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擴張中的日本人民 ZT (圖)

對外擴張中的日本人民

　　中國人編撰的日本史著作和官方的教科書及文稿中，通常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說成是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所為，廣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貫與政府對立、反對日本對外擴張侵略。曆史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國開戰後，三井、岩崎、涉澤等實業家組成了報國會，積極籌集軍費。婦女們則從事恤兵運動。與政府嚴重對立的議會，在開戰後也通過了巨額預算，作出了協助戰爭的決議。原計劃募集三千萬元的公債，實際募集到七千七百萬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隨軍布教，慰問軍隊。《雪的進軍》、《婦人從軍歌》等軍歌在國民中廣為流傳，使軍隊鬥誌昂揚。《國民之友》雜誌和《國民新聞》報的主編德富蘇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日本開國以來“所淤積的磅礴活力的發泄”，是“與維新革命一脈相連的一次噴火”，大肆稱讚天皇的戰爭行為，認為皇室與國民上下一心，“發揚三千年以來世界無與倫比之大日本國體”（德富蘇峰：《大日本擴張論·序言》）。福澤諭吉，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戰爭打響後，不但在報上發表文章積極支持政府的侵略行為，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而且帶頭在民間募集軍費。戰後他在自傳中說：“這種官民團結一致的勝利，實在令人高興，值得慶幸。”福澤諭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經參加過自由民權運動，後來被稱為“憲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認為“並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甲午戰爭中日軍打敗清軍，日本社會充滿歌頌戰爭的聲音，連小學生也唱起了這樣的歌謠：“支那佬，拖辮子，打敗仗，逃跑了，躲進山裏不敢出來。”
　　甲午戰爭中日本侵略朝鮮、中國之際，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團結。這種情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對外侵略中再度出現。“九一八”事變為標誌的侵華戰爭開始後，日本各地的火車站，連偏僻鄉鎮的小站，都經常出現歡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揮舞著小旗。人群中高呼“萬歲”。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在上海戰鬥中，三個士兵陣亡，陸軍把他們渲染為“炸彈三勇士”。三日後，四個公司爭著以此為主題拍攝電影，一周後就在日本電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時，全國應征者達二十萬篇；還為“三勇士”豎立銅像和紀念碑，把事跡很快編入教科書，攝製了百部以上的電影。可見日本人民對於侵華戰爭的普遍關注和熱情支持。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後，勞農階級也走上與資產階級聯合支持對外戰爭的道路。“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發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令》和《國家總動員法》，全麵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製。工廠企業則紛紛建立產業報國會，實現了真正的勞資一體。工會明確在綱領中寫上“產業報國”或者“產業報公”，規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爭減少事故，節約材料，利用廢物，提高勞動生產率。開展認購“愛國公債”活動，要求每個工人月月儲蓄，募集“國防獻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議院一致通過了“感謝皇軍的決議案”，無產階級政黨的議員都讚成該決議。一九三八年，總同盟在十月大會上通過《對皇軍官兵的感謝決議》，稱讚“皇軍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動”，表示要向皇軍學習，發誓在後方也要“像槍林彈雨中的皇軍官兵那樣的緊張，盡報國的微力”。他們召開歡送歡迎大會，組織募集慰問金活動。發生勞資矛盾、有些企業工人罷工時，工會則做調和工作，向工人曉之以理，在戰爭的困難時期，要求不能使生產下降，說明當時日本處於“舉國一致、勞資合作的時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謂日本建國紀念日，工人、政府和軍方代表在東京舉行“產業協力大會”，會議在《愛國進行曲》中揭幕，全場齊唱國歌《君之代》，遙拜天皇，然後為侵略戰爭中的“皇軍英靈”默哀，為戰爭勝利祈禱。與會者齊聲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時局裏”“提高國家產業人員的自覺性，拿出勞資合作的誠意，為確保產業和平和生產力的發展，傾注殉國的熱情”。
　　在對外戰爭中興起的產業報國會這種民間的工農團體，一九三八年底達到一千餘個，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兩千多個，會員達到一百多萬人。它們要求政府“更加積極地領導”，於是厚生省和內務省按照行政區劃建立了各級產業報國聯合會，由行政長官和警察長任總監，工會與政府完全合為一體。各種原先主張不同的工會都“與時俱進”地改換方向，一九四○年，產業報國會在七萬個工廠企業中建立了支部，會員達到四百一十八萬人。到這年十一月終於成立了以厚生大臣為總裁的全國總工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它隸屬於法西斯政黨大政翼讚會。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也是這樣。由於日本蓄謀已久，準備充分，起初階段軍隊推進很順利，從一九四一年底進攻珍珠港以後不到半年，相繼占領了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等地，政府、軍隊和絕大多數國民，都為日本的勝利陶醉。日本全國所有的力量，工人、農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層的人們都被動員起來，產業報國會、農業報國聯盟、大日本婦人會、文學報國會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讚會旗下，支持戰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輿論界在內閣情報局的指導下組成了“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強化對於言論的統製，新聞工作者們用“鬼畜美英”這樣的詞語，激發國民的同仇敵愾精神。