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王昆叔叔在“信陽事件”中遭受磨難

 

王叔叔跟我父親是同鄉，他就是河南信陽地區的人。我父親在晚年好幾次說起過，五十年代後期幸好他在國務院工作太忙了，沒有回家鄉看看，否則他也會象其他人一樣向上麵反映情況，結果遭難的。父親在這裏說的“其他人”，主要就是指王叔叔。

王昆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比我父親小幾歲。抗戰初期，他跟我父親一樣從學校出走參加革命（學校的教師中有地下黨員動員他們走的）。但是因為他們都走得比較晚了，去延安的路被封死了，於是他們都去了抗大的太行山分校。他們是在那裏認識的。抗大出來後，他們一起去了八路軍三四四旅，王叔叔下了連隊，我父親則分配在旅部做民運幹事。皖南事變以後，他們又一起南下成了為新四軍三師一部。這以後分分合合，直到四九年的時候，他們又在上海相會了。這時候，王叔叔已經是三野20軍的一個團長，而我父親正好是他這個團駐軍在上海的同一個縣裏當縣長。

我這裏敘說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父親斷斷續續親口告訴我的，或者是我自己耳聞目睹，我這裏隻是憑自己的記憶記錄而已。解放以後，王叔叔參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戰役（跟著張愛萍將軍打的）。張愛萍的兒子寫了一本關於一江山戰役的書，書中提到的登陸部隊陸軍六十師參謀長王坤，很可能就是王昆的筆誤。因為王昆後來就是六十師的師長。父親說，當時《解放軍報》曾在第一版刊登通訊員專題報道文章介紹王叔叔，標題就是“全軍最年輕的師長”。作為重點培養的幹部，王叔叔被招到北京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但這也就是他挨整和磨難的開始。

王叔叔有一架德國萊卡照相機，去北京的一路上他也回了老家信陽，還照了相片等。他的老家信陽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呢？我父親沒說，我也不知道。但我父親說過王昆是“對當地幹部的一些做法有看法”，回到北京以後王叔叔就向他的上級反映了情況（當時我父親在北京工作）。父親應該是知道有好些幹部因為回到老家河南看了，向上麵反映情況而被整的。我估計王叔叔的事應該是在彭德懷“發難”和“廬山會議”以前發生的。當時部隊的情況可能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整起人來是沒有良心的，往死裏整。他們甚至還說王叔叔拍照片是特務，照相機也被充公了。可王叔叔的脾氣也很倔強，硬是頂著不肯承認錯誤。王叔叔曾經在戰爭年代負過傷，不能生孩子的。王叔叔和他的夫人張媽媽就領養了一個小女孩。張媽媽家也是地主出生，但他們倆人從小是“青梅竹馬”。於是部隊領導就動員張媽媽跟他離婚。我父親說，張媽媽找了很多人，別人都跟她說離吧，唯有我父親勸她說，要相信王叔叔，要相信組織，不要離。張媽媽聽了我父親的話，他們沒有離。但後來王叔叔被他們整出“精神病”來了（不知真假，但我跟王叔叔交往中，從來沒發現他有異常）。於是他就被弄到安徽軍區幹休二所養了起來。從那時候起直到文革期間，王叔叔也很少跟外人交往，主要就跟我父親通通信。

我第一次見到王叔叔，是在林彪事件以後。他到上海來活動活動，住的是延安飯店。以前一直聽父親說起他，可見到他時才知道他是一個很可親和藹的老頭兒（可能也就五十出頭吧），說話大聲、爽朗（軍隊的人都是這樣）。我呢，也乘機從他那裏搞到幾套很精致的黃軍裝。我曾經想動他的腦子，從他那裏參軍。父親拒絕了，說不能為難他。

再次見到他時，我已經在農場工作，“四人幫”已經被抓。他們在房間裏談話，我找個借口進去說話，磨磨蹭蹭的不肯離去，父親也不好意思叫我離開。我記得他們當我麵也沒談起“餓死多少多少人”這事兒。但我記得王叔叔曾看了我一眼，然後笑著說，當時跟他辯論的是總政治部一個佩戴大校軍銜的人，“可是他辯不過我”，王叔叔說這話時的神情有點兒像一個頑皮的小老頭。在當時，張愛萍已經出任國防部長了。王叔叔向他寫信陳訴自己的冤案。後來上麵為他平反，官複原職。可就是在任命書下達期間，王叔叔突然發生“大麵積心肌梗塞”，幾乎見了閻王（他自己告訴我的）。

後來他又來上海，還兼看病。那時候他已經變得很平靜沉穩了。他到我們家來，父親和我一起陪著他。這時候，我已經在念大學了。記得他提起生病的事，他知道任命書就要下來了，心裏有點激動。這一天，他為鄰居一個老紅軍服務拉了一車煤。可是他就覺得胸口很悶，他對自己說這咋回事呢，蹦跳了幾下子。可是到了晚上還不好，後來就發病了，送急診大搶救。後來又見過幾麵，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如以前了。

我父親是七九年夏天去世的。王叔叔那時候已經身體很不好了，不能來參加追悼會。兩年以後，在我出國前，他也走了。他們這一代人，為國家為人民做了很多，但得到的回報卻很少。當然他們從來也不會介意這些的，倒是後來的人，卻越來越介意這些了。

僅以此文紀念王昆叔叔。叔叔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