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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誌義:剝削與自由

(2014-06-27 18:38:44) 下一個
胥誌義:剝削與自由
 
提要:剝削不是源於資本利潤和私有製,而是源於組織與權力,組織與權力構成對人自由的壓製。而自由既是公正的體現,更是對抗剝削的有力武器。市場是經濟自由的載體,沒有市場,便沒有人的經濟行為自由。所以,市場的方法是實現公正與消除剝削的基本方法。社會主義消滅私有製,消滅市場,既消滅人的權利和自由,又強化組織和權力,所以社會主義不可能消滅剝削,甚至增加剝削。
 
關鍵詞:剝削  自由  自由均衡機製
 
一,資本利潤的三種形式
 
談到剝削,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資本利潤,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能夠帶來並實際上帶來利潤是剝削存在的表現。其實這是一種曲解。因為資本獲得利潤是合理的。
 
資本利潤在前工業經濟時代,實際上已經存在。農業經濟條件下,資本利潤主要表現為一種財產性收入。地租就是這種收入的典型形式。通過資本購得土地,再通過地租獲得收入。這種利潤具不具有合理性?如果土地是通過自由而非強迫購買的,利潤則具有合理性。因為任何土地都有前期開發費用,購買土地實際上是支付土地的前期開發費用。租用土地的人,可以不用付出土地的前期開發費用,而直接使用土地,地租就是對這一開發費用的補償。正如一個沒有建造房子的人,可以通過租房獲得居住,房租就是對建造房子費用的補償一樣。所以,財產性收入是合理的收入。
 
科技進步,生產分工,專業化生產,使社會生產進入大規模使用機器的時代。機器可以使生產效率成幾何級數提高,或者說可以使社會財富成幾何級數增加,同時也使這種我們稱之為工業的生產離不開資本。通過資本購買機器,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的生產,是資本主義時代最典型的特征。沒有資本介入,就沒有機器化規模化集約化生產,當然也就沒有高效率,高產出。所以,由此而產生的資本利潤,我把它稱為資本的效率性收入。效率性收入比之財產性收入,有著明顯的不同,財產性收入隻是對資本的補償,而建造高效率現代工業企業的資本,通過比之手工生產非集約化生產,或者說非資本化生產更高的效率,直接增加了社會財富。資本利潤是增加的社會財富中的一部分。顯然,資本的效率性收入應該更具有合理性。
 
市場使商品或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與實際價值(成本)產生差異,從而產生利潤。比如一種新產品初上市的價格大大高於其實際生產成本所產生的利潤,再比如兩個地區之間的勞力價格差別區大,生產者選擇在勞力成本低的地區進行投資所產生的利潤等,這種因市場產生的利潤,我把其稱為資本的市場性收入。市場性收入既與財產性收入不同,也與效率性收入不同,它源於商品或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在自由條件下,市場價格是人們認可的價格,因而是合理的。比如購買新技術產品的人願意出更高的價格來搶先獲得享受,高價是稀缺的價值體現,也是先獲得享受的代價。再比如,中國農民去打工,是因打工的收入高於從事農業生產,即便在中國打工比之在美國打工收入低很多,那是由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導致的要素價格差異帶來的,資本由這種勞力價格低所獲得的利潤也具有合理性。
 
財產性收入,效率性收入,市場性收入是資本利潤的三種主要形式。當然,資本利潤還有一些其它形式,比如經營資本的銀行的利差收入,帶有某種投機性質的虛似經濟中的證券收入,具有風險投入於科技的資本,在獲得成功後帶來的技術收入等,但這些收入建立的基礎都是源於上述三種形式。是上述三種形式的擴展和多樣化。可以說,上述三種形式是資本利潤的基本元素。
 
