢婿後，心中方才釋然。

 

範熙壬的一生是一個變革時代的縮影。在民國初年那個“政以賄成，兵毒天下”【2】的時代，範熙壬作為追求共和憲政的先驅，親曆和見證了那個年代的苦難與政壇的墮落，洞見到中國變革之困境，在於其深層的製度內核。他將自己畢生的精力，投入中國憲法製度的實踐，用生命展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傳承。

 

令人感佩的是，朱文用簡捷地鋪陳，即釋放了巨大的容量，幾千字就打穿了一個曆史通道，將一段如煙往事，展示的栩栩如生。通過回顧那段鮮為人知的曆史，刻畫出嫉惡如仇、敢於直言、剛直不阿、勤政為民的外公形象，並真實、客觀地還原了那個變革時代的曆史風貌，介紹了一代先賢所承載的精神超越和感人事跡。

 

不具備豐厚學養，寫曆史人物，尤其是精神境界方麵的內涵是出不來的。以輕靈的筆觸，寫沉重的話題，是朱文的獨到之處——史料的嫻熟，平和的敘述，不經意地就從他所點評的曆史中，輕鬆自如地切割出普世的意義，給人啟迪，給人教益。更為難得的是，朱剛行文“秉筆直書”，絲毫沒有“為尊者諱”的遺風。

 

而曆史敘述並不是單純的“回頭看”，在“回頭看”的那一瞬間，你如果願意傾聽，願意思考，曆史就會告訴你許多的隱秘和玄機。麵對如煙往事，後人又當如何借鑒？百年冷卻，先人熱血是否仍有餘溫? 百年漂洗，今人記憶是否還會殷紅? 曆史的詰問，往往過於沉重，過於敏感，內中玄機，在中國，亦難有幾人勘得破。

 

朱剛的文字證明了一條鐵律：隻有能穿透曆史的聲音，才能給人以震撼。古人雲：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筆者深知，曆史題材，無論是研究還是寫作，都是個力氣活，來不得半點的懈怠。看來，塵封的曆史寶藏，唯有誌者方可得之。這就是朱剛的貢獻，在他的筆下，曆史，於民間敘事中現出了本相。後人，在傳統脈絡中找到了位置。

 

可喜的是，在網絡時代，“民間”的聲音已不再淪為“邊緣話語”，此消彼長的觀念較量在這個時代有了新的含義。正所謂：人事有代謝，曆史則永存，朱文揭示了一個規律：其實在人類史中，前人是沒有耐心等待後人的，生命奄忽，萬物難久，芸芸眾生，匆匆來去，在曆史長河中，又有多少人能悟透生命輪回中的創造意義呢？範熙壬的一生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曆史何以永恒，無非是因其薪火相傳，方能給後人以啟示，以激勵，朱剛筆下的曆史回顧，亦當作如是觀。

 

這是一篇很不錯的曆史文獻，特別推薦給讀者，則是筆者對朱文的欣賞與肯定。至於在大陸政治生態語境中，作者的文字處理方式，相信海外的讀者是能夠理解的。因為，多年的人生閱曆告訴我，隻有“當人性恢複了良知，曆史才隨之恢複記憶”。不過即使如此，一段值得思念的曆史，也永遠有凡夫俗子難以企及的精彩！

 

 

潘晴

2014/7/27

於澳洲悉尼

 

注【1】俞汝捷：曆史文學作家，中國湖北作家協會成員

注【2】引自範熙壬撰寫的：《祭前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文》

 

現將朱剛全文轉發如下：

 

範熙壬：近代追求中國複興之夢的先驅之一

 

作者：朱 鋼

 

 

圖片說明：1924年12月4日，應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北上，孫中山在天津張園與歡迎人士的合影，孫右側第一人為時任非常國會主席的範熙壬。

 

