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克勇敢的揭開了醫療領域的“灰色麵紗”。他在書中揭示了醫療領域的種種“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常常無情地侵害著無數的患者及其家庭。在歐美國家,一些不透明、不清晰的治療方法逐漸被大眾所懷疑和擯棄。
大眾對醫院司空見慣的麻木與蒙蔽,竟然一相情願的癡迷和信任。
在患者漫長的治療過程中,我們很難區別疾病的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藥品和外科手術的作用,還是身體自我康複的結果。
全世界25000種醫學刊物,每年發表200萬篇醫學論文,但其中70%研究結果都不公之於眾——因為這些論文反映的是現代醫療的負麵和弊端,是醫療界的“雷區”,一旦公布對醫療機構非常不利。
這是一個謊言,很多時候,它欺騙了生命,更多時候,它自欺欺人。從脊柱手術的神話,到心髒手術的誤導;從無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療,都令人憂慮。
人們知道的信息越少,接受無效治療的情形也就越頻繁,無知還會帶來恐懼。
10多年前,有一種“心髒激光手術”,是在跳動的心髒上燒灼出20—30個小洞,讓血管得以再生來改善心肌供氧,這項手術的創立者是瑞士克勞茨林心髒外科首席醫生迪克.馬斯。這項手術在歐洲曾經瘋狂盛行,後來經英國專家反複論證,此項手術並沒有比僅僅服藥的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手術費用卻非常之高。
“心髒旁路搭橋手術”後來也被證明,術後弊端百出,生存率仍然低於沒有做此手術的患者。
而“心髒支架手術”的狀況就更令人擔憂了,德國萊比錫醫院的專家做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實驗,他們將100位冠狀動脈狹窄達到75%的患者分成兩組,一組手術安裝支架,另一組不手術而每天鍛煉身體。一年後,手術組的康複率70%,而沒有做手術組的康複率卻達到88%。
像這樣的實驗結果和數據,醫療機構是極不情願公布於眾的,因為這些心髒手術帶來的高額收入是醫院和醫生都無法抵禦的“誘惑”,從醫的職業道德在強大的利潤麵前搖搖欲墜。
沒有高尚的品格和信仰,當了醫生就是對這個神聖職業的褻瀆。患者把人類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這個“神聖的人”,而這個人卻對患者的生命不屑一顧。
“椎間盤切除術”已被證實有四成是失敗的,甚至術後病情惡化的達到了12%。在英國的一次外科醫生研討會上,研究人員對220位外科醫生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220位醫生沒有一位願意因腰痛而接受手術治療的。
像椎間盤突出這樣的“頑症”,其實也都可以憑借自身的能力而慢慢恢複。英國的柯拉馬醫生強調,脊柱本身有驚人的自愈能力,免疫係統的細胞會將從椎間盤脫出的物質視為異物,通過酵素或酶加以溶解。這就是自愈作用,但這需要一些時間。醫生永遠也不會這樣的告訴患者,反而會說這種病永遠不可能逆轉,就像高血壓和糖尿病所謂的“永不治愈”之類的謊言一樣。
對大多數腰痛者,最好的辦法或許簡單明了—— 什麽都不要做。
波鴻大學的脊柱外科專家柯拉馬就建議,飽受折磨的患者(在與醫生探討後)盡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隻要過兩個月,就會有九成患者明顯改善。一年後,有所改善者可達99%。柯拉馬認為:“大家應該提防,不要讓患者因多餘或不必要的手術留下頑疾”。
一旦采用核磁共振影像檢查,連不會有腰痛症狀的人也會缺陷畢露:正常人約三分之二的人有椎間盤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椎弓崩裂,咋一聽多可怕!
腰背痛這種混亂不明的狀況,長期來助長了有缺陷的診斷及多餘的手術。
在一項研究中,曾有放射科人員提供X光片及電腦斷層CT影像片,供脊柱外科醫生們判斷。這些醫生認為,有超過三成的病例顯示若幹病理變化,因此建議進行手術。不過他們被耍弄了:這些照片其實都來自於身體健全的學生。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狄歐教授對於這種“診斷術”的流行,感到十分驚訝。
許多治療方案雖然缺乏效果,但也因著人體天然的自愈能力而得到莫名其妙的認同,乃至出名。
若幹病症其實會自行消退,所以實際上是靠人體的自愈力而恢複的。感冒時,找好醫生是7天康複,不找醫生是一個星期,遇到不好的醫生則需要拖延了。
即使患者因這種自愈力而病情得以改善,但患者自己和醫生還是會歸功於醫療措施。例如一些關節炎,在進行治療的病患中,約有35%的患者不論做了什麽,都會自動康複。
戴聽診器的某位人士的關切和撫慰、吞服五顏六色的膠囊,以及手術前準備工作帶來的心理安慰,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為改善。
