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傑作——玄武門之變

“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心無毫發之存者也。” ——王夫之 公元六二七年七月二日，唐朝都城長安刀光劍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宮中發動政變，殺其長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屬數百人，史稱玄武門之變。這場政變的有關記載，我想大多數略涉史者都該耳熟能詳了，但眾所周知，中國的正史曆來是經過再創造的，下麵即對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開論述。首先對李建成其人應該有一個正確的估計。曆來史書所載之建成，陰險狡詐，好色貪功，與襟懷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讓人慶幸登上帝位開創大唐盛世沒有所托匪人。然而透過曆史的重重黑幕，我們可以隱約看到，李建成與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離的。李淵晉陽起兵之後，李建成西渡黃河，攻克長安（長安的戰略地位在當時並不亞於後來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陽，甚至猶有過之。李建成在戰爭初期即占據長安，唐軍聲威大振，頓時成為最有希望問鼎中原的一支割據力量，使得蜀地的勢力不得不下決心依附於唐，使西秦霸王薛舉被切斷在西北成為孤軍，又令王世充占據的洛陽的西方成為了死路，更使當時蠢蠢欲動的突厥不得不顧及強大的唐軍加上堅城長安的效果。），又與竇建德相持，沒有讓當時氣勢正盛的夏軍逼近太原，軍功與李世民相比毫不遜色。即便說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戰的經典戰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為在曆史上（尤其是唐後，理由後具），在宮闈之戰中敗北的人即使有再經典的戰例，大多也不會被詳盡地記入史書，頂多說上一句“建成納計，乃克長安”。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書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載李世民於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可謂石破天驚的一筆。因為直接跟皇帝老爹說我哥我弟給您戴了項綠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讓史官知道），未免也太過滑稽，任李淵脾氣再好，大概也不會窩囊到讓此事不了了之罷。這條史載記錄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創的吧，便保守估計，也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含糊道“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無論是在正史中，還是在稗史小說中，均以陰謀家身份出現，然而其陰謀卻屢屢失敗，讓人懷疑他究竟是否窩裏鬥的料。從曆史上看，弟弟的陰謀能力大多強於兄長，有姬發之於姬伯邑考、公子小白之於公子糾、胡亥之於扶蘇、劉秀之於劉[絲寅]（字庫無）、楊廣之於楊勇為證（曹植與曹丕倒是例外，不過我不認為曹植是個野心家，歡迎討論），大概隻要有一個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弟弟，兄長的位置就要危乎其哉了。我想這大概不是偶然，身為嫡長子，總有“居安不能思危”的傾向。相反，李世民卻因一句“居安思危”而瞿然動容。那麽，誰會在這場權力鬥爭中縱橫不倒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再來看李世民其人，正史中的李世民對於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謂一忍再忍，直至忍無可忍，是忠義孝悌的道德典範，儼然內聖外王。那麽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所載，在玄武門之變之前一直在被動忍讓當中呢？從李淵晉陽起兵開始看，《資治通鑒》寫：“……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正。”這一段便大有疑點，其實李淵受隋室所迫，早有反意（李淵戎馬半生，官場捭闔不倒，身處亂世，自非池中物）。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劉文靜（後為李淵所殺），李世民隻是鼓動者之一，且其軍功至此尚半點未立，那麽這個“皆汝所致”就無從說起了。而且這個“請以世民為世子”的“將佐”事跡並未載於史，殊為可疑——試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會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測，“廢立”之說，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斬白蛇”“劉備靠大樹”一類的“事後諸葛亮”編造出來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預言了，名字尚無，便有“年二十，可濟世安民”。準確程度幾乎可與諾查丹瑪斯相媲美，不過估計和尚可能是見了富人模樣就要上去討點歡喜錢來的，說不定還造就了多少張世民、王世民、孫世民呢。武德四年，攻打洛陽的李世民帶房玄齡拜訪了遠知道士，道士的預言還是很有客觀依據的：“你將作太平天子，願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風範，無忘寤寐”。大概他便是從此才堅定了奪位建成的決心罷。同一年攻下洛陽後，他招賢納士，設天策府、文學館，閑則共話古今，縱談天下，儼然君臣氣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於是在李世民與李建成、李元吉的鬥爭中，李世民於情於理都處在主動出擊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點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宮中、朝中多數高官甚至父親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處於弱勢地位。那麽，形勢便要求李世民不斷示弱退讓，保存實力，營造環境，以求一擊必殺。史載突厥退兵後，李淵命兄弟三人馳射角勝，李建成將一匹劣馬付於李世民，結果劣馬連蹶三次，李世民都適時跳離馬背，免於遭殃。此事疑點有四：一是李世民與李建成明爭暗鬥多時，如何會讓李建成為其挑馬，又如何會乘上這馬？二是李建成如何會在父皇麵前使出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曆沙場，騎術高超，如何不識蹶弓劣馬？四是即便礙於情麵騎上劣馬，一蹶即當換騎，如何三蹶？另一樁公案是玄武門之變前兩三天，據說也是決定性的事件。