據說中山先生生前最後一幀立於人群之中的照片，是1924年12月4日，應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北上，在天津張園與歡迎人士的合影。時隔90年，歲月滄桑，淘盡多少風流人物，凝視這張也算流傳甚廣的照片，當年能躋身於影像中的達官貴人留下姓名者又有幾人歟？即使照片中與中山先生並肩居中而立的中年人，問起常人多半也不知其為何許人也。

 

偶然聽姻外婆範亞維驕傲地聊起，才恍然知曉那就是她的父親、時任國會非常會議主席的範熙壬。姻外婆是我見過的最有名媛氣質的女人，雖然認識她時已年過八十，仍然妙語珠璣、風采照人。她心中那個完美而優雅的父親形象，也頗讓人心生好奇，於是抽空閱讀了一些他的遺稿和相關曆史文獻，傾聽一些親戚、學者的敘述，大致了解了一點他的生平事跡。

 

從就讀兩湖書院到參與公車上書

 

範熙壬字任卿，生於1878年，原籍湖北黃陂，15歲中秀才，翌年考入兩湖書院，主修史學，兼治辭章訓詁。

 

兩湖書院係1890年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創辦，帶有從舊式書院到新式學堂的過渡性特征，是一種新式書院。專業分經、史、輿地、算學四門，後又增設格致、兵法、體操等課。每月朔日（初一）為官課，又稱“朔課”；望日（十五）為分教師課，又稱“望課”。在範氏後人保存至今的課卷中，有一份範熙壬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所作朔課課卷，題為《東晉南宋之兵何以能強說》。此題乍看之下純粹是談陳年往史，卻因東晉、南宋都是“夷狄”為禍最烈之時，聯係到晚清遭列強環伺的形勢，便具有了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不知當時其他學生是否聯想及此，而範熙壬顯然意識到了論題的當下意義，所以首段即從國家衰敗之患著筆——

 

天下國家之患，非必人民寡少之為患也，財用匱乏之為患也，土宇日削之為患也。所可患者，在君無發憤為雄之誌，人民無盡忠致死之心，瓦散土崩，上下解體，斯真可弱而不可強耳。

 

這段采用否定句式的開場白，包含的意思正麵而清晰，強調的是上下齊心，眾誌成城，認為隻要舉國團結一致，發憤圖強，那麽，盡管人力財力匱乏，外在環境險惡，國家還是有希望的。否則，前途就不堪設想。接下來的段落裏，他具體分析了晉室東遷、宋室南渡後的不同形勢及在逆境中“易危為安”的因由，最後落腳於現實：“嗚呼！千古以來，中國夷狄之禍，莫甚於東晉、南宋，而中國人民之弱、土地之蹙，亦莫過於東晉、南宋。而東晉、南宋猶能易危為安，……則知有天下國家者不懼其弱，而懼積弱之後，終不能自振於強也。則夫後世乘可強之勢，而反出東晉、南宋下者，不重可慨耶？”

 

他說的“後世”，明眼人一看即知為“今世”。可能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思、熱切盼望國家強盛的心願深深打動了出題者，該課卷被評為超等第一名，獲獎白銀三兩。

 

“望課”可能更多地帶有教師個人的專業色彩。兩湖書院的首任監督為梁鼎芬，被聘為分教習者多為國內一流的文人學者，如楊守敬、沈曾植、陳三立、華蘅芳、汪康年、姚晉圻、李維格、鄒代均、易順鼎等均曾在此執教。我在範熙壬遺稿中，曾讀到一篇題為《問漢侯國多不見地理誌，能考其所在否？》的望課課卷，聯想到楊守敬係著名曆史地理學家，沈曾植既是碩學鴻儒、元史專家, 又通曉曆史地理尤其是西北地理，便猜測該課卷可能出自楊或沈的命題。範熙壬的該卷成績為超等第二名，獲獎白銀三兩。

 

