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走的，不該留

在曆史的風陵渡口，一個不經意的選擇，往往會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例如，該走的，不該留；留下來，就會結冤仇。結局和過程都有了，再不離開，連自己都覺得遺憾。

近讀上下兩冊的《蔡省三傳》，對“該走的，不該留”更有切膚之痛。蔡省三今年年高百齡。他曾經追隨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10年，蔣經國還是他的證婚人。1949年中國大陸江山易主在即，蔣經國手下的最後一趟列車開往廣州，車上的軍政要人要從廣州出海去台灣。列車行經江西，特意停車一個小時，等候在江西的蔡省三上車。時任國防部3118部隊少將的蔡省三，堅決不肯上車，發誓要留在江西打遊擊，要與共產黨的軍隊決一死戰。最後，火車無可奈何地開走了，蔡省三留了下來。

兩年後，這位國民黨的將軍，成了共產黨的戰俘，被判死刑，緩期執行。被關進撫順戰犯管理所，與中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等幾百名戰犯一道，關在一起，淪為階下囚。直到1975年最後一批被特赦。如今，常住香港的蔡省三老人，是中共撫順戰犯管理所羈押過的戰犯中，唯一健在者。倘若他當年上了那趟火車，去了台灣，至少不用坐牢20多年。

1936年，毛澤東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1949年，胡適還是離開了即將由毛澤東主政的新中國。而他的兒子胡思杜（時年24歲），則堅決不肯與父親一起出國。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言辭尖銳，鋒芒直指胡適。1957年“反右”期間，胡思杜被定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殺身亡。倘若當年他聽了父親的話，一起離開中國，斷不至於受辱自殺。

本月13號病逝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也是“該走的，不該留”的違反者。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以天安門廣場為主陣地的大規模民主運動。劉曉波博士當時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完全可以選擇隔岸觀火，留在美國寫文章、搞活動、籌善款，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但是他偏偏選擇馬上回國，親自參戰。“八九民運”失敗後，他被好友帶進澳大利亞駐中國大使館。大使館承諾馬上送他上飛機，去澳大利亞避難，他猶豫不決，最後聲明進大使館隻是暫時避一下風頭，沒有離開中國的意願。可想而知的結果就是：他不久就被抓入中共的大牢。出獄後，他本來應該像其他民主人士一樣，不再談論政治，稱病申請去美國。事實上，那些八九民運分子，例如21個被通緝的大學生之首王丹，著名的異議人士魏京生等人，都以治病的名義，去了美國，獲得了最終的自由。

該走的，不該留。劉曉波選擇留在中國，四次坐牢。最長的刑期是11年。還沒有來得及服完這11年的刑期，他就撒手人寰，享年61歲，也算是英年早逝。也許有人說，他要離開了中國，就未必能夠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真的是未必，達賴喇嘛1955年逃離中國，一直在印度活動，最後不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曆史發展中的關鍵環節，天時地利很重要。一旦局勢無法掌控，力量懸殊，時不我與，那麽，該走的，就不該留下。

見刊《南洋商報》2017年7月17日A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