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馬來西亞《中國報》2014年4月5日C15版“人人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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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悉馬國政府要員放話：“應采取法律行動對付錯誤報道馬航MH370班機事故的媒體機構。”這當然是好事，打擊無良媒介，維護新聞生態，也是人心所向。怕隻怕拿捏不準，傷及無辜，造成文字冤獄，那就是好心辦壞事了，結果適得其反。
說到文字冤獄，可謂殷鑒不遠。在中國，文字獄是封建社會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皇帝特別是他周圍的人，為了自身利益，往往從作者的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欲置作者於死地而後快。文字獄曆朝皆有，以清朝為最。清代有位讀書人，因風吹亂了他的書頁，引發詩興，吟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便招來“反清”的殺身之禍。眾所周知，文字是極易招禍的。
在德國，希特勒剛剛染指政權，便祭起了文字獄大旗。1933年5月，希特勒青年團在柏林洪堡大學上演了“焚書日”的鬧劇，將兩萬多冊“非德意誌文化”的書籍付之一炬。緊接著，納粹當局開始有計劃地驅逐所謂“製造和傳播非德意誌精神”的文化人，尤其迫害猶太人。到1938年底，共有五千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國外，還有更多的人選擇了“內心的流亡”。
長期以來，文字獄在民主國家基本上沒有市場。一些非民主國家的文字獄，也改變了方式。例如，采取別的罪名來構陷寫作者，有的作家雖然獲得了諾貝爾獎，但是仍被政府以“顛覆罪”請去“吃牢飯”，不得自由。實行“一國兩製”架構的香港，今年2月發生了《明報》前總編劉進圖街頭遇襲案，3月，《香港晨報》兩名高層在尖沙咀遇襲受輕傷，盡管事因眾說紛紜，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與文字獄及其“後現代變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事實上，創作與新聞報道的自由，是天賦人權。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指出：“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和自由，這一自由包括人們有權持有任何觀點而不被幹涉的自由，以及通過各種媒介搜尋、接收和傳遞信息的自由，這一自由不受國界的約束。”這一宣言有效地約束了文字獄的泛濫，保護了公民與組織的自由、公正的表達權。
報界應無“文字獄”。以社會公器為己任，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有公開寫作與免於恐懼的自由，應該有自由報道的“第四權力”。時至今日，假如新聞媒介在公正公開報道新聞事實時，在嚴格履行了新聞自我檢查的“裁量權”之後，仍被政府要員警告“任何報章、媒體與社交媒體，若你們因為操縱事實，而迅速被對付，可別怪我”，這種“秋後算賬”應該被認為是新聞自由的倒退，是文字獄在新聞業界的投胎，是有違民主憲政的新聞鉗製行為。
台灣最近發生“太陽花學運”，每天打開電視，幾乎所有新聞台都在24小時滾動播出有關新聞。姑且不說“太陽花學運”本身對錯，僅說台灣對此報道的新聞自由，就可圈可點，值得效仿。在此一學運期間，據說，想看警察打人學生流血的，就看三立（電視台，以下同）；想看學生暴動警察受傷的，就看中天；想看服貿救經濟的，就看TVBS；想看服貿亡國救台灣的，就看民視；想看名嘴政客被打臉的，就看年代……多種選擇，各取所需，新聞自由，不搞文字獄，堪稱範例。
願我們的名記、老編，都能有張安靜的書桌，免於恐懼地為公眾傳遞“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