光緒二十三年（1897），範熙壬鄉試中舉。有趣的是，其父範軾在多年應試不第後亦以46歲高齡秋闈獲捷，這一父子同榜的新聞在當時頗為轟動，甚至光緒帝也為他們“頒賜”了禦筆親題的“父子同科”金匾。翌年春闈赴京，範軾通過會試、殿試，得中進士，而範熙壬落榜。為此，範軾曾作七律一首，內有“文章始信非憎命，造物何曾棄不材”句，既是自賀，也是對兒子的慰勉。以前聽姻外婆回述這段往事，我曾不由想起《儒林外史》中周進與範進的故事。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1898年在近代史上是著名的戊戌變法之年。那年春天，清廷在德國脅迫下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21年後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而在當時即曾讓赴京趕考的舉子們激憤不已。範氏父子也沒有置身事外。在父親授意下，範熙壬主動聯絡福建舉人林旭，交談之下，一拍即合。隨即由閩、鄂舉人率先行動，湘、蘇、皖、桂舉人紛紛跟進，向都察院遞交奏章，希望朝廷能拒絕簽約，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對於正在試圖變法維新的光緒帝來說，舉人們的這番愛國言行無疑是對他的一種支持和促進。

 

但這次人數眾多的“公車上書”最終未被慈禧掌控的朝廷采納，以至於幾個月後又與德國簽訂若幹條約，進一步將整個膠州灣拱手讓出。戊戌變法也僅僅持續了103天即以失敗告終，光緒帝被軟禁，康、梁出逃，譚嗣同、林旭等“六君子”遇害。範軾父子為避禍也匆匆離京南下。

 

從考入京師大學堂到創辦《新譯界》

 

戊戌變法中推行的新政大都夭折，卻有一項未曾廢止，那就是興辦不久的京師大學堂仍在艱難運行；直到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校舍圖書設備均遭毀壞，才被迫停辦。1902年冬，學堂恢複，先設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和師範館，預備科分政科及藝科。吏部尚書張百熙出任管學大臣。其時範軾因曾在“兩宮西狩”時有所建言，得重返北京，先供職兵部武選司，後出任江西撫州知府。範熙壬隨父赴京後也獲任內閣中書，這時便以京官身份報考京師大學堂仕學館，隨即以初試、複試均獲第一的成績成為學堂恢複後的首屆入學生。

 

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據知在北大檔案館中還保存著百餘年前的《欽定大學堂章程》，但當年考生的試卷恐怕已是片紙無存。難得的是，名列首屆第一的範熙壬的複試試卷經過精心裝裱，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其後人手中。這是因為，民國時期曾任教育部次長的傅嶽棻係範軾門生，曾為恩師撰《範眉生先生傳》。經範熙壬商請，他讓人從前清舊檔中找出試卷交給了原作者。

 

我有幸獲睹這份試卷。令我大感驚奇的是標題：《張居正畢士馬克優劣論》。畢士馬克現在通譯為俾斯麥。顯然，這是一個屬於比較政治學範疇的考題。且不說在晚清文人中知曉西方政治者不多，即使現在，比較政治學在我國仍是一門處於起步階段的學科，那麽，上世紀初的學堂怎會開出這樣的試題呢？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經過八國聯軍入侵和辛醜條約簽訂，人們痛定思痛，正迫切地想從前朝、從西方尋覓救國之途，而朝廷也正在推行所謂“新政”。再看範熙壬的試卷，通篇談的是16世紀明朝首輔張居正與19世紀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全然不同的時代地域推行的改革實踐和成功經驗，最後落腳到晚清現實——

 

籲嗟乎！滄海橫流，亭亭島嶼；風雨如晦，嘐嘐雞鳴。吾中國今日安得而有張居正、畢士馬克者？

 

將強國之夢的實現寄托在個別改革人物的出現，不免顯得幼稚、虛幻，而從中透出的焦慮、熱切，還是令人感動的。

 

