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下去》見刊《中國報》2017-05-11 C11版

一個古老而又沉重的話題，就是自殺。自殺是每個國家都急需解決的重要公共議題。

日前，因不堪忍受同學網絡霸淩，檳城拉曼生鄭某，在臉書上留下遺言後，從學院附近墜樓身亡，享年20歲。雙十年華，正是朝氣蓬勃的花季，生命戛然而止，確實令人噓唏不已。

學生自殺，除了社會、家庭因素外，學校教育也有責任。個別大專院校，學生自殺並不是首例，這應引起學校當局高度重視。不能隻抓教學而放鬆其他。要建設環境友好型象牙塔，讓學生都能夠享受到師生情、同窗誼。此外，還要開展心理輔導，加強自殺預警和幹預體係建設，令莘莘學子都能體麵求學，有尊嚴地過好學院生活。

無獨有偶，前不久，台灣26歲的文壇新星林奕含在台北家中自盡。次日淩晨，林奕含父母通過出版社發表聲明，表示女兒是因多年前被補習班老師性侵，引發憂鬱症，最終發生不測。也就是說，林小姐自盡的根源也在學生時代。這是教育的失敗，沒有為天真爛漫的學生紮好防狼的籬笆。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很容易自暴自棄，產生反社會情緒，采取任性的行為，甚至選擇極端方式絕然離世。

中國大陸的年輕人自殺，也時有耳聞。一邊自殺一邊通過社交媒體直播的新型案例，已有20多起，均為35歲以下的人所為。這是網絡文化墮落的表現，也是年輕人媒介素養低下的惡果。大眾媒體也起了推波助瀾的反作用，自殺報導存在較為嚴重的混亂現象，極有可能誘發模仿性自殺行為。涉世之初的年輕人，或者為了畸形出名與吸引眼球，不惜拿生命做賭注。悲乎哉，不亦痛矣！

不過，中國吃苦耐勞的第一代年輕打工者，他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從農村來到城市謀生，所受的苦難更為深重，但是他們“我要活下去”的願望非常強烈。打工作家周崇賢的小說《我要活下去！》，講述了中國大陸一家台資鞋廠的打工妹吳媚，如何被二老板折磨至瘋的故事。作者並沒有“安排”主人公自殺，盡管自殺情節也許更淒美。

日本電影《不，我要活下去！》1951年7月上映，講述主角毛利修三在東京做零時工的故事。因為經常找不到事做，他準備帶著太太和兩個兒子自殺。但是最後，他們走上了反抗命運的新生之路。

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不妨看看這樣的小說與電影，也許可以抑製衝動。人固有一死，在有限的生命裏逆風飛揚，勇敢地承擔自己的責任，總會有柳暗花明的明天。這不是雞湯，也不是砒霜，而是對幸福生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