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中的衝突書寫

原載2016年6月23日東莞日報A15版讀覽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6-06/23/content_1436611.htm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南方打工視域曾呈現一些社會問題。打工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社會敘事文本，不但對這些問題有所反映，而且公之於眾並流傳至今，能助益讀者更好地了解彼時的中國故事。這應合了專家所言：“若幹年後，要反觀那個時代的真實，打工文學很可能是最可信任的精神素材”（謝有順，2014）。 筆者認為，打工文學的衝突書寫，就是通過作品進行“虛構戰鬥、想象攻訐、現實批判”。作為社會衝突的類似記錄，它有一定的文本規模和讀者影響，隱含了深層次的價值取向、利益立場和文化訴求，有獨特意義與不足之處。我們可以從敘述主體、敘述對象、敘述手段三個方麵來展開這一衝突導致的“攻打書寫”的內部研究，也有必要分析這種書寫所涉及到中國改革開放的語境、社會變遷，以及打工者的人際關係、身份認同等多種文學的外部關係。而前人對攻打書寫的研究，沒有全麵係統的嚴格闡述。這導致對打工文學的重要理論問題難以深入探索，對打工文學這一巨大文本，它和中國改革開放這一宏偉曆史，兩者的相互關係也難以辨識。 研究的問題意識，莫過於討論攻打書寫的產生背景，以及它有怎樣的敘述主體，有哪些主題類型，具體打法如何，得失如何評估。而中心議題其實就是一條邏輯鏈：緣何攻打，誰在攻打，攻打什麽，如何攻打，結果如何。 在研究範圍方麵，把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打工文學知名的作家群體，也就是“五個火槍手”（林堅、張偉明、安子、周崇賢、黎誌揚等）的代表性作品納入研究視域。從文本內容上看，1984年興起的打工文學，其早期十五六年的作品充滿攻打書寫，不滿的發泄非常普遍，也受讀者歡迎。隨著青春退潮和文學作者的精神成人，打工文學進入反思與更新，各種類型的書寫競相登台，攻打書寫的黃金時代基本結束，作者在轉型，讀者也在分化。因此，90年代末期或世紀之交這個研究截止時間，有其合理性。此外，楊宏海主編的《打工文學縱橫談》、《打工文學備忘錄》，柳冬嫵的專著《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等書，周航的碩士畢業論文《打工文學研究》，其他以農民工文學、農民工問題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都屬於研究所必需關注的範圍。 研究文學，離不開對文本的整體細讀。研究打工文學，不能脫離其本質屬性即底層性，離不開底層敘事研究。要研究打工文學的攻打書寫，離不開文學的社會批評理論。當然不是諸多方法的偶然堆積，而是係列策略的有機組合。換言之，從“五個火槍手”的文本細讀著手，運用傳統文藝學及美學資源，結合文學的社會批判等理論，藉由類型化文本分類，對打工文學的攻打書寫進行新的梳理和解讀，應能使之不隨時間的流逝而被遺忘。 打工文學作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特殊的社會記錄，有其重要性。攻打書寫是打工文學的重要起跳力量與優位敘述，不僅表現在文學藝術樣式上的創新，還在於它牽涉現實與底層社會問題。研究打工文學尤其是攻打書寫，其價值與延伸意義包括：通過文學來研究更為廣闊的打工社會與開放時代；通過係統性研究，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為打工文學建構多元化認知方式，為底層敘事提供新的觀察和闡釋的視角。也為相關的文學研究建構普遍的意義，從而獲得理解。 當然，攻打書寫作為一個學術概括，盡管沒有太多主觀性或隨意性，但也並非一個人人都能理解而不產生誤解的概念。作為本質性概念，攻打書寫注定會引起爭議。對於攻打書寫，一定程度上的“莫可原其理”也在意料之中。雖然它有可見的形象與可為人知的思想，它的定義引起的歧見遠比它所解決的問題要少，但畢竟這是一種創新型表達，需要深度闡釋，難免有所誤解。若誤解被限製在一定範圍裏，或不至於造成整體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