1903年，張百熙上書奏請選派學生留洋，範熙壬以成績優異且受張之洞舉薦而被選中，由此成為首批由中國高校派遣出國的留學生。留學的目的地為日本，而真正負笈東瀛已是1904年。他就讀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見過一張他留學時攝於東京的照片，與以前見過的魯迅等人的留日照片不同，他穿的也是學生裝，卻沒有將辮子剪去，而是盤在頭頂上，我想這可能與他同國內政壇仍有聯係相關。事實上1907年他畢業回國省親時，即曾隨張之洞赴京，繼而參與資政院的籌建，並在法律修訂館參與修訂民法、刑法、商法及民事、刑事訴訟法；1908年又重赴日本，入京都帝國大學學習法律，1909年畢業。

 

關於他的留學生活，最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在東京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份翻譯雜誌《新譯界》，自任總理（即社長兼總編），另有編輯、校對各5人、職員若幹人。創刊號上登有林則徐、德國詩人歌德的畫像和範熙壬撰寫的發刊詞。發刊詞先追溯漢唐時期印度及中國僧人對佛經的翻譯、明正德至清康熙年間西方教士對西學的譯述，而後談到《新譯界》的辦刊方法與目的。方法有二：“一曰維持吾國固有之文明，以求合於世界，為世界所同認者則存之，否則去之；一曰揀擇世界最新之學理，以輸入於吾國，為吾國所適宜者則取之，否則棄之。”目的有八——

 

一、變吾國政法界為極良政法界；

二、變吾國文學界為絕妙文學界；

三、變吾國理學界為最精理學界；

四、變吾國實業界為至足實業界；

五、變吾國教育界為完美教育界；

六、變吾國軍事界為強大軍事界；

七、變吾國外交界為靈敏外交界；

八、變吾國時事界為光榮時事界。

 

文章對上述八界有具體的分類和祝禱。譬如將“政法”分為政治、經濟、法律，將“文學”分為哲學、宗教、曆史、地理、音樂、美術，將“理學”分為天文、地質、人種、博物、理化、數學，等等。祝禱均為四言八句，譬如對“政法界”即“預作禱詞”曰：“維天生民，君為民立。失眾失國，大同乃吉。民不可侮，天不可欺。犖犖東鄰，是我之師。”末句很明白地表達了希望中國能走類似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

 

《新譯界》在日本留學界廣受支持，先後擔任譯述者近50人。又因譯文內容新穎而切實際，頗受讀者歡迎，除東京外，在國內諸多城市如京、津、滬、漢、渝以及保定、南昌、宜昌等地均有代售點。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圖書館中還能查到當年的刊物。

 

從擁護共和到擁戴孫中山

 

1906年，清廷在內外壓力下，宣布“預備立憲”；接著開始籌建資政院，“預立上下議院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範熙壬於1909年留學期間，曾奉命考察日本帝國議會製度及上下兩院運作情形，畢業回國後即在資政院任一等秘書官兼機要科科長，又兼速記學堂教務長和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教習，為未來的議院培養速記員和法政人才。他一心想為“立憲”奉獻自己的所學所得，但朝廷並不真想實行類似西方的議會製，欽定的“憲法大綱”仍是竭力維護君主獨裁，資政院也隻是一個禦用機構，與西方的議院無法相提並論。這就使他一麵為推行憲政而不遺餘力，一麵又為目的難達而失望彷徨。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很快站到支持共和這一邊。這裏，除了對清廷的失望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他與革命黨人的關係。在“中共黨史網”關於範熙壬的介紹中，說他留日期間曾加入同盟會。我不清楚這一說法的依據，但我知道，他與黃興是兩湖書院的校友；留日之後，又與宋教仁建立友誼，在後者日記中即有“訪範熙壬，邀其任雜誌事也”的記載，說明他與旅日革命黨人、與同盟會都有交往，所以一旦獲聞武昌首義的捷報和孫中山回國的消息，響應共和就成為他必然的選擇。

 