社會需要資本。A,沒有財產的積累,便沒有社會的正常生活和正常發展。比如,當一個人還沒有房屋時,現成的房屋是他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現成的房屋就是一種財產的積累,或資本的積累。B,沒有生產資本,高效率的機器化集約化生產無法形成,社會財富便不可能大規模的增加,人的需求不可能得到多樣化的滿足。C,沒有資本的市場性收入。便沒有商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而商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是經濟發展和均衡的動力之一。所以,資本對這個社會來說,是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說,沒有資本,便沒有現代文明社會。以至於我們把它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的作用如此巨大,為了引導人們把消費資金轉變為資本,資本可以和能夠獲得利潤不僅是合理的,也是建立這一引導機製的基本方法。我很難理解馬克思為什麽評擊資本利潤,並把資本和資本追逐利潤當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萬惡之源。資本追逐利潤固然使資本家看似身家億萬,但資本利潤也是資本的自我積累。它使整個社會的資本總量增加。資本總量的增加在某一時段可能帶來積累與消費比例關係的短暫失衡,形成經濟危機,但從較長的曆史看,一個沒有強大資本的社會,則不可能獲得快速發展。因為資本可以把技術發明和人的需求願望迅速轉變為現實的產品(當然也需要其它的生產要素,但資本無疑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社會資本總量越大,這種轉變越迅速。所以,資本決不是剝削或罪惡的根源。
 
但社會確實存在剝削,它既然不是由資本帶來的,那是由什麽帶來的?
 
二,非自由即剝削
 
我們先來看地租。正如前麵所說,如果土地是自已開發出來的,或者通過自由買賣獲得的,通過土地出租獲得收入是合理的。但地主與佃農確實存在利益矛盾,土地租金的過高意味著佃農收入的減少,此即為剝削。佃農不付租金,說明他不付土地的開發費用,正如一個人住不是自已建造的房屋不付租金一樣,不但不合理,而且還會產生社會秩序的混亂。但租金過高,則意味著被剝削。那麽,合理的租金應該是多少?它並不是計算出來的,也無法計算出來。更不是固定和一成不變的。它是地主與佃農之間討價還價形成的,價格的合理取決於雙方的自由程度。當地主與佃農都有充分的選擇自由時,則租金會逼近合理。
 
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是農業加專製的社會,封建社會是習慣性的說法),存不存在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存在。第一,土地的取得很多不是通過自由買賣,而是通過暴力和權力獲得,比如皇帝的分封。所以土地租金大多是非合法(自然法)收入。第二,雖然一個王朝建立初期有均地權的作法,但專製政治製度必然帶來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土地的兼並帶來地主的減少,形成土地的少數人壟斷。第三,受政治製度和客觀因素影響(如遷徙的困難),最重要的是受土地壟斷的影響,佃農的選擇空間變得窄小,選擇自由受到壓製,討價還價的能力大幅減少。所以,地租呈現出越來越高即有利於地主的方向發展,此即是剝削產生並日益加重的反映,這是中國封建王朝反複更替的最深刻的經濟原因。封建士大夫提出土地兼並對王朝的危害,正是基於這一認識。遏製土地的過於集中,正是為了保障和擴大佃戶的選擇自由,而佃戶選擇自由的擴大可以大大減少地主剝削。所以封建社會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是農民的不自由,而非是土地的私有帶來的。一個人擁有很多土地獲得巨額收入並不一定是剝削,隻有當社會因土地的過於集中帶來農民選擇自由丟失時,土地收入中的一部分才是剝削收入。
 
但這隻是農業社會的特定現象。現代工業生產的發展,基本上解決了地租的不合理。因為工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多得多的職業選擇機會,農民可以務農,也可選擇做工,職業的跨產業選擇機會的增加,大大提高了農民討價還價的能力。地主與農民的利益矛盾因農民職業選擇自由的大幅增加而大大減少。所以在工業社會,我們很少有人說地主對農民剝削。但工業社會仍然存在地租。在農民有著更廣泛的選擇自由時,自由瓦解了地主通過地租對農民的剝削。自由不會消滅地租,也不可能消滅地租,卻會使地租合理化。
 
