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尖朝下，主題向上

黨的十九大報告，4次提到“以人民為中心”，其中特別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中進行無愧於時代的文藝創造。”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可以理解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繼續貫徹“雙百”方針，不斷反映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努力做到筆尖朝下，為人民而鼓呼；主題向上，給人民以鼓舞。為人民尤其是底層民眾提供更而多更好的精神指引。

筆尖朝下，為人民而鼓呼

深情底理，偉大的文學莫不根植於底層。筆尖朝下，心裏有“底”，書寫底層，一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11篇，又稱《詩三百》。其中，《風》是《詩經》的精華部分，反映的都是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和思想感情。

今年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百年紀念。1917年肇始的現代文學，絕大多數流傳至今的名篇巨作，都是筆尖朝下，關注底層，為人民鼓呼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他始終關注現實，對社會底層有直接深刻的了解和憐惜。他的作品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如閏土、祥林嫂等，寄予了厚重的同情。他的筆尖在很多時候是朝下的。對於新時代的創作者來說，魯迅的底層情懷依然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

而在學者張麗軍看來，筆尖朝下的底層敘事，在現代文學史上，無獨有偶，體係龐大。他在《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發表《論老舍的城市底層敘述》，認為魯迅的“鄉鎮底層敘述”、老舍的“城市底層敘述”、趙樹理的“農村底層敘述”三者共同構成了鄉土中國“底層敘述”風景。

這樣的文學創作主潮，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那就是“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根植於人民這一土壤”。引而申之，就是筆尖朝下，為人民鼓呼，關注底層，不忘初心。

新中國成立後，筆尖朝下、為人民鼓呼的傳統在文學創作中始終得以賡續，傳達了中國作家本土生活的經驗，為人民特別是底層民眾提供了精神指引。

改革開放前30年，尤其是十七年文學（1949-1966）時期，文藝工作者創作出大量來自底層的真正打動人心的文學藝術作品。它們的鮮活和真實，是普通百姓發自內心的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美的追求。《新兒女英雄傳》是“十七年文學”中最早的一本小說，作者講述了抗日戰爭初期，冀中白洋澱地區底層民眾，在共產黨的號召下組織起抗日自衛雁翎隊，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行之有效的遊擊戰的故事。再如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這是“文革”前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長篇小說連播”中播出的最後一部小說，這部反映人民軍隊普通一兵歐陽海烈士生平事跡的長篇紀實作品，是六十年代中期家喻戶曉的名篇。這樣的作品，並非高頭講章，而是深入基層，來源於生活的。

改革開放後30年，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廣大文學工作者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中，進行了無愧於時代的文學創作。筆尖朝下、關注底層、為人民鼓呼的作品，更是佳構迭出、風靡一時。李雲雷認為，“中國大陸近年來最好的小說都是關於底層的，就是我們能夠看到的真正的好小說，絕大部分都是關於底層的。”全國魯迅文學獎第二至第五屆得獎中短篇小說，有九篇都在講述“打工故事”，屬於“底層文學”，包括王十月的《國家訂單》、範小青的《城鄉簡史》等。這說明關注人民的底層文學，在中國當下文壇舉足輕重。底層文學不僅為學院研究者所認可，也為廣大的普通民眾所接受。

事實上，世界文學史上不乏類似的底層書寫先例。2003年，溫家寶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作了《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他說：“不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特別是進城農民工的基本權利，他們就有可能陷於像狄更斯、德萊塞小說所描寫的那種痛苦境地。”換言之，狄更斯、德萊塞等人的小說，反映的是底層民眾的生活，刻畫了社會底層痛苦的境地與不幸的命運，也是筆尖朝下的文學。

日本電影《不，我要活下去》1951年7月上映，講述主角毛利修三在東京打零時工的故事。因為經常找不到事做，最後準備帶著太太和兩個兒子自殺。1952年8月，中國平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該電影劇本。事實上，東西方批判現實主義寫作有眾多作品關注社會底層。一些族群分化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湧現的“抵抗詩學”屬於底層書寫的一種高級形式與理想境界。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牢記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初衷。文學創作從群眾中來，到底層中去，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社會金字塔基座的廣大民眾喜聞樂見，作品才有生命，影響才會長久，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才能雙豐收、雙一流。

