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中國可否不戰而屈人之兵？--兼談國家核心和邊際利益
楊別青
關於中國1950年介入朝鮮戰爭，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國誤判了美國，如果不是誤判戰爭可以避免。因為”根據美國的NSC81/1文件和美國的“軍委”（參聯會）給麥克阿瑟見機行事的授權，中國可以不戰而勝，“並且下結論：“正確的說法該是誌願軍在長津湖的出現，而不是長津湖之戰，擊退了美軍到三八線南”。
我認為這種觀點和結論是有很大問題的，理由如下：
1. 在中美兩國當時處於敵對狀態並且沒有直接溝通渠道的情況下，根據美國的秘密內部文件來說明中國的誤判，好比兩人下軍旗時（看不見對方棋子）裁判暗笑下棋者誤判將對方的工兵當司令一樣，並不能顯示裁判的高明，也不能據此說明中美當時決策者和評論者的水平，而是應該想想如果我處在當時的情況下會怎麽處理？能否想到更好的辦法？美國說的話是否算數是有很大疑問的。起初聲明朝鮮和台灣不是他防衛的範圍，朝鮮戰爭爆發後迅速介入韓戰並派艦隊入住台海，生生否定了自己的聲明。公開聲明都不靠譜，內部文件可靠嗎？
2. 國家之間的對外行為受內部秘密文件的製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決策者內部也往往存在很大分歧，在國家獲利的時候往往會修正原先的文件或製約。這裏舉一個例子，日本在中國的918事變原由關東軍的少壯派自行發動，日本高層想阻止並沒有阻止成功，最後認可了關東軍的行動，並沒有退回918事變所獲得的好處。
3. 如果中國沒有出兵，北朝鮮就此消亡，麥克阿瑟自然是舉國上下崇拜的英雄。由於中國出兵並將美軍趕回了38線，麥克阿瑟不甘心失敗試圖擴大戰爭到中國本土，才會被撤職。因為中美蘇三方的底線和共識是局部戰爭不引發世界大戰。單純的中國出兵而出現在長津湖，並不能讓麥克阿瑟撤退。因為見機行事的衡量標準是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中國出兵並戰敗，並不會改變麥克阿瑟成為英雄的結局。如果鐵原阻擊不成功，中方一敗塗地，很難相信美軍會停在38線。
4. 中國出兵的原因主要有3個：1）保護本國的緩衝區以免受敵國直接威脅，道理和美國不惜與蘇聯發動核戰爭阻止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一樣。2）援助北朝鮮。因為理念和道義兩方麵中國有責任幫助北朝鮮。3）對美國顯示力量，為將來收複台灣做準備。1）和3）是中國的核心利益，2）是中國的邊際利益。
5. 凡是保衛國家核心利時，往往不惜代價或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美國發動核戰的代價夠大的了吧。中國也一樣，即使被打敗打爛打遊擊也不惜一戰。38線以北對於美國則是邊際利益，所以不願意付出太大的代價，但是忽略中國，輕視中國的反應還是為此付出了代價。
1840年以來，中國割地賠款受的屈辱實在太多。雖然中國是二戰戰勝國，雅爾塔會議還是決定將中國的利益交換給蘇聯，名義上的戰勝國並沒有贏得尊重，國際關係還是實力對話。蔣經國對斯大林說，”我們剛要趕走日本，現在你要我們丟掉蒙古，我們不好向國民交代“。斯大林回答，”是你來求我，不是我求你“。實際上道出了國際關係的實質。
舊怨未了，美國艦隊入住台海阻止中國攻台和掃射安東等地又添新恨。中國也需要一場讓世界人民重新認識的立國之戰。所以即使百般艱難，中國也是義無反顧的參戰了。
縱觀世界曆史，國家沒有實力的時候沒有多少國家會在乎你的眼淚，即使在乎也是愛莫能助。外交家的才幹是擺設。日本侵華，蔣介石多次希望或懇請西方國家出麵調停，基本沒有什麽用，日本照樣比賽百人斬，日本國內還大肆炫耀，南京大屠殺照樣發生。無論你承認或者反感，現在的中國起碼沒有幾個國家敢於侵入。
國家沒有實力的時候沒有多少國家會在乎你聲音，國家領導者判斷的智慧也不是很重要的因素。一個國家隻有強大到有實力投放以及投放實力的意誌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重視，你說的話才會有人聽。中國參戰朝鮮並慘勝無疑是一次響鈴，提醒其他國家靜下來聽我說一說。現在好了，美國每天不提中國就沒有新聞似的。
我的一個肯尼亞裔朋友對我說，沒有幾個國家的軍隊贏過美國，中國算一個。
2021-10-22
附：（來自百度）