在工業社會中,社會生產持別是工業生產更多的表現為組織化生產。組織可能產生剝削。當財富的生產需要集體進行時(包括人的集合和資本技術勞動等生產要素的集合),組織獲得的財富需要在組織內部進行分配。在私有製社會中,這種生產組織大多由資本的意願產生,組織的經濟責任也由資本承擔,資本的所有權派生出經營權,管理權,特別是分配權。權力具有天生自肥的傾向,所以這種分配因為分配權在資本手中,可能甚至必然使資本利潤過高,而勞動報酬大少,從而產生剝削。私有製的工業社會也確實存在剝削。這種剝削卻不是資本或資本利潤帶來的。因為正如前麵所說,工業企業中的資本利潤是效率性收入,具有合理性。隻有當資本家利用所有權派生出來的分配權使這種利潤過高時,才產生剝削。剝削源於資本權力而非資本。但剝削或非剝削的界限在那?資本的合理利潤是多少?同樣不是計算出來和一成不變的。而是取決於資本技術勞動之間組合的自由度,即它們的選擇自由。工人職業選擇的自由程度,決定著工人是否受到剝削。工人職業選擇的自由度高,則剝削少,反之則多。
 
從理論上說,一個在政治製度上保證擇業自由的社會並不存在剝削。當社會能夠清除影響擇業自由的顯性因素,如暴力,強製,壟斷之後,如果工人感受到剝削,他可以選擇離開這個企業去對抗資本的分配權力。不斷反複的,工人與資本家的雙向選擇,會形成一個勞力的市場工資,從而迫使資本家按市場工資付給勞力報酬,弱化資本家手中掌握的,由資本所有權派生出來的分配權力,減少資本家利用這一權力對工人的剝削,使勞資分配合理化。但這隻是理論上的。實際上這種選擇並不一定能達到完全自由。自由還與三種隱性因素相關。
 
A,勞動力的供求。勞力供大於求時,勞力的市場工資偏低,資本因勞力工資低獲得不合理的利潤,剝削產生。勞力求大於供時,勞力工資過高,則可能侵蝕資本合理利潤。但社會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勞力供過於求狀況,特別是機器先進性的不斷發展,它在使資本的效率性收入不斷提高的同時,也在不斷製造勞力的剩餘,勞動力的供過於求限製了工人的選擇自由,勞力的市場工資難以提高甚至下降。這是資本主義初期工人生活困難並受到剝削的原因所在。
 
B,社會生產的集約化程度。這裏的集約化不是指單個企業的規模化程度,而是指由於單個企業規模化程度提高使社會中的生產組織總量減少。比如一個社會原本有一百萬個企業,由於單個企業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十萬個企業就能生產一百萬個企業生產的產品,社會的總企業數量減少,即社會的總生產單元減少,則工人的選擇機會減少,自由受到限製,討價還價能力下降,資本家對工人進行了剝削。
 
C,社會生產的多樣化程度。工業社會比之農業社會顯然增加了社會生產的多樣化,工業產品的日益多樣化也帶來社會生產的多樣化。特別是人的需求向多樣化的方向發展,不但帶來工業生產的多樣化,而且帶來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是服務產業,很難采用集約化的生產,所以第三產業的發展不但增加了社會生產多樣化,還大大增加了社會的生產單元(生產組織或生產個體),每一個人的職業選擇自由,因社會生產單元的大幅增加而擴大,社會中的剝削減少。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大擴展了人的選擇自由,對衝了工業社會因工業集約化程度提高而帶來的職業選擇自由的降低。
 
剝削是人與人之間經濟關係的產物,自由是關係雙方或多方對這一關係的認可,非自由即剝削。所以,剝削與私有製無關,與自由密切相關。
 
三,要素自由流動的均衡作用
 
何謂均衡?比如自然界的冷熱空氣對流,它首先是冷熱差別的產生,然後有空氣流動,而冷熱空氣的對流可以縮小冷熱差別,這就是一種均衡。這種均衡在經濟領域,也處處可見。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當某一產業資本獲得高額利潤時,其它資本就會湧入,從而會降低先入資本的投資回報,均衡資本利潤;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當某一地區某一行業勞力工資很高時,其它地區其它行業的勞力就會流入這一地區和行業,從而遏製這一地區和行業工資水平的提高,同質勞動的收入趨於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動,使同樣商品的價格趨於一致,從而使這種商品的生產者,包括資本技術與勞動的收入一致;等等。顯然,均衡不僅是自然界的一種規律,也是一種經濟規律。
 