特別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論報國會領袖是堅持平民主義、主張自由民主的德富蘇峰，骨幹有國家社會主義者津久井龍雄、評論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後方的百姓。“七七事變”後，婦女兒童們，每天手舉小旗去車站歡送出征的士兵。許多成年人對於日軍在中國強暴婦女的行為，帶著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談論。新聞界，敢於真實客觀報道前線日軍暴行的記者一個都沒有出現，並掩蓋、隱瞞日軍失敗程度，使廣大國民不了解事實真相。南京陷落後，日本全國提燈遊行慶祝，《讀賣新聞》社主辦了大慶祝會，萬餘人會聚在一起歡呼，高唱《愛國進行曲》。不但出現妻子送丈夫、母親送兒子上前線，後方工人努力生產支援戰爭的情景，還有婦女、學生直接參加戰鬥的。美軍在攻占衝繩戰鬥中，遇到頑強抵抗，犧牲了四萬二千多人，傷亡超過諾曼底登陸戰役。當時衝繩本島人口四十七萬，有三分之一戰死。當地不少居民混在軍隊中，婦女裝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藥包，有的手握竹槍參加戰鬥。女學生的“山丹部隊”、師範學校學生的“勤皇隊”都拚至最後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後，日本沒有出現“二戰”後不少國家發生的那種國內民主派推翻專製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間誌士相約集體自殺，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宮前嗚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請罪。
　　任何國家，無論專製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居於社會頂端直接決定事關全體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極少數。構成日本社會的主體的群體，是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稱他們為日本人民，應該沒有疑義。那些支持對外擴張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們構成了人民。工人、農民、企業主、知識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聞界等）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積極支持對外擴張的。他們是日本社會的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人編撰的日本史著作，對於日本人民與政府密切配合、熱情支持對外戰爭的情形，絲毫沒有論述，隻有極少數幾篇論文中偶爾提及。提到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寫他們的反戰鬥爭。這裏麵可能存在這樣一種邏輯：政府是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是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立的。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反動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對；而人民是進步的、愛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戰爭。於是一般中國讀者以為日本侵略戰爭是少數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法西斯分子操縱國家機器、逆曆史潮流而發動的。這是從觀念出發編寫的曆史，沒有揭示出曆史的全部真實。就近代日本曆史而言，反對侵略戰爭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戰爭的人更多。在對外侵略擴張這一點上，大多數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對外的時候，原先國內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國際矛盾代替。那種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類，然後根據某類人具有某種性質的公理，稱軍國主義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愛好和平，而且他們之間判若天壤，再推導出結論來的分析方法，是用靜止的、絕對的觀點看待人和社會。作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類社會的實際，當然難以獲得對對象的正確認識。沒有國民自覺的主動積極的戰鬥精神，日軍在戰場上絕不會表現：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之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爾伯特群島的塔臘瓦島、馬金島之戰、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間馬裏亞納群島海戰，日軍全部陣亡。尤其是塞班島的戰鬥中，日軍戰至最後一人，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則集體跳海自殺。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間，美軍進攻硫磺島、衝繩島過程中，又遇到同樣的情況。衝繩之戰中，日本軍人死亡八萬五千多，人民死亡達九萬四千人。日本走上戰爭道路，不僅是天皇個人、內閣、軍部少數人推動的，而是全體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近兩年一些媒體上對於中日關係的討論中，仍然出現用固有思維看待日本社會的現象，即把某個對象從它原生環境中抽出來，孤立地分析、評論。例如說日本有和平憲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國會中有反對黨，各派勢力相互製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戰爭道路。外交問題進入學術討論領域，是中國進步的表現之一。人們可以發表各種主張，但是立論必須遵守邏輯規則，首先大前提必須真實。就近代日本來說，人民、政黨和政府，時常出現紛爭，但是在對外擴張侵略中，他們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日本民族集團主義的表現之一。可見，所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隻是一小撮，廣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所謂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論調，其實無非是軟弱可欺者的精神勝利法而已。
　　周建高（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對現代日本狀況不敢斷言，二戰時的日本對擴張軍民一致應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