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敦馬在英國查塔姆研究所發表“亞洲民主的前景”演講時表示,國家要穩定,種族間貧富須平衡。一個種族富有,另一個種族則貧窮,就必須減少這種差距。敦馬的意思,說白了就是要“均貧富”,用中國北宋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的話來說就是:“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
要創造出一個穩定與和平的國家,不是僅靠“均貧富”就可以實現的。事實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於國於家都不是壞事。
以中國為例。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他在1986年3月28日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繼續強調“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國策。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鄧小平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仍然堅持“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中國正是從那時起,打破大鍋飯,不搞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路走來到今天,整個國家的財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共同富裕初見成效,經濟繁榮有目共睹。
更為重要的是,“均貧富”必須“等貴賤”。“等貴賤、均貧富”是中國南宋農民起義領袖鍾相、楊幺提出的反映農民階級反抗等級差別與貧富懸殊的主張(原文詳見《三朝北盟會編》卷137)。中國的封建社會存在的嚴格的貴賤差別和貧富懸殊現象,經常引起農民為爭取人身自由和反對經濟剝削而揭竿而起。
“均貧富”如果不走到劫富濟貧的邪路上去,必須要“等貴賤”。各種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文學乃至婚姻上,地位平等。如果不平等有差距,就必須減少這種差距。
打個比方說,假如在一個國家,某一弱勢族群的人,他們在獨立建國時立下的豐功偉績,不被中小學教科書如實記載;他們公司的股權,必須無條件讓渡給其他族群一部分;他們的統考成績不被政府承認,統考生不能進入公立大學就讀;他們不在公立大學畢業,則無法進入公務員隊伍,分享國家政治權利;他們的文學不算國家文學,不在國家文學獎評獎範圍;他們必須一夫一妻,而其他族群的人或可三妻四妾……這就不叫“等貴賤”。
而所有這些貴賤之別,如果繼續不解決,也會讓國家不穩定。這樣的族群差別,必然對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產生負麵影響。而這種負麵影響,會直接阻礙種族間貧富的平衡。
與西方社會不同,亞洲民主的前景,應該是族群平等、政治清明與經濟繁榮。不談“等貴賤”,隻說“均貧富”,隻看到貧富差距,不承認族群貴賤的差別存在,這不是理性的表達。如何做到等貴賤、均貧富,將長期考驗著執政黨治國理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