經濟差別如何產生?技術發明,資源的發現與開采,對人需求的研究與開發,某一地點在經濟網絡中的獨特地理位置等等,都會導致某一地區或行業與其它地區或行業之間產生經濟差異。經濟差異的表現是商品和要素價格產生差異。商品的飽和與匱乏帶來商品價格差異,資本的稀缺與盈餘帶來資本利潤差異,勞力價格的高低帶來生產企業的成本差異,技術水平的高低帶來技術價格差異。差異預示著某種市場性收入。但這種收入隻有通過商品和要素的流動才能獲得。中國人到美國打工比在中國打工,雖然是做同樣的事,但收入更高。更高的收入就是市場性收入,它源於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並因勞力的流動而獲得。美國資本到中國投資,因為中國的低成本獲得比在美國投資更高的利潤,更高的利潤也是市場性收入,它同樣源於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並因資本的流動而獲得。
 
追求市場性收入,既是要素流動的原因,又會帶來要素價格差異的縮小,最終可以減少甚至消滅要素的市場性收入。中國勞力流入美國,增加美國勞力的供應,會遏製甚至降低美國的勞力市場價格,相反,卻會提高中國的市場勞力價格,兩國的勞力價格趨向一致。同時,美國資本流向中國,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本瓶頸(也隻有存在資本瓶頸才會帶來這種流動),加快中國經濟發展,均衡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縮小時,要素價格差異縮小,資本和勞力的市場性收入減少甚至消失。顯然,這個社會雖然不停的產生經濟差異,不斷的出現獲得市場性收入的機會,卻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又不斷地消滅這種市場性收入。要素流動獲得市場性收入,要素流動又消滅市場性收入。而且要素包括商品,資本,技術,勞力,信息的流動越通暢,越迅捷,經濟差異縮小的速度越快。這正是人類社會自然而生的自我均衡機製。
 
但經濟要素流動並不象空氣流動那麽迅捷。我以勞力的流動為例,它起碼受到三因素的製約:一是流入地土地荷載能力的影響。土地不可流動,但它是生產和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人都往發達地區流動,並超出其土地荷載能力時,流動不可持續。二是生活習慣,語言,民族認同感等等的文化因素使人不願流動或流動有困難,文化也是阻礙人流動的重要因素。三是政治製度的藩籬,阻礙了大部分人的流動。這種製度藩籬,既有發達國家的自我保護(阻止流入),也有專製國家對人民的封鎖(阻止流出)。要素不能迅捷的流動,是經濟差異,要素價格差異縮小緩慢的根本原因,它使要素的市場性收入居高不下,並難以迅速消滅,從而使這種市場性收入不合理並成為剝削的根源。由於市場性收入的合理性就在於它能縮小經濟水平和要素價格差異,如果它不能縮小差異,並長期利用這種差異謀求收入,則是一種剝削。比如一種新技術產品的高價格使生產者獲得很高的市場性收入,如果不能通過技術和資本的流動,迅速增加這種生產,壟斷生產獲得的收入就是剝削。
 
阻礙要素流動的自然因素當然有,但人為的因素仍是這個社會阻礙要素流動的主要原因。國家經濟主權就是產生限製要素流動製度藩籬的根源。商品關稅,資本準入,移民政策,那一項不是對要素自由流動的限製?那一項不是國家權力對市場的地域分割?遺憾的是,傳統觀念把國家主權當成是保護國家利益的工具,它能保護國家利益嗎?(見我的“愛國與賣國”,胥誌義博客http://blog.sina.com.cn/xuzhiyi2012)。其實,當我們脫離抽象的虛幻的國家利益思維,要素的自由流動可以增進個人利益。商品的流動可以使商品匱乏地區的消費者更可能,並以越來越低的價格獲得這種商品消費。資本的流動可以均衡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縮小地區之間因發展水平差異而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差異。勞力的自由流動更是勞力收入趨同的最有效的手段。我們為什麽要去限製自由哩?
 
