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臨近,不少政客出於撈票需要,跳將出來,向對手破口辱罵和恐嚇。有的還對大馬首富郭鶴年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也不放過。這決不是戰鬥的姿態,而是缺乏教養的表現。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都做不到,還怎麽領導一國的旅遊與文化事業?
眾所周知,《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是中國的魯迅先生寫的一篇雜文,此文發表於1932年12月15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也是寫給該刊主編的一封信。
當時,中國的兩個對立的文藝團體“左聯”與“第三種人”正在展開一場激烈的論戰。左聯成員芸生在《文學月報》上發表諷刺詩《漢奸的供狀》,辱罵“第三種人”的代表胡秋原。魯迅並不喜歡這樣的詩以及詩的背後所代表的思想傾向,因此才給主編寫信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每個人盡管身份地位不同,但起碼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尊重。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而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這是當今大馬不少政客的拙劣表演與慣用伎倆,迎合了這個越來越浮躁的時代,不斷刷低道德底線,值得警惕與譴責。
不可否認,中國現在也有不少持不同政見者。但是,他們大多數不是靠辱罵與恐嚇,來博取民眾歡心的。相反,他們秉持善意的批評、有建設性的指瑕,這使他們立於不敗之地。
已經往生的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華先生,也可算得上中國大陸有名的民主人士。他的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是多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反思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的一項引起關注的重要成果。
該書在香港出版後,一度成為“禁書”而禁止進入中國大陸,結果大陸出現了數以萬本該書的盜版本。2003 年9 月8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撤銷下屬法院對於該書的相關指控與審判,這個立即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審判決,打破了中國海關對該書所設立的禁區,等於是宣布該書不再是“禁書”。
這種戲劇性的翻轉,其原因就在於高華沒有辱罵和恐嚇,而是充滿善意的批評與有建設性的指瑕。他在書中指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麵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這樣的論述,讓左中右讀者都能夠接受。聯想到當下中國的全盤“習”化,更是令人所讀有所感。
相形之下,流亡在歐美的一些中國民運人士,發表的言論總是充滿辱罵和恐嚇,什麽“共產暴政必亡”、“三個呆婊”、“習包子土包子”之類,除了汙染網絡環境之外,別無建樹,理所當然遭到唾棄。
用詞講究,用諷刺的手法來打擊敵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假如一國的政府部長,既仇富,又排他,還出言不遜,真的連網絡“糞青”、“噴子”都不如。在民主社會,這樣的政客遲早會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正所謂: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見刊《中國報》2018年3月8日C15版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