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撥曹長青

朱學淵 曹先生的兩篇文章《法國為何耍無賴？》和《美國該在聯合國失敗》都很炮紅，但全是他“孤家”心思，“二人轉”式的胡謅。曹先生是文學士出身，但曆史卻是不可由他“妙筆生花”的。我雖不必“以曹長青之長，揭高行健之短”一樣刻薄，但稍微“點撥”曹先生的曆史知識，想必還不至於“犯眾怒”。 　　曹先生在《美國該在聯合國失敗》一文中說：“聯合國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的‘國聯’（LeagueofNations），由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一手支持創辦。威爾遜是左翼民主黨人，這種建立國際“大政府”的做法，體現了民主黨那種擴大政府職能、包攬世界事務的左派理念。威爾遜把很多精力用在營造這個烏托邦“國聯”上，卻沒有去防範納粹德國、日本軍國的崛起，這不僅本末倒置，而且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方向性錯誤。” 　　這些都是不著邊際的胡說。首先，“聯合國”與“國聯”是沒有繼承關係的，固然聯合國與國聯都是建立國際秩序的需要，但也談不上是一個“國際大政府”。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意、美是“四強”，英、法的勢力在美國之上，美國說話是不算數的；威爾遜主張對戰敗國實行寬容，就未能得到英法認同，乃至為德國法西斯的崛起製造了土壤。而聯合國的“五強”是美、英、法、俄、中，格局大大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吸取了教訓，對德、日兩國實行軍事占領和政治改造，並取得成功，因此聯合國是有豐功偉績的。其次，一次大戰後美國是一個實行“種族割離”的國家，“民權運動”遠遠還沒有興起，拿現代意義的“左翼民主黨”帽子去套威爾遜、羅斯福，簡直就是“關公戰秦瓊”，若依了曹先生的“左翼民主黨就是共產黨”的說法，威爾遜、羅斯福、杜魯門都還是共產黨呢！ 　　曹長青還說：“法國本身不參加國際社會鏟除一個流氓政權的正義行動，已屬無恥，還要利用二戰勝利後撿來的常任理事國地位（二戰時法國不僅投降納粹，還成立了中國汪精衛式的偽政府，支持納粹迫害屠殺猶太人），來威脅否決安理會決議。”當然就更荒謬了。 　　法蘭西民族對世界曆史政治、文化科學的貢獻是巨大的，單就她在美國革命和內戰期間的立場來說，就是光榮的；她贈送給美國人民的“自由女神”，更代表了她的理念的貞潔，任意謾罵她，就“已屬無恥”了。二次大戰中，法國出過一個“汪精衛式”的“維希政府”，但是以戴高樂將軍為首的“流亡政府”，從事了實際的“抵抗運動”。以當時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戰後成為“常任理事國”是當之無愧的，絕不是如曹先生所說的是“撿來的”。我要反問的是：中國出過一個汪精衛，那末中國就永遠沒臉見人了嗎？法國與美國對伊拉克的立場相左，法國就是“無恥的”；而中共的態度曖昧一點，就比法國要“高尚”了一些嗎？ 　　曹長青的文章的特征是，隻要他想罵誰，就“隱善揚惡”；反之就“隱惡揚善”。他在《美國該在聯合國失敗》一文中又說：“法國也不例外，它上次否決美國的議案是在一九五六年。由於法國占領了埃及的蘇伊士運河，美國提出議案譴責巴黎侵占其它主權國家領土，但法國也是毫不客氣地使用否決權，讓聯合國再次成為啞巴。” 　　一九五六年，僅僅法國一國占領了埃及的蘇伊士運河了嗎？那是英法兩國和以色列聯合進攻埃及，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可是到了二○○三年，曹長青愛以色列和英國，就把這段曆史篡改成“巴黎侵占其它主權國家領土”了；前不久，他還說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一旦輪到他討厭反戰的歐洲人，“西方文明”豈不就成了“狗屎文明”。由此可見，曹先生的曆史觀是隨意的；他是隻顧罵人，而不顧事實的，所以他才能是一塊“畝產萬斤”的“高產田”。 　　曹長青的《法國為何耍無賴？》則更荒謬。他說：“在人類近代曆史上，法國大革命開了最壞的頭：實行暴民政治，以所謂人民的名義濫殺無辜，搶劫有產者，實行紅色恐怖。後來的所有共產主義革命，都是模仿法國人。” 　　這裏他說“在人類近代曆史上，法國大革命開了最壞的頭”。他將“法國大革命”當成一段曆史的“起點”，也就把曆史割斷了。如果我們生活在一七八九年，那我們隻能將“法國大革命”當作是曆史的一個“即時瞬點”；而人類的曆史又是一個充滿了暴力的連續體，我們又怎幺能把“暴力的產生”歸罪於一個偉大理性民族舉行過的一次革命事件呢？ 　　中國曆史也是充滿暴力的，難道我們能說“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太平天國開了最壞的頭，中國共產黨是模仿太平天國的”嗎？或者說“共產黨是模仿李自成的”，或者說“模仿黃巢的”嗎？究竟天下“暴力”是誰開的頭呢？就要看曹長青的那支“刀筆”，斬到哪裏算那裏了。 (3/22/2003) *曹長青就是一條亂吠的瘋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