從實踐上看,世界上發達國家之間,雖然仍有“主權”,但經濟要素流動的製度壁壘很少。比如勞力流動的“免簽”,商品流動的“低稅”或“免稅”,在西方國家,資本流動從來就沒有人認為是“經濟侵略”,要素在這些國家之間的流動大體自由。所以,這些國家雖然存在導致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較大差異,比如有的創新能力很強,有的創新能力較弱,有的有資源,有的資源相對匱乏,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卻很小,人民收入差距也較小。為什麽?因為它們之間的經濟要素流動基本上是自由的。經濟要素流動的均衡作用,縮小了它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倒是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鐵幕”,阻礙了雙方國家之間的商品與生產要素流動,形成這兩種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中國的“開放”,其實是放鬆要素流動的管製,是取消了一部分“主權”。中國在“開放”之後,經濟獲得快速發展,能說很大程度上不是由這種放鬆管製即自由帶來的?能說不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均衡過程?同時,我們也看到,那些很強調“主權”的國家,無一不與發達國家拉開差距。這個世界就因為“主權”,而帶來“富國”與“窮國”。
 
我們需要這種管製自由的“主權”嗎?
 
四,權力分配與市場分配
 
我們把分配劃分成按勞分配按資分配等,是指分配的依據。實際上,從分配的決定形式,或分配的方法上看,隻存在權力分配和市場分配。權力分配是依據個人意誌或規則(規則也是意誌的一種體現)運用強製力實行的分配,不論這種意誌是按資還是按勞。所以權力分配是非自由的。市場分配是指不單產品,而且勞動(不是指人,而是人的勞動)資本技術等,都轉變為商品,其收益取決於市場中的交易價格。交易的自由,即不受任何協迫下的討價還價,是市場分配的核心。市場分配並無按資按勞的區別,當勞動資本技術進入市場之中時,它們的收益取決於付出勞動資本技術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聯和製約。所以市場分配是自然的。
 
權力分配一定存在剝削。因為權力分配不論是按資還是按勞,都是主觀意誌。即便我們不考慮掌握分配權力人的天然自肥傾向,由權力分配號稱帶來的“公正”,也隻是權力者心中的“公正”。比如某企業分配規則是工程師拿1000元,掃地打水的人拿200元,這一規則是否合理?是否就是“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正常差距?隻是掌握分配權力的人或製訂分配規則的人心中的主觀認定。它並不能也無法準確體現“公正”。也許工程師隻能拿800。掃地打水要拿400,也許工程師應拿1100,掃地打水隻能拿100。任何一種方案都是一種主觀意誌。沒有什麽方案能獲得所有人的普遍接受,反而會引起無窮的爭議。即便分配方案是工程師拿600,掃地打水的人也拿600,同樣有人不滿。因為每一個人對公平的理解都不一樣。所以假定我們能夠完全約束權力,不使掌權者自肥,他也無法確定一個使所有人感到公平的分配規則。而不公平就是剝削。
 
市場分配是非權力非規則分配。比如一個生產者,不論是出賣產品或出賣勞動,他的收益取決於產品或勞動的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是討價還價形成的,既非預先確定,也非權力強製。如果討價還價的雙方都感到不公平,交易無法成功。在自由而非強迫條件下,成交則是雙方承認公平。所以市場分配中的“公正”,不是“理論”或“道理”上的“公正”,而是具體個人感受上的“公正”。前麵我說到資本利潤具有合理性,雖然是一種“道理”,但實際上隻要社會需要資本,資本可以進入市場,資本利潤就是交易各方對其的認可,資本利潤不是來源於“道理”。出租房屋的人如果收不到租金,會認為不公平,租住房屋的人支付他認為是合理的租金,也會認為是一種公平。社會有住房需求,擁有資本的人建造房子來滿足這種需求,房租就必然產生。但我們永遠也找不到理論上或絕對意義上的“公正房租”(包括資本技術勞力的“公正收入”),市場分配中的自由卻可以讓人感覺到實際上或即時性的公正。自由即公正。所以市場分配雖然在實際上因自由難以得到完全的實現而帶來某種不公,卻是可以通過擴大自由逼近公正。
 