這種醫療的暗示力量,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上尤為明顯。神經外科醫生在該患者麵前假裝進行手術,輕輕刮動其頭皮,經曆了這種“假手術”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就真的感到病情好轉。類似地,隻服用安慰劑的心血管病患者,比未吞服安慰劑的對照組患者,其死亡率真的還來得低。
安慰劑效應的產生,可以說是因為它喚起了人體的自愈力:人一旦開始感到需要幫助,可能就啟動了自身的修複能力,以及類似藥物引起的生化反應。另外,在負麵的預期下,也可能出現負麵的效應。
在美國,醫院開列的處方中約有三分之一純屬安慰劑;根據在以色列的問卷調查,有6成的受訪醫生和護理師刻意開列安慰劑作處方。
在醫藥領域,有一種盛行的騙術就是“假研發”。其操作方式是,藥品研究人員直接仿製對手的上市藥物。盡管化學成分的些許改變不會帶來明顯的額外效果,但已足以構成申請專利的條件,從而以昂貴的壟斷價格和新型製劑的姿態上市。這種欺騙伎倆是多麽的可恥。
在重視權威的醫療界和臨床研究中,往往要等到欺詐大師過世後,其咒語才得以解除。
世界衛生組織明列為不可缺少的藥品種類僅有325項;其中有9成以上能夠可靠地用來診療,且沒有什麽危險。然而僅德國就有50000種成藥充斥在市場上。
患者在看病過程中,真正的“實話”醫生往往不見得與患者透露,但自己心裏非常清楚每個患者的“最佳治療”方案。然而,這個“最佳治療”若失去利潤時,醫生就會將其棄之一旁,然後生動地對患者和家屬講解他的“權威方案”。
很多患者的早期病症往往非常輕微,但經醫生對病情的過度“渲染”,患者不得不做較大的檢查與治療,結果帶來了對健康的組織和器官的損害,身體受到巨大的摧殘,患者一直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做了醫生的“忠實提款機”。
痔疾乃是一種受到渲染的病症,通常是被設想出來的,因受到錯誤的治療而導致“無病而發”或惡化。 這些“肛門治療專家”通常隻是讓病情更加雪上加霜,以贏得更多的時間來“討價”病情。
在癌症的診療上,人們通常更顯恐慌,更希望能用生命中最後的力量來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醫生們在這上麵卻能賺來更豐厚、更穩定的金錢。
哈佛醫學院的朱達.福克曼和拉格哈.卡盧裏指出:“大部分人都有些許腫瘤而不自知。” 癌細胞存在於絕大多數人身體的某個角落——即使你的身體處在最佳狀態也是如此。
幾乎所有年長者體內都會有若幹腫瘤,且隻有極少數才具危險。早期發現固然給一些人帶來康複,但若幹多餘的診療也為病人帶來不必要的恐慌和損害。
癌症並不像醫生說的那麽可怕,即便晚期癌症都有很多保持穩定而不發作的,隻要不去輕易“打攪”癌腫與免疫係統的“平衡對峙”狀態。
醫生對病情的過度渲染,實質是為了口袋裏的利潤。某些醫生極不情願為患者開出“有效平價”的治療方案,放掉利潤的醫生等於是做了“無用功”。無良醫生追求的是治療利潤的“最大化”,而對於患者的康複則本無興趣。
對於化療,20世紀90年代初,亞培爾醫生就開始揭開這方麵的瘡疤。這位學者費時一年,整理了數千份有關化療的出版論文。他語出驚人地表示:“就大部分腫瘤而言,都不存在明顯的證據能說明,化療可延長壽命或改善生活質量,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劑量治療。”
知名腫瘤學者們都同意以下的斷言:化療的推廣並不具有遏製作用。也許,正因醫生們不願意明白地告訴患者,自己對他們的癌症已束手無策,所以化療才變成醫療的信條乃至教條。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資訊中所刊載的句子:“新型藥物的進一步研發,能為腫瘤化療效果帶來持續的改進。”
這種所謂一切都能不斷改進的印象,也在公共輿論中不斷強化;醫生們口中的症狀緩解,患者則理解成延長生命。這樣的信條使醫生和病人雙方皆大歡喜,因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婦科醫生賈格爾指出:“醫生很高興能提供某些東西,患者也很樂意獲得某些東西,而整個醫療產業也“不言自明”且樂在其中。”
在婦科病中,子宮切除術最常見的理由是出現腫瘤。這種絕大多數良性的子宮肌瘤,會在兩到三成的婦女身上出現。它通常不會引起痛感,不會被察覺。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會助長這種肌瘤,而更年期女性的雌激素分泌會減少,於是肌瘤就會停止生長,甚至會萎縮。穆勒醫生指出,這種正常、良好的自然過程卻被製藥業推廣的“激素補充療法”而打斷。“雌激素若持續補充供應,肌瘤就會繼續生長,增大到一定程度後,由於疼痛和對臨近組織的影響,手術切除子宮也在所難免。”
無效的醫療就是靠這種方式來開發需求:將更年期的自然過程被人為地轉化為需要治療的狀態,雌激素治療提高了子宮切除術的需求。手術量的盡可能增加,正是外科醫生的意向所在。
總而言之,作者運用了大量的事實和案例告訴我們,今天的人們正在接受著很多無效甚至有害的藥物和手術的治療。
現代醫療在某種程度上的欺騙性,原因之一是基於醫藥相關行業的經濟利益,而普通大眾對醫療知識的匱乏、對現代醫藥的盲從和迷信,也助長了這種現象。
這本書並無意於全盤否定現代醫療的進步,而是希望告誡廣大讀者,在我們把健康甚至性命交給現代醫療的同時,保持對過度醫療的謹慎和客觀,比盲從更加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