他被同樣擁護共和的在京人士推為代表，立即南下。由於戰事造成道路阻隔，他沒有趕上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典禮，但受到了孫的親切接見。他抵達南京後，即住在黃興官邸，期間曾與宋教仁探討後者正在起草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該大綱於《臨時約法》施行之日廢止）。之後他返回湖北，旋即被黎元洪任為武昌軍政府總務一等秘書。1913年，他在湖北選區以高票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從這時起直到1927年李大釗遇害，他基本上在北京參與議會運作。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議會，有過“解散——複會——再解散——再複會——再解散”的幾度折騰，上演過“賄選”的醜劇，而具體到議員，各人的表現是很不一樣的。就範熙壬而言，堅持民主法治、建設富強之國始終是他的夢想與追求。所以，當國會還能開會議政時，他總是希望能恪盡一個民意代表的職守。譬如對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善後大借款”、“金佛朗案”等，他就曾分別提出質詢和彈劾。據說當他為“金佛朗案”直斥政府的賣國行徑時，被指斥和彈劾的財政總長王克敏惱羞成怒，曾拿起一方硯台向他擲去，幸而躲避及時，未受傷害。而當1925年6月，漢口發生英軍槍擊示威群眾的慘案後，他又曾以國會議員身份返鄉請願，力促湖北省長蕭耀南對英強硬交涉。此事在當時漢口《新聞報》等媒體均有報道，並為兩年後武漢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打下了基礎。

 

1923年曹錕以5000元一票的高價賄選總統，這是現代史上的大醜聞，對議員個人來說，則是人格與操守的大檢驗。當時由於行賄者擔心對方領錢後並不投自己的票，而受賄者擔心投票後拿不到錢，因而在先拿錢還是先投票，以及用現金還是用支票、支票由哪家銀行兌付等細節問題上反複磋商。也有議員既貪錢又要麵子，希望不公開賄選者的姓名。種種醜態，不一而足，人性中恬不知恥的一麵一時展露得活靈活現。

 

醜聞騰播中外。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立即發出通電聲討。一批議員堅決抵製，範熙壬便是反對賄選最力最堅定的議員之一。為避武力挾持，他與拒賄議員們先至天津，然後紛紛南下，準備在上海召開議會，與北京對抗。而盤踞北京的直係軍閥，為了湊足法定人數，在支持曹錕的眾議院議長吳景濂運作下，以重金勸誘在滬議員返京，這些人中也有經不起利誘而陸續北返者。而範熙壬不僅不為所動，還致信吳景濂，對這位昔日好友動之以情，曉以大義，勸其改邪歸正。信較長，現摘錄幾段如下——

 

……現在保曹一方，明設機關，賄買選票，種種醜聲，喧騰報紙。兩院同人相率引去，避焉若浼。乃我兄獨力擁護，不惜犧牲國會之名譽及同人之政治生命，以為之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熙壬與兄舊同硯席，私交素篤，不願吾兄為武人所利用，自損令望，且損民國建立以來為國效力之成績；尤恐國會二字，因此次政潮從而銷蝕，而國家根本大法亦隨武人之頤指氣使，蹂躪無餘……

 

……熙壬之心，本以全國人民多數之心為心……兄若聽熙壬所陳，翻然改計……亦未始非全國轉禍為福之一種機會，吾兄其有意乎？

 

可惜吳景濂聽不進他的規勸，終於淪為“豬仔議員”之首而遺臭青史。曹錕垮台後，受賄議員受到通緝。未受賄的議員在參、眾兩院均未達到開會的法定人數，於是合組成國會非常會議，由從各省議員中選出的行政委員輪流充任主席，主持會務。1924年冬，當孫中山應邀北上時，範熙壬正擔任主席，於是代表國會非常會議提前趕赴天津迎接。據知孫中山抵津當日，天氣嚴寒，而碼頭歡迎者達二萬餘人。中山先生感國民之熱誠，冒著風寒，站立船頭，頻頻脫帽向群眾答禮，隨後來到張園出席歡迎大會。會上，範熙壬等代表各界致歡迎詞，中山先生致答謝詞，隨後來到台階上留影，這便是本文開頭提到的照片。