市場分配的公正性在於每一市場主體都能通過討價還價直接參與和很大程度上決定自已的收益。當任一市場主體感到與他人相比較收入很低時,在市場交易中他就會提出更高的交易價格,來使自已的收入提高。雖然這一價格受交易對方的約束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他這種追求平等的努力則會使社會的總體分配趨向公正。比如一個在大型汽車生產企業中的普通工人,在企業中無法拿到與社會平均水平相同的收入,如果他脫離這個企業,選擇去開一個飯店,則他直接成為市場主體(汽車企業是直接市場主體,企業中的工人在商品市場中則是間接市場主體),能夠直接參與飲食服務價格(即自已收入)的確定。為了追求平等(獲得與社會平均水平相同的收入),他會提出一個能夠使自已收入更高的服務價格,隻要飲食業不是供過於求,也不是求過於供,他的收入也一定能提高到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當然,他也很難通過飲食服務的高價格獲得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收入,因為高價格會使更多的人選擇飲食業,導致飲食業的供過於求,最終會迫使飲食服務價格下降。所以,市場的價格機製不但是一個資源配置機製,更重要的是一種利益分配調節機製。
 
市場的分配機製不但存在於勞動者,生產者的利益分配之中,也存在於資本技術擁有者的利益分配之中。價格是最重要的分配手段,商品價格,生產要素價格,每一種價格,既互相影響,又互相製約,可以說這種分配十分複雜。它反映社會經濟關係的複雜。但這種分配從操作上看,卻又是格外的簡單和合理,它有如下特點:A,它是通過市場中的交易來完成的,討價還價就是分配過程,沒有什麽比討價還價更自然和簡單了。B,它是自主性分配。我的收入是多少,並不是權力和他人決定,我通過討價還價,就已經參與了這個分配的決策過程。C,市場分配的“公正”是即時的,農民進入工廠打工。隻要他的收入高於從事農業生產,他就會感到“公正”。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與別人的比較中發現自已的收入比其它人更低,又會提出新的要求。公平在不同的時段,會有不同的訴求。D,平等的權利是這種分配能否合理的關鍵。自由則是是否平等的標誌。除了暴力,強製,欺騙等明顯侵害個人自由的顯性因素之外,社會生產的多樣化程度,直接市場主體數量多少(即社會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則是影響個人自由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隱性因素。E,個人自由的拓展,便是這種分配走向合理的途徑,人追示平等的天性,通過市場中反複的交易和博奕,雖然不能帶來絕對公正,但會逼近公正。
 
市場分配是個人分配權利(力)得以實現的體現,因而是民主的體現。而權力分配則是分配上專製或非民主的體現。
 
五,消除剝削的市場方法與權力方法。
 
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資本主義罪惡在資本主義初期確實存在,但它不是由私有製,而是由生產組織中的權力帶來的,隻有組織才能產生權力,而權力是罪惡的根源。比如一個人手工生產一天做一百餅幹,如果購買一台機器,一分鍾可做一千,生產效率提高所增加的財富就既有機器即資本的功勞在其中(此即為資本利潤),也有勞動的功勞在其中。如果他沒有雇用工人,即未形成組織化的生產,資本權力並不存在,資本剝削了誰?但資本利潤卻是客觀存在。我們無法把這種利潤說成是剝削所致,顯然,隻有權力才會產生剝削,權力是剝削的根源。
 
資本主義經濟與分散的大體上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相同之處都是私有製。不同之處有兩點:一是生產的組織化,企業是這種組織化的典型形式。二是普遍的交易,是非自已的生產成果自已消費的經濟,即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特點又使我們誤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私有和交易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點,也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市場經濟除了組織化的生產之外,還存在分散的非組織化或弱組織化的生產,比如服務產業,文化產業等。我們把其稱為第三產業。手機是集體生產出來的,鄧麗君的歌則是個人產品。組織化與非組織化是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根本區別。第三產業同樣私有和交易,卻與那些大資本,大組織,高效率的資本主義企業不同。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不是因為社會需要和存在資本,資本可以產生利潤,而是私有製加生產組織化。“資本社會”並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組織化,產生資本權力,並因組織化的生產占據社會生產的大部分,使資本權力甚至可以控製社會,此即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
 
但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並且是市場經濟中的一部分,市場所具有的自由特征構成對資本權力的約束。資本與資本,技術與技術,勞力與勞力之間的自由競爭,資本技術勞動之間相互的自由選擇帶來的相互製約,使資本權力並不是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如果資本與勞動自由且反複的雙向選擇,能夠形成一個勞力的市場工資。則資本的分配權力大為削弱。如果投資的自由能夠改變單個資本對某一生產的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產生,體現生產者收入的商品價格就會趨向合理。我們往往把市場自由競爭理解為提高效率的手段,其實自由競爭是最重要的分配手段。在市場中,每一個人都追求更高收入,但另外的人也在追求更高收入。每一個人的收入又與他人相聯係,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形成相互製約,遏製資本主義社會中由資本權力產生的罪惡。
 
