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告密” 一詞因著國內的一係列學生告發老師的事件而成為熱詞，這讓我想起自己被人告密的兩件事。
第一次是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那時戴紅領巾的少先隊員還被稱為紅小兵。第一年選紅小兵，我是班裏被選中的幾個之一。戴著紅領巾的孩子自然覺得與眾不同，其他孩子看著我們也自是眼紅嫉妒。有一次我和一個要好的朋友玩耍時，他說了幾句豔羨我的紅領巾的話，我就故意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說：“這紅領巾有啥稀罕的，等我把它扔到茅坑裏去。” 結果這玩笑話轉身就被他報告給了班主任。我現在還記得被叫進辦公室時老師那張怒目圓睜的臉和不斷開合的嘴巴。一直以來的好學生還是第一次見老師衝自己發火。大概是因為太過驚恐的原因，她訓斥我什麽已經不記得了，隻記得自己放聲大哭。這也算是我的一個計策，因為自己的反動言論證據確鑿，無法否認，也隻好以哭來博同情了。女老師也真被我哭得心軟了，加上我平時又是好孩子，也就沒有追究我。她也沒有向上報告我的反動言論，因為以後再沒有老師提起此事。告發我的那個孩子後來也戴上了紅領巾，我們還在一起玩兒，但我從此多了城府，知道說話要小心，有些話要爛在肚子裏，即使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講。
第二次被告發是在大學裏，在89年的春夏之交。五月的一個夜晚，不知從哪裏聽說解放軍要進城，有人呼籲大家出去攔截，於是就和幾個同學騎著破自行車出了校園，大概是奔著頤和園的方向去的，還真遇上了要進城的戒嚴部隊。當時已經有學生，市民（大多是老太太），在一條不寬的路上堵住了部隊的來路。士兵沒有帶槍，後來到處打槍的事還沒有發生，所以麵對士兵我們都不害怕。眼看他們在前麵整隊並且每排都開始把胳膊挽在一起，我們這邊也趕緊布防。不知誰出的主意，要男生站前排，老弱婦女站後邊，也像士兵一樣挽起手臂來。然後士兵就衝了上來，隻一瞬間，我們就被撞倒，壓在了他們身下。而我們身下立刻傳出老人家尖利的呼叫。壓在我們第一排男生身上的不是一排士兵，而是一摞年輕的小夥子，因為我感到自己胸部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腦子裏掠過就此要死去的感覺。我們被壓的時間不長，但感覺卻像是很久很久。終於，我們身上的人挪開了，我們也爬起來了，但呻吟哀哭的老人家卻有起不來的。接著雙方就撕扯在了一起，有板磚飛進戒嚴部隊，打破了一個年輕士兵的頭。然後部隊後退，我們也就回了校園。
這是在六四前自己唯一一次和戒嚴部隊短兵相接的經曆。
在生活回複原來的軌跡後，上麵要求每個人交代六四時都做了什麽。但學校似乎沒有打算很嚴厲地審查每個人的經曆，同學們也就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自己那晚的經曆竟被一個朋友報告給了輔導員。這個朋友是入黨積極分子，平時話不多，待人蠻友善的，我始終不知道他為什麽要多事，告發我。好在這個時期老師們很保護我們，加上我這樣的經曆在那時更是不值一提，所以輔導員和我說了說也就過去了。雖然當時對這個朋友很惱怒，因為沒有受到處罰，所以也沒有和他反目成仇，隻是偶爾想起此事，有些悲哀，覺得做人、做友不該如此。
告密是一劑毒藥，被告密者是直接受害者。我有幸被人告密而沒有受害，全賴老師們的寬宏厚道，他們的慈愛解了告密之毒。我不知道告密者的內心會不會被這藥毒害。如果會的話，他們算是告密的間接受害者了。從更大的範圍講，告密對社會的毒害更甚，它殺死了人們彼此的信任和友愛，在人的心中種下自私和怨毒。好在解藥還是有的，那就是寬仁 -- 掌權者的寬仁。那些有權處罰被告密者的人們，他們有一天會發現，對別人的寬仁，實際上是對他們自己的寬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