日本政府緊急製止和失敗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後，日本政府命外務省密切關注東北形勢。1931年9月1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領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采取軍事行動之勢。”幣原喜重郎乃向陸相南次郎抗議：“此種作法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 [32] 外務省亞洲局局長穀正之也對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提出過質問：“關東軍少壯士官之間正在計劃在滿洲如何幹掉中國軍，此一消息是否真實?”因日本國內對於關東軍欲在東北發動事變早有所聞，元老派西園寺公望公爵也勸南次郎處事要謹慎。天皇亦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軍紀。南次郎決定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郎到東北，傳宣中央意旨。但建川與參謀本部許多人是讚成關東軍武力發動陰謀的。派他赴東北的消息，被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密電告知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陰謀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陽前發動。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達沈陽，尚未到達關東軍司令部，事變就在當夜發生了。 [40]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半，日本駐奉天領事館領事森島守人（時總領事林久治郎不在）從東北趙欣伯處獲知中國軍隊不準備抵抗，乃於10時45分馳赴關東軍特務機關見板垣，要求停止襲擊。板垣拒不接受。森島欲再說，花穀正少佐拔刀威脅：“再幹涉統帥權, 不能置之不理！”森島隻好退回總領事館，向林久治郎報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電話仍勸停火，板垣依然不聽。 [33] [40]
內閣不擴大方針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同日，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先於中國通報日本和中國發生衝突，並稱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這一地方事件的升級。9月22日幣原對中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說：“陸軍願吞並東三省, 餘則視為吞一炸彈。” [30]
9月24日日本政府對外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將事變的責任推給中方，但也表示，會將軍隊“大體撤回並集結於鐵路附屬地內”，並辯稱“帝國政府在滿洲並無任何領土欲望”。而當時日本軍部、關東軍與日本政府、外務省之間在處理事件的方式上確實存在分歧。 [40]
內閣向軍部靠攏
但在日本社會從上到下的壓力下，內閣和外務省的立場開始向軍部轉移。從根本上說，幣原外相與軍部對擴展日本在滿蒙的權益是一致的。幣原主要是更多的從外交的角度考慮，關注和擔憂國際的反應。關東軍逐步占領了中國東北廣大地域後，策劃成立“獨立”政權，幣原也不是絕對不同意的。他是從時機策略著眼，而反對操急從事。 [40]
由於日本國內政壇的傾軋，若槻禮次郎內閣於1931年12月11日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犬養毅內閣與軍部的方針更趨一致。誠如戴傳賢上中央政治會議的報告所言：“判斷日本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占領東三省之目的而後已。其外交當局，最初與軍事當局意見不同。但在第二次（國聯）行政院決議之後，外交當局便已逐漸追隨軍部行動。現在外交完全為軍略所支配。故一切觀察判斷，應以軍事為前提。” [40]
總體而言，盡管日本內閣、外務省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方針上與軍部存在分歧，但在對外聲明和交涉中，卻竭力掩飾事變真相，辯解關東軍的侵略行徑。 [40] 隨著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發生，犬養毅被暗殺。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唯軍部馬首是瞻的“舉國一致”內閣，使日本的軍國主義進一步得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