 

孫中山當時提出的“對內掃除軍閥，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與範熙壬的追求深相契合，故在致歡迎詞時即推崇孫為“國之導師”。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他又代表國會非常會議撰寫祭文，內有“某等不幸，喪此導師。茫茫長夜，巨星西馳”等句，於悲悼之際再次表達了對中山先生的尊崇。

 

從秘密入黨到營救李大釗

 

“中共黨史網”上，將範熙壬列為李大釗親自介紹入黨的中共黨員。範李兩人的相識，可以追溯到1910年。那時範兼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教習，而李是該校學生。1913年，當範在國會就袁世凱政府的“善後大借款”提出質詢時，李在《言治》上發表《隱憂篇》，尖銳地指出“近宋案（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借款事起，南北幾興兵戎，生民險遭塗炭”，可以算是師生在國家大事上的首次呼應。

 

由於範的議員身份，他的入黨是秘密的，所以具體是在哪年加入、入黨前後與李大釗有怎樣的關係、參加過黨的哪些活動，現在已經很難詳知。聽姻外婆說，1909年，當範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時，與小他一歲的青年教師河上肇頗有交往。河上肇後來成為日共黨員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範在其影響下，可能留學時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已有接觸。姻外婆又說，範逝世後，她檢點父親留下的一箱遺稿，曾發現一些用文言翻譯的《資本論》底稿，可惜經過“文革”初期的“破四舊”，這隻箱子已被抄沒。不過由此可以知道，範熙壬的加入中共，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

 

近讀裴高才著《為民喉舌》一書，提到範熙壬在1919年“經李大釗介紹，秘密加入中共”。這個表述似乎不太準確，因為1919年尚未建黨，李大釗等發起組織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也是1920年10月才建立的。不過範熙壬的入黨時間應該不會太晚，作為一個滿懷複興之夢的愛國人士，在軍閥的黑暗統治中不斷碰壁，轉而將希望寄托於一種新的主義、新的政黨，是很自然的選擇。

 

1927年奉係軍閥執掌北洋政府大權後，反共氣焰囂張。當年3月6日，張宗昌在南京綁架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的夫人；4月6日，張作霖派兵悍然進入附屬於蘇聯駐華使館的舊俄兵營院落，逮捕藏身院內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抄走了許多文件。這兩件事立即遭到蘇聯政府的強烈抗議。同時包括楊度、章士釗及北大校長等知名人士在內的社會各界開始積極營救李大釗，範熙壬是其中之一。他在獲聞消息後於4月7日至9日的三天內兩度前往曾任奉軍參謀長、最受張作霖倚重的楊宇霆（字鄰葛）官邸，但沒見到楊本人，隻見到了張作霖的另一幕僚張宣（字楞生）。於是在9日深夜，他給楊宇霆寫了封信。這封《致楊鄰葛督軍書》開頭先提“踵訪兩次，僅晤楞生兄一麵”，接著回憶了以前自己赴沈陽見張、楊，建議“聯合南方以法律解決時局”的往事。

 

信中主要一段原文如下——

 

往事已矣，現在仍有退一步之妥協時機。黨軍左右交哄，枝節橫生，銳氣大不如前。若乘此時從世界眼光著想，消弭內爭，協力對外，收回國際已失利權，勿予外人以鷸蚌相爭之隙，而雙方所持之政治主張，一聽國民大會公決。各各約束自己所屬軍隊，徐圖刷新，編作國有。現役軍人一律放下屠刀。南方主義雖新，當無不可降以相從。況南京羈鮑夫人，北京又獲李大釗，左黨以此二人為線索，右黨即由梁燕孫、葉譽虎二人直接溝通，既可免除戰禍，又可杜佛家“人死為羊，羊死為人”，互相吞噬之因果報複。此念一動，吾國內四萬萬人中，即可保全百分之一之生命財產。希即以此言轉陳雨帥，斷然行之，勿貽不可追之後悔，大局幸甚！

