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誌義：專製體製與智力異化

胥誌義：專製體製與智力異化                               

 

葉永烈先生介紹陳伯達，說他前半生理論上有所建樹，也有某些獨立的觀點和思想，而後半生則和權力纏夾不清。他後半生的工作,用陳伯達自已的話，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話變成一篇社論，獨立的思想蕩然無存。更有甚者，為了官位，他煞費心機去打聽主席說了什麽話，看的是什麽書，窺測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這就不但丟失獨立的思想，也丟失獨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許在自已的專業領域具有創新的知識與能力，卻由於陷入專製體製的官場之中，很難有創新的成果。這類文人有很多，如張春橋，姚文元等。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知識與能力，或許都能做一些對社會進步有意義的事，卻把知識和智力用於媚權，並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葉永烈把這類人的這類行為，統稱為“陳伯達現象”。

 

豈止文人，專製體製下的官員，鮮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級的。揣摸什麽？思想用意性格愛好等等，無不包括其中。揣摸是為了迎合，這裏有自保的恐懼，也有利益的謀求，所以殫精竭力。除了揣摸，隻要是在專製體製官場上混，還需其它種種技巧。要說假話空話以修飾形象；要恩威並用以駕馭下級；要費盡心力去排除異已，還要防備異已對自已的暗算；等等，一本“厚黑學”寫盡官場上官員的智力所向。這種智力有時還需特別高超。以陳伯達如此高智商，在廬山會議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夠在專製體製官場上如魚得水之人，無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這種智力用於創新，用於做一件或若幹件有意義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遺憾的是，這種權力爭鬥和傾軋，於社會進步亳無意義。在權力爭鬥和傾軋中的智力運用，顯然是一種智力的異化與浪費。

 

一般官員如此，專製體製下的最高統治者，或想成為最高統治者的人，他們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爭奪權力與維護權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們除了自已需要智力，更多的在於用人，所謂“招賢納士”是也。表麵上看，這似乎是開明。實際上，這些“賢士”的智慧大多是為他爭奪或鞏固權力服務。是他爭權保權智力的延伸。描寫清朝皇帝的曆史小說中，說雍正在登基之前，與其它皇子爭位，請了一位謀士，謀士教他：“爭是不爭，不爭是爭”，意思是說不要張揚，不要造勢，不要顯露出爭的思想和行為，而不爭正是在爭。這一計策確屬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幫雍正登上帝位。我突發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腦子裏有較多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不是觀形察勢的官場知識，正在苦思東西為何會從高度往下掉的古怪問題，而非是行為進退趨避的謀略，坐在樹下被蘋果砸了頭，是有可能想到萬有引力定律的。中國曆史上的智人，學的是爭權保權之術，做的是爭權保權之事，關注的是爭權保權過程中的謀略。鮮有人真正去涉及並專注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學好文武藝，隻為帝王家，實際上是隻為權力。他們（包括帝王）在曆史上叱吒風雲，改朝換代，建國立國，常常自稱功績偉大輝煌，可他們的這種功績，能有益於人民？能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瓦特發明蒸汽機，華盛頓建立民主製度，斯密寫《國富論》的功績相提並論？

 

中國是世界上統治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簡單地講，是維護統治權力方法最多的國家。幾千年的專製統治，產生大量的統治權術。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如“封建製”與“郡縣製”對權力得失的爭議等等。一部中國專製體製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統治權術的完善史。中國的人文學相較於自然科學，不知要發達多少倍，卻沒有伸張人權的思想洞見，沒有對權力醜惡的精辟分析。沒有對製度與社會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入研究。人文領域充斥爭權保權的方法研究與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謂“以史為鑒知興替”的興替，本質就是權力得失，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複舟”講的是人民力量對權力得失的影響，立足點還是權力，如何能從中生發出人權理念和民主思想？毛澤東年輕時，研究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利益，尋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後半生掌權之後，則“二十四史”不離床頭，沉醉於權力得失的曆史經驗教訓之中。直到現在，我們不是還在研究蘇聯共產黨失去政權（權力）的原因嗎？諸如輿論失控等等。研究還深入到用何種製度何種方法應對，體現出精細化，深層化，係統化的趨勢，而立足點卻仍是權力得失。問題是，權力得失的經驗教訓或保住權力的製度方法應對，對當權者或當權集團很重要，但對社會進步有意義嗎？這是一個隻有在專製體製下才會產生的問題，也隻有在專製體製下統治者才會有的研究需求。而且這種研究需投入不少資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這何嚐不是一種智力的異化和浪費？中國幾千年就是這麽走過來的，想想曆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為爭奪鞏固所謂的“政權”絞盡腦汁，耗費著他們的精力與智力，中國能不落後？那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麽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沒有在東方（中國）產生，或許從中可以找到答案。

 

