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造就行動
有諸於內，必形於外
正文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著五顏六色戴著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裏，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麽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裏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裏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著，我們就住在那裏。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裏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麽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麽澆水的。隻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镘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裏水就流到那裏。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誌。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誌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卜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裏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麽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得那麽寧靜和諧的原因。隻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麽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夥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麽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麽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會出什麽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麽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麽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麽野外任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裏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誌有一套辦法；先給裏麵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卷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麽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麽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隻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麵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麵生產一麵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裏，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拚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係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麽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製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麽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麽顯著效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麽天大本事，隻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麽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麽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裏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附：鄧力群回憶錄：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網友評論：
我的體會是內地漢族知識分子不能隻從自己所從屬的階級和集團的角度看問題。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幹部，清理冤假錯案。解放思想，否定“兩個凡是”這些偉大的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胡耀邦確實不是一個像老毛，老鄧那樣的領導者。隻能是跟著做些具體工作。所以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都是技術官僚類型的。
現在之新疆與毛時代比，其變化可以說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換了人間。而作者還想用毛時代的辦法解決現在的問題，刻舟求劍，南轅北轍，差之何止千裏！
太膚淺了。沒有法治，別說新疆，全國都會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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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膚淺了。伊斯蘭教徒認為可蘭經比法製更正確
去年回石河子，這個賓團漢族人為主的城市，也有裝甲車經常巡邏了。形勢已經今非昔比。
共產黨的靈魂，共產主義在80年代已經徹底破產。伊斯蘭教自然而然地占領了人心。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價：“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一針見血。
不知道鄧小平胡耀邦是怎麽想的，把運十大飛機，055大型驅逐艦等下馬，說是財政困難，但卻用大筆的錢給新疆西藏建清真寺廟宇，當年新疆維吾爾族的幹部都抱怨說新疆的清真寺比小學校都多。說胡耀邦分裂祖國，培養恐怖份子，一點也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