最為重要的是,人的需求向多樣化方向的擴展,帶來第三產業即服務產業的興起,分散的,非組織化的,同時又是交易的生產大量出現。當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其總體規模超過第二產業時,社會的特征發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A,第三產業是生產非組織化或弱組織化的發展,即非權力的發展,從業人員並不受到組織權力的壓迫,為自由職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加了自由職業者。B,自由職業者是直接的市場主體,即自已的勞動或產品能直接進入市場獲得收入,而非是通過企業(組織)這個中介間接從市場中獲得收入。前麵已經說了,直接的市場主體直接麵對消費者,自已可以參與甚至決定產品或勞動價格(隻受消費者約束),因而可以獲得更高收入。自由職業者的增加,即社會中產階級的增加。C,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大增加了社會生產單元,使組織化的生產企業中的工人職業選擇自由大大增加。這不僅增加了工人在企業中的討價還價能力,而且由於自由職業有更高的收入,從而推動市場勞力價格上升。企業中工人的收入接近自由職業者。他們也進入社會中產階級。社會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收入橄欖型結構。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大不一樣。第三產業的發展,不但本身沒有資本權力的剝削,而且瓦解了第二產業中資本利用生產組織化帶來的資本權力對工人的剝削。私有製企業中的勞資矛盾得到大幅緩解,而這正是市場交易廣度與深度的擴展,即自由的拓展帶來的。也是社會的一種自然發展。顯然,社會本身的自然發展就具有漸次消除剝削的功能。(見我的“市場經濟與貧富差距”,胥誌義博客http://blog.sina.com.cn/xuzhiyi2012)。
 
 
問題是,這一社會發展過程是緩慢的。它不可能帶來社會利益矛盾比如勞資矛盾的迅速緩解。但西方的民主製度彌補了這一不足。A,民主製度充許並支持工人建立自已工會組織並擁有抗議罷工的政治權利。就是在工人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導致其職業選擇不能完全自由時,增加工人對抗資本權力的力量。資本的分配權力受到工人政治權利的製衡,可以大大減少工人在職業選擇有困難的條件下,資本權力對工人的剝削。而這種政治權利,也是自由的一種體現。B,民主製度和人道主義,還帶來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它解決了因機器的日益先進化而帶來的失業人員困境。實行社會保障固然是基於人道主義。但它實際上增加了工人對抗資本權力的力量,工人不可能為最低生活所迫,為了一個職業而低眉順眼屈從於資本權力。所以社會保障也是對資本權力的製衡。可以說,民主製度大大減少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
 
正是由於馬克思把剝削的根源搞錯了,消滅私有製的社會主義反而存在比資本主義更嚴重的剝削。因為社會主義不但沒有消滅權力,反而人為的強化生產的組織化,即強化權力。比如中國農業生產的集體經濟製度,它不是基於生產的集約化規模化組建起來的,而是為了增加政府對農民的管製即增加政府權力而建立起來的。消滅私有製並沒有消滅權力,隻是由行政權力來代替資本權力,由官員代替資本家。權力並不會因掌握在官員手中而不是資本家手中而減少其張狂的特性。權力雖因集約化的生產(高效率)必定帶來組織化而產生,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權力是有限的,除了前麵所說的市場和工人政治權利對其構成約束之外,行政權力還對其形成巨大約束。比如不充許壟斷,法律確立工人最低工資等。而在專製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生產組織中的權力直接表現為行政權力,也就無所謂行政權力的約束。
 
更為重要的是,公有製必然帶來計劃經濟,作為個人經濟行為選擇自由的載體市場被消滅,人們失去經濟行為自由,個人自由無法對權力分配構成約束。盡管我感到分配不公平,但我無法通過職業和遷徙的自由選擇來擺脫這種不公平。沒有了市場,便沒有了個人的自由選擇,個人成了權力的奴隸。從政治權利的角度看,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人並不具有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人權利。因為賦於工人政治權利的目的是增加工人對抗組織權力的力量,當這種組織權力是行政權力時,行政權力能充許工人擁有抗議罷工的政治權利,從而對行政權力構成對抗嗎?
 