史載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宮宴飲，謀以鴆毒，結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鬥”。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猶有過之。李世民與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無可收拾，兩大陣營劍拔弩張，頻頻發生衝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飲鴻門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鴆酒又居然不死，難道李世民內功深厚到“吐血數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時糊塗，從黑市上買來了偽劣產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這個“吐血數鬥”的李世民，兩三天後在玄武門前生龍活虎，力挽強弓射殺了長兄李建成！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臉上可謂濃妝豔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層脂粉，而費心費力為他上妝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刪略《國史》，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的房玄齡等人（其實房玄齡也隻是署名的主編而已，動筆者不詳，蓋有許敬宗、李延壽、李淳風等）。當然李建成也並非沒有主動出擊過，麵對日益增加的秦王勢力，李建成無疑比任何人都要擔憂。他的對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將佐，企圖孤立李世民，再一舉消滅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籌，他將計就計，讓手下假裝離開長安再偷偷潛回天策府，示敵以弱，出敵不意。之後他又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收買了許多東宮勢力下的要人，其中兩個，在玄武門之變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第一是東宮官王[目至]（字庫無），他在玄武門之變前一兩天，密奏說“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謀害秦王”，結果李世民決定先發製人，召集部下策劃政變；第二則是更為舉足輕重的人物——玄武門總領常何，正是由於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夠伏兵玄武門，襲殺李建成、李元吉。而這個常何的動向，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他早在洛陽之戰時便追隨李世民，雖曾從李建成征討河北，但入長安卻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為什麽會信任他呢？竊以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終於發生，李世民令尉遲恭、長孫無忌、侯君集等人率勇士預伏玄武門內。該日早晨，李建成、李元吉上朝，途徑臨湖殿，發現異常，掉轉馬頭向東走，伏兵殺出，李世民親自射殺李建成，尉遲恭等追殺李元吉。我國曆史書上幽默地寫道，玄武門之變實質並非兄弟間爭奪皇位的政變，而是地主階級內部新興地主官僚集團和舊世族官僚集團之間為爭奪國家領導權而發生的尖銳鬥爭。（何為地主階級？何為新興？何為舊世族？）遍涉與玄武門之變相關的正史，僅有房玄齡等人刪略的《國史》、編撰的《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後來的新舊《唐書》等正史均取材於彼。甚至在稗史裏也找不到與有價值的資料，不可不歎服太宗與其史官心思之縝密，太宗平生事跡絲毫不落，頭頭是道“高風亮節”，字字可謂“明仁睿智”，隻可惜玄武門事端略顯欲蓋彌彰，教後世治史者窺破些許，惜乎其哉！題目所說的“史官傑作”便是此意，自唐開始，曆代正史收歸官修，像太史公一樣的個人修史在原則上不被允許，稱為“稗史”，相關文簡不受國家的保護。唐修《晉書》、《南史》、《北史》也都是群體工作，統一思想，刪益由人。其實太宗所為，比起“中興”的宋高宗（修史的秦熹）、“神武”的明太祖、“古今未有之盛世”的康雍乾來，又算得了什麽呢？奸詐慘刻多疑好殺，未若朱元璋；心狠手辣不念骨肉，未若雍正：“清風”隻識四庫全書，未若乾隆。何況我唐太宗李世民開泱泱中華之大唐盛世，旺我華夏千年之骨血，這些許微瑕又算得了什麽呢？！算得了。 史家之風正是從唐開始敗壞得無法收拾的——春秋尚有董狐直書，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未曾試圖掩蓋曆史（他隻想讓後世記住他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司馬遷千古史筆千古文章，班固範曄雖然稍遜可也是直道而為，陳壽有所私於魏，可是還未曾昧心刪改——可是唐太宗一即位，便將曆史收入自家名下，任意塗鴉篡改！史官文化是什麽？史官文化就是這個。史官文化就是從史官曆史結束時開始的，不要以為貞觀盛世是中國曆史上最光明的時期，其實從那裏就埋下了最黑暗的種子。與唐朝同時，歐洲正處於蒙昧的中世紀時期，然而曆史雖然孱弱，卻依然貞潔地踏著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亞裏士多德、阿庇安的腳步，折射著黑暗的光芒。艾因哈德在這個時期所創作的《查理大帝傳》被瓦拉夫裏德。斯特拉伯稱為“提供了絲毫不假的真情實況”。中國的史書自從收為官修之後，除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外（平心而論，我認為其中最大的價值隻是宮闈朝中的勾心鬥角），再未曾煥發出生命力，李延壽、薛居正、脫脫、張廷玉等人的名字隻是在曆史專業教科書上才能看到，歐陽修也是因散文詩詞而非《新唐書》、《新五代史》（後者倒是難得一見的私人修史，不過歐陽修意在一字褒貶，以警奸佞，反倒使思想大過事實，落了下乘）出名。在整個東方，除了沒有曆史概念崇拜“破碎”概念的印度人外，日本的《古事記》、朝鮮的《高麗史》、蒙古的《世界征服者史》無不散發著惡臭。（末者還比前二少了幾份虛偽）。而在西方，中世紀的蟄眠之後，曆史隨著社會迅速複活、激發並升騰：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大放光芒。到了近代，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者史》、馮。朗克的《教皇史》、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接過了燃燒著思想的火炬，連日本也覺醒過來，福澤渝吉寫下了《文明論概略》，痛陳“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詳盡地論述了西化的利弊。我想，不必再列舉了，隻要問一句，中國，你何時才會再有與你的曆史一樣沉重的史書？ 方連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