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攻防

從大勢上研判，國陣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全線失守、滿盤皆輸的可能性不大。換言之，馬來西亞江山易主、石變天驚，這還是小概率事件。

不過，反對黨大舉進軍國會，甚至在內閣謀得一官半職的曆史，或可重演。隻是，這些昔日的政敵，同在布城一個屋簷下辦公，不知彼此見麵是否會有尷尬。據說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籍議員，在議事廳吵得唾沫四飛，甚至上演全武行，下班後還一起喝咖啡，談笑風生，良性互動，令人莞爾。

說到我們華人比較關注的政壇“雙峰塔”廖中萊與林冠英，他們是政敵，也是華人當中著名的政治人物。但我寧可相信他們都是文化人，他倆在論戰中，都喜歡引用中國的典故與詩句。此外，廖中萊是國民大學營養學係的學士、馬大的MBA。而林冠英畢業於澳洲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是專業會計師出身。

文化人的攻防，理應博文約禮，偃武修文，聽從道德的召喚，遵守倫理的底線，共謀大眾的福祉。

曆史上，文化人互相絞殺，擊穿道德倫理底線的故事，比比皆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大革文化人的命，先拿文化人開刀祭旗。還有專家指出，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文學論爭史，文學論爭貫穿始終。從1917年文學革命發難到1949年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召開，大大小小的文學論爭就有80餘次。論爭次數之多，頻率之高，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屬罕見。

1931年，年輕氣盛的沈從文寫了一篇《論郭沫若》的文章，對郭沫若加以批評。在《論中國創作小說》裏，沈從文又重申了郭沫若不善於寫小說的觀點，認為郭氏寫小說喜歡“用英雄誇大的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大可寫詩寫劇本，就是不要再寫小說了，因為他“不節製”的文風使他寫的小說一無是處。 

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1948年中國江山劇變在即，郭沫若在香港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將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文藝”的反動作家，說他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著。這篇共產黨的紅人寫的文章，被北大左翼學生抄在大字報上，張貼在公開場合，並且在教學樓上掛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這讓當時擔任北大教授的沈從文壓力山大，羞愧難當，甚至切脈自殺。兩次自殺雖然經過搶救都大難不死，但是沈從文的文學之路就此斷頭。

不是冤家不碰頭。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撥亂反正。在高層關注下，在底層受盡磨難的沈從文，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而郭沫若正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沈從文放棄文學創作、從事史學研究的代表作，曆時十五年完成。郭沫若作為沈從文的頂頭上司，主動為該書作序。但是在序言中，老郭對作者沈從文隻字未提。這樣的書序也算古今少有、空前絕後，文化人的攻防可謂登峰造極。

一個是馬大的碩士，一個是澳洲的學士，但願廖中萊與林冠英這對文化人政客，攻防有度，守住底線，不忘初心，共同為大眾尤其是華人的利益打拚，既有家國情懷，也有君子風度，不以漢奸論。

見刊《中國報》2018年1月11日C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