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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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巨變在中國大地發生。共產黨奪取整個大陸的政權，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國號由中華民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變革延續至今已68年。生活在中國的普通百姓在1949年曆史的轉變中又經曆了什麽？
1949年4月底、5月初的上海十六鋪碼頭，我的外公帶著太太、孩子與他的哥哥一家互道珍重惜別。他的哥哥決定把資產、全家都轉移到台灣。外公沒有任何資產，隻是個為輪船公司做工的打工仔。此時，他的大老板也決定撤資去台灣，願意跟著去的工作人員都可以攜帶家眷登上公司自家的貨輪去台灣繼續工作。我的外婆當時身懷六甲，即將臨盆。外公擔心船上沒有醫護人員，外婆萬一在船上生產出意外，所以決定全家留在上海。飽經亂世的外公以為時局的變化也同以往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樣，是暫時的。這份工不做，就打另一份工。卻沒有料到這一別，哥哥就音信全無；這一留就是十年的失業，直到1959年才在同鄉的幫助下被海運局雇用，重新回到船上工作至退休。十年的失業對於外公這個小老百姓意味著失去固定收入、意味著艱難貧困。
我的爺爺、奶奶也是在1949年一別成永別。我的爺爺原在福建的小城當老師。家裏老婆、孩子七、八張嘴要喂飽，真叫窮教書匠勉為其難。窮則思變，爺爺於是跟著昔日的學生到台灣去這做生意。做的是販賣水果之類的小生意。這一去就是三十餘年。離家時是壯年漢，回家時卻是白須翁。妻子和一個兒子已不在人世，化作照片在牆上迎接久別的丈夫與父親。爺爺不是做生意的料，在台灣生意做不下去了，重執教鞭又做回了老師。養活自己沒有問題。起初還能通過第三國的親戚寄點錢回家，不久，國門關閉，奶奶就不能再收到信和錢了。好在那時，伯父已經出道工作能夠貼補家用。我的爺爺、奶奶在海峽兩岸音信全無的情況下堅韌地獨守其身、等待團圓的時機。 八十年代初，國門重開，在兩岸還不能往來，大陸的經濟條件遠比台灣落後的情況下。爺爺還是決定取道香港回家。收拾行裝、辦理證件時，當地派出所的警官提醒他說，“阿伯，你如果進過大陸，就不可能再回台灣了”。爺爺回家後百歲而逝，再也沒有回過台灣。
我先生的外公、爺爺1949年前在上海的海關工作。爺爺在外關工作，需要上船驗貨。外公在內關工作，在辦公室裏處理文書。外公的收入比爺爺差點，但是，和普通人家比還算是殷實的。他們兩位都是英國在中國本土所辦的稅務專門學校裏培養出的專業人才，英語都非常流利。1949年政權接替後，都失去了工作，再也沒有回到工作崗位上。國門關閉，沒有多少進出口貿易，海關自然不需要人才為之服務。
他們兩位都比我的外公要年長二十餘歲，當時都有孩子已出道，加上有點家底，變賣一些家產還能維持生計。所以幼小的子女，能受教育的都沒有耽誤。先生的二伯父1949大學畢業後在大陸找不到工作，聽朋友說香港可能有工作機會，當時還不會廣東話的二伯父就帶著家庭主婦的媽媽去了香港謀生，以圖互相有個照應。兩個月後，他的妹妹也去了香港投奔哥哥、尋找工作機會。1949年，外國資本、民族資本都大批撤離大陸。喧鬧的鑼鼓掩蓋不住一片蕭條的經濟。二伯父這樣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姑媽沒有讀過幾天書的，就更不可能找到工作了。二伯父在香港成家立業紮下根來就寄錢、寄藥、寄食品幫助家裏的老父及弟弟們。但是爺爺去香港和奶奶團聚卻要等到80年代。
先生的大伯父1949年前在美國領事館工作。一篇《別了，司徒雷登》讓大使館、領事館都打烊關門。為領事館工作的中方人員可以選擇去美國，也可以選擇領取遣散費。大伯父選擇了領取遣散費和大伯母、孩子一家回到老家空置的老宅。遣散費到底有多少，除了大伯父、大伯母外，家族裏無人知曉。但有了這筆錢後，大伯父就沒有再工作過。沒有去美國的大伯父也沒有逍遙多久，在文革中就因著在美領館工作的這段黑曆史，受了無妄的牢獄之災。我起初覺得外公沒有選擇離開大陸，是因為他沒有文化，不能正確認清形勢。可是，看到大伯父這樣的文化人也不能做出正確判斷，再想到那些比大伯父更有卓識遠見的大知識分子們，在1949後選擇逆流回到大陸，在文革中受到更大的衝擊，就真的不能怪百姓鼠目寸光了。
解放也罷、淪陷也罷，都是對於某個政權、某個政黨而言的興盛或衰亡。對於平頭百姓而言，總是意味著顛沛、流離、動蕩、失散。正如同古人所感歎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