 

範熙壬寫此信時，為了能讓張作霖（字雨亭，故信中稱“雨帥”）接受，以達到解救李大釗的目的，必定有過一番思考。他不能站在北伐軍的立場說話，更不能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說話，隻能以這種似乎為張作霖著想的口吻，建議他通過鮑羅廷夫人和李大釗與左派聯絡，通過梁士詒（號燕孫）和葉恭綽（字譽虎）與右派溝通，以“消弭內爭，協力對外”。而通過國民大會解決分歧，將國家推上法治軌道，則是他一貫的主張。

 

當他為營救事積極奔走之際，北洋政府也在抓緊整理、翻譯從李大釗藏身處抄走的文件，並陸續在報刊公布。其時範的老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國述職，偶爾獲知在查抄文件中發現了介紹範熙壬入黨的材料，於是要範趕緊走避。鑒於奉係軍閥瘋狂“反赤”的行徑，為避免迫害，範不得不攜眷匆匆離京。果然，就在4月下旬，《益世報》等報紙在《官方續布黨案文件目錄》標題下，披露了“介紹範熙壬入C.P.（即共產黨）函一件”、“另一封有敘範熙壬加入共產黨事”等文件內容。

 

範熙壬離京後，旋赴山西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議，北伐結束後逐漸淡出政壇，在中國大學、民國大學等校任教授。1938年秋受重慶大學之聘，擬於武漢登舟赴渝，行前突然病逝，享年60足歲。

 

範熙壬是近現代史上值得紀念更值得研究的人物。

 

上世紀80年代，台灣經世書局影印出版《清末民初期刊匯編》，所收7種期刊中《新譯界》被列為第1種。台“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學家張玉法在為該期刊匯編所寫序中，稱範熙壬為“改革運動健將”，指出這些期刊的共同特征是“以憲政思想的鼓吹和憲政知識的介紹為主”。著名文化史家、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獲睹《新譯界》後則稱道該刊“著重政法、文學、時事類譯述，以達中國與世界文明互相溝通的目標，……顯示了一種頗高的文化追求和熾熱的愛國情懷”。（《日本明治時期“新漢語”的創製與入華》）

 

範熙壬存世的詩文遺稿《敬勝閣集》已在台灣印行。閑暇研讀，對於深入了解近代尋求中國複興之夢的人的足跡，應該不無裨益。

 

 

注：作者朱剛為上海普陀產業投資公司副總經理、高級工程師、民革成員

 

[KingJames]

朱鋼的文章寫得不錯，但是樓主在文章中讀不到自己想讀的東西，來一段“至於在大陸政治生態語境中，作者的文字處理方式，相信海外的讀者是能夠理解的。因為，多年的人生閱曆告訴我，隻有“當人性恢複了良知，曆史才隨之恢複記憶”。不過即使如此，一段值得思念的曆史，也永遠有凡夫俗子難以企及的精彩！”未免有點掛羊頭賣狗肉的意思，大陸的文章隻要不赤裸裸地反黨反政府，最多不過是刪掉罷了。回到此文，範先生有操守，有理想，但是先不容於北洋，再不容於國民黨，曆史的選擇清晰如畫。

[天虹]

請出示證據，莫非你生活在100年前的日本？而且還與日本情治機構有關？即使是蒙麵造謠，也請不要違背邏輯常識，否則隻會落得個貽笑大方的可悲下場，當然為了替主子效力的話，也就難保還有最基本的做人操守了，不怕丟醜的話，請自便，嗬嗬！

[Blue.Crab]

範熙壬在京都帝國大學時加入日本特務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