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敘事的比較閱讀

原載2014年4月30日馬來西亞《南洋商報》C4版言論

http://www.nanyang.com/node/617802?tid=490

 

4月26日，籌備多年的永久“六四紀念館”在香港開館，把民眾的記憶拉回到25年前那個風雷激蕩的天安門廣場。

25年前的那一天，中國政府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將北京學生運動定為“動亂”。這不能不讓人聯想起不久前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同為反抗現實主義的“宏大敘事”，兩廂對讀，既有可比性、相似性，也有差異性，令人不勝唏噓，無限感慨。

“六四”與“太陽花”學運在種族、宗教、社會環境等因素具有強烈的可比性。

大陸與台灣同屬華人社會，華人自古就有反抗暴政的傳統。古代中國的一次次農民起義，推動了封建朝代的不斷更替。

近代的武昌首義、抗日戰爭，乃至台灣的“二二八”運動，美麗島事件等等，無不體現華人不平則鳴的反抗敘事傳統。戰鬥性、革命性、左翼性、批判性與揭露性，成為“六四”與“太陽花”學運的共同特性。

此外，無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還是當下的台灣，都是世俗社會，國民普遍沒有彼岸意識和宗教情懷，隻爭取活在當下，隻為生活而鬥爭。對於壞人壞事，不相信上帝會懲罰他們，僅認為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在社會環境方麵，新中國經過30多年的封閉，終於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走向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六四”

學運無從談起。沒有蔣經國的“解嚴”，台灣反對運動的成長、公民社會的形成、“太陽花”的盛開也不可想象。

學生非暴力抗爭

相似性方麵，“六四”與“太陽花”學運的敘事主體、敘事內容、敘事手段如出一轍。反抗敘事的主體相似。“六四”與“太陽花”運動的反抗敘事主體都是學生，雖然也有社會公眾廁身其間，實與有力，但並不模糊學生參與的主體性。反抗敘事的內容相似，“六四”與“太陽花”

學運指向明確，鬥爭目標集中，反抗的都是現實的不公不義，而並非不足掛齒的小事一樁。“六四”學運主要訴求是“反‘官倒’”，“太陽花”學運主要訴求是“反‘服貿’”。反抗敘事的手段相似。

“六四”與“太陽花”學運均是以和平請願，占場抗議為鬥爭策略。“六四”學運占據的是天安門廣場，“太陽花”學運占據的是立法院議場。這些非暴力抗爭的策略應該說都發揮了年輕人的聰明才智，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反思民主化路徑

政治改革的差異性導致“六四”與“太陽花”學運的結果截然不同，無法同日而語。台灣的“經濟起飛”，使中產階級迅速壯大，推動了新興的黨外勢力在台灣政治舞台上崛起，政治改革成為現實，這為今日的“太陽花”學運光榮落幕奠定了堅實基礎。

反觀25年前的大陸，雖然起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但政治改革紋絲未動。結果可想而知，“六四”學運以慘敗告終，學生在坦克、機關槍“護送”

下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事後遭遇大規模通緝，至今無法恢複清譽，流亡海外的學運人士有家難回。而“太陽花”學運，參與的學生並沒有遭遇“秋後算賬”。

無論哪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實行完全徹底的社會控製，沒有哪一個成功的社會革命，能夠輕而易舉。

“六四”與“太陽花”學運這兩大反抗敘事的比較閱讀，應該能讓後人既學到社會運動在技術層麵上的教訓與經驗，也能反思民主化的路徑，順應民主潮流，推動社會進步。這應該也是香港“六四紀念館”設立的題中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