所以,推行社會主義(公有製)的過程是一個行政權力向社會生產生活領域無限擴大的過程,是消滅市場和個人選擇自由的過程,是國家走向極權專製的過程。社會主義不可能消滅剝削。隻是剝削的主體轉變為行政權力集團。其對人民的壓迫掠奪比資本集團更厲害(連毛澤東也曾說過,這些官員比資本家更厲害)。因為對權力最根本的約束是人的權利和自由,而非是權力與權力之間,這種權力與那種權力之間的約束(何況,專製製度還沒有這種權力與權力之間的約束)。社會主義消滅個人權利與自由,也就消除了對權力的最強大的約束。結果是權力的惡性膨脹,罪惡的惡性膨脹。
 
我們寄希望於行政權力來消滅剝削,但權力是強製和暴力,是剝削與壓迫產生的根源。私有製並不產生強製和暴力,甚至拒絕暴力,私有財產者最恐懼的就是暴力,包括社會暴力和國家暴力。社會主義去消滅私有製,卻不去消滅強製和暴力,甚至擴大國家強製權力,如何能夠消滅剝削?如何能夠不擴大剝削?
 
六,自由的意義
 
自由隻有在社會關係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才會顯現出來。一個人進入“世外桃園”,與他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便無所謂自由。反自由主義者說,自由會對社會秩序構成破壞。但所謂社會秩序便是每一個人的自由不被侵害,失去自由的社會便是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秩序既因自由而建立,也為保衛自由而存在。脫離自由目的的秩序,侵害人的自由的秩序,是非秩序。能夠自由的投資,擇業,遷徙,能夠和平的集會,遊行,示威,罷工,正是社會有秩序的表現,用行政手段限製人的自由,用暴力鎮壓和平的集會,遊行,示威,罷工,可以帶來強製下的平靜,但無法帶來秩序。平靜不是秩序。比如,工人失去罷工的權利,就失去對資本權力的製衡,也就沒有企業中的分配秩序。秩序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平衡,而不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權利的壓製。
 
自由本質上又是自私。如果你願意受人剝削與壓迫,自由對你來說便毫無意義,追求自由目的便是追求自私。自私是人的本性,剝削就是對自私的侵害。通過自由去反抗剝削,就是用被剝削者的自私去製約剝削者的自私。我很懷疑那些叫別人“鬥私批修”的權貴,目的是為自已剝削壓迫他人而不被他人反抗進行洗腦。你不自私了,我的自私才能實現。實質上這個人或這一部分人的自私,通過自由選擇便是對那一個人或那一部分人自私膨脹的遏製。消費者的商品選擇自由便是對生產者的遏製。工人的職業選擇自由便是對資本家的遏製,專製體製下民眾的遷徙自由就是對專製體製作惡的遏製。當我們把自由放置於社會關係中考察時,自由是反抗壓迫和剝削的有力武器。
 
自由與暴力,強製,欺騙,侵害相對立。我們說:“不自由,毋寧死”,是有人對你實施了強製和暴力,否則何用死去追求自由?當一個人對社會中的其它人實施暴力強製欺騙侵害時,這個人的行為便不是自由,而是犯罪。反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不能無邊界,你能有殺人的自由嗎?你能有誣陷人的自由嗎?你能有製造假冒偽劣產品的自由嗎?你能有侵害公共利益的自由嗎?問題是,殺人,誣陷,製造假冒偽劣,侵害公共利益是自由嗎?自由並無邊界,你可以去幹你想去幹的任何事情,但你不得使用暴力強製欺騙侵害的手段。我們可以譴責實現自由的不正當手段,卻不能譴責自由。
 
自由是人類發展的目的,因為自由是人幸福最重要的體現。沒有自由,便沒有幸福。自由又是人類發展的手段,因為自由是對人思想行為束縛的解除。自由的創新,自由的發展,正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自由還是一種機製。人追求平等的天性和人的自由行為,構成社會利益分配的均衡機製,可以漸次消除剝削和壓迫,自由是剝削的天敵。
 
偉大的自由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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