主題向上，給人民以鼓舞

如前所述，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文學如何反映這一矛盾，如何為矛盾的化解提供文學經驗，提升文藝原創力，值得文藝工作者不斷探索，文學創作在這一方麵大有作為。其中，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書寫正氣篇、傳遞正能量，是新時代文學應有的主題，也是作家筆尖朝下的必然要求。這既符合國家利益，也合乎文學規律。

所謂主題，是指文藝作品所要表現的中心思想。健康向上的主題思想，激勵著人們向上向善，應該是我們新時代文學創作的題中要義。這並非提倡主題先行，而是把書寫正氣篇、傳遞正能量貫徹在作品創作的始終，是文以載道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體現。有助於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

主題向上、給人民以鼓舞的創作傳統由來已久。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無不充滿著一股浩然正氣與激昂情懷，作為“沒有斷過流、始終傳承下來”的中華優秀文化，正麵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也成為世界文學的名篇佳構。

現代文學史上的“革命文學”，也是以主題向上、給人民以鼓舞取勝。共產黨人蔣光慈，1924年從蘇聯留學回國，發起組織革命文學社團太陽社，倡導革命文學。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開辦《春雷周刊》，是最早引起人們注意的革命文學社團。蔣光慈的《野祭》、《衝出雲圍的月亮》敘寫了革命對於戀愛的決定性影響，創造了一種“革命+戀愛”的小說敘事模式。雖然這種敘事模式略顯幼稚，但是作品主題積極向上，是追求革命與進步的文學表達，現在讀來，還是具有審美價值的。

進入左聯時代，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以反帝反封建、抗議反動派迫害的作品主題，影響、吸引與團結了一大批進步文學青年，包括留名至今的丁玲、張天翼、葉紫、吳組緗、沙汀、艾蕪等。東北作家群中的蕭軍、蕭紅，也在魯迅的幫助下，分別創作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左翼文學，被魯迅列入“奴隸叢書”而出版。方誌敏烈士創作的《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作品，以共產黨人革命的樂觀主義主題，蔑視一切反動派，影響至今，鼓舞人心。

1936年左聯解散後，一大批進步文藝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的大時代革命激流，為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在延安，1938年4月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周揚主持魯藝日常工作。在他周圍有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沙可夫、沙汀、劉白羽、林默涵、賀敬之等一大批文化人與作家，創作了許多歌頌光明、主題向上的文學作品，為世界無產階級文藝注入中國元素。

新中國成立後，盡管文學命運多舛，但是主題向上、給人民鼓舞的作品，始終閃光在文學史的長廊中。特別是17年文學時期，草明的《火車頭》、柳青的《銅牆鐵壁》、孫犁的《風雲初紀》、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趙樹理的《三裏灣》等作品，主題磅礴大氣，膾炙人口至今。而文字樸素明快、基調樂觀剛健的美學風格與奮發向上的主題呈現，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如《茶花賦》、《長江三日》、《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櫻花讚》等都是產生於這一時期的經典之作。

改革開放後，文學一度受自由化思潮影響，出現了不少頹廢派、下半身寫作等主題模糊甚至低下的作品。例如有些所謂“底層寫作”，吧唧的是淺薄、短暫、低級的樂趣，總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鄉下的勞苦大眾或進城的農民工，肆意誇大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樣亞健康甚至是不健康的創作思路，今天看來，已經難以為繼，不應該也不可能進入新時代。以諾獎得主莫言為代表的優秀中國作家，正以更多主題向上的作品，擦亮“中國文學中國夢”的文化品牌。

2014年10月，習近平同誌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曆史使命和責任”。這就需要文藝特別是文學創作，要加強現實題材創作，弘揚偉大精神，謳歌偉大事業。在創作過程中，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書寫正氣篇，傳遞正能量。

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很難想象，主題向下、人物斜杠的作品，能夠承擔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榮使命。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不可能建構在主題向下的文藝作品中。主題向下的作品也必然不能夠體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精神。隻有主題向上、人物陽光、給人民以鼓舞的文學創作，才能激勵廣大讀者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要之，十九大報告號召“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新的時代一定會產生更多更新的文化創造，包括文學創作。我們要做的就是“吸吮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在傳統與創新中築夢前行，踐行筆尖朝下，追求主題向上，為人民而鼓呼，給人民以鼓舞，不斷鑄就新時代中國文學的新輝煌。

見刊光明日報社《博覽群書》月刊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