專製體製一定會異化和大量浪費人的智力，這是因為專製體製存在兩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權私有化或集團化，所以有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之說與行為，有如何奪取與鞏固政權的方法研究與智力運用。而在民主體製下，政權非私有化或集團化。以美國為例，政權非總統或政黨所有，他們的總統，議員，法官都是職業。政客競爭總統，不是爭奪政權，而是競爭這一比較特殊的工作崗位；總統受彈劾下台，不是政權跨台，而是他行為工作有誤而失去這一工作；總統到期下台，另一位總統或另一黨派的總統上台，也不是下台總統或他所在的黨派失去政權。政權本不是他或他們的，何來失去之說？所以不會有爭權奪權的研究和智力浪費。而且民選的機製，使政客隻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決民眾需求正是一種社會進步，政客洞察民意的智力運用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二是權力並不創造財富，卻可以獲得利益。權力具有強製性，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當權力可以利用強製力量去獲取利益時，爭權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與市場體製中，勞動者要獲得財富，要勤勞和提高勞動技能；資本家要獲得利潤，要加強經營管理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科技人員要發大財，必須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產品出新；即便是律師，他的收入，也取決於他保護公民權利的智慧與能力。正是這些人的勞動和智力運用，推動社會進步。而在專製體製下，通過權力強製來獲得利益，是獲得利益的捷徑，引誘著人們去爭權，實際上爭的就是這種獲得利益的權力強製力。權力強製力並不能創造社會財富或推動社會進步，所以爭奪權力的智力運用當然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智力異化和浪費，

 

智力浪費是所有浪費中最大的浪費，它“擠出”（經濟學概念）或窒息人於社會進步有意義的創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於爭奪權力，何來創新和社會進步？所以，民主體製不僅比專製體製更符合政治倫理，而且比專製體製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附：胥誌義：科舉製對中國創新的影響

 

 

“科舉製”是中國專製體製發展到頂峰的表征。也是對中國人智力異化和浪費影響最大的製度。“科舉製”是“招賢納士”的製度化，與“招賢納士”相比，它具有更強大更廣泛的製度效應。

 

第一，“科舉製”是統治者把天下優秀人才納入專製體製中，並為其所用的方法。愈是製度化，愈是公正，愈能網羅真正優秀人才。雖然曆史上有不少辦事官員為私利常常破壞這種公正，但聰明的最高統治者總是要維護這種公正，因為隻有把最優秀人才網羅進體製之中，不但能為其所用，為其所控製，還能減少民間對抗統治者或統治集團的力量。專製的政權當然也有管理國家的功能，這些優秀人才進入體製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推動管理進步。但專製政權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和政權永固，所以這些優秀人才進入體製之後，必然產生智力異化。正如前麵所說，官場上的權力傾軋與利益爭奪，統治者對鞏固政權的要求，使他們的智力運用，大部分失去促進社會進步的意義，隻是一種智力浪費。

 

第二，“科舉製”給人提供了一條發展的通道。而中國曆史上的專製，包括我國建國後的計劃經濟，都有意無意堵塞個人發展的另外通道。如曆史上的抑商抑工，計劃經濟時代的抑私，都屬於堵塞個人的發展通道。統治者通過利益的誘使和其它發展通道的堵塞，誘導迫使人走上追求當官這樣一條唯一發展通道。這會產生什麽效應？它使智力最優的人走上官道，與此相對應的是減少社會其它領域的優秀人才。一個社會的進步，不唯是國家管理的進步（何況在專製體製下，最優人才進入管理崗位也很難推進管理進步），更重要的是經濟文化科技的進步，這些進步都發生在社會領域，不是官員能夠推動的。智力最優的人都去當官，社會領域人才則減少，社會進步緩慢甚至停滯不前，便毫不奇怪。

 

第三，“科舉製”不但誘使人去爭官，而且還使人學習的方向，知識的結構，精力與注意力的集中點，都向爭官與當官靠攏，這會僵化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天生具有向各個方麵探索知識的功能，正是這種不受約束和誤導的智力向各個方向的探索，失敗，再探索，使現在世界上的知識豐富多采。而中國，在官本位文化與科舉製的指揮棒下，甚至在科舉製中考試內容的指揮棒下，人的智力，學習和思想集中於某一方向，某一領域（如四書五經），實際上失去思想自由，何談向各個方向的探索與發展？中國除誕生豐富的統治文化，對世界知識庫貢獻甚少，也毫不奇怪。中國人並非不聰明，統治文化的發達便可證明，而這種聰明不但被專製體製所利用，所異化，無法為社會進步作貢獻，而且被專製體製所誤導。比起進入體製中的官員智力異化，那種沒有進入體製之中卻把追求當官當作人生發展路徑，因而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智力偏向，無形中阻礙他們智力向各個方向發展，這是一種更大的智力浪費。“範進中舉”形象地描述了“科舉製”對人思想的禁錮和毒害。

 

“科舉製”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甚至曾引起外國的羨慕與學習。在民主體製下，考試作為一種公正的選擇方法，是社會平等運動中的一部分。但在專製體製下，作為官員選拔的方法，它所具有的行為導向功能，異化著人的智力，窒息中國的創造力。愈是程序公正，其欺騙誘導功能越強。那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麽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沒有在東方（中國）產生，與中國的專製體製和“科舉製”有莫大的關聯。即便到了現在，“科舉製”已是曆史舊事，而專製體製還在，官本位文化還在，它就象一個幽靈，深深的腐蝕著中國人的靈魂，扭曲他們的智力，影響他們智慧和創造力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