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外公徐朗西

 

 （徐朗西      1956年）                  （徐朗西         1950年）                （父親與外公     北京   1950年）

 



回憶我的外公徐朗西
 

我自幼叫外公“爺爺”，也許，這與陝西關中地區的風俗有關。我在寫回憶錄的過程中，查看了一些文獻資料才得知外公曾與青、洪幫的關係。其實，我雖然出生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但是，基本上是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對什麽幫會一無所知。在我的回憶錄中，隻想呈現一個我眼中普通的長輩，一個經曆過半個多世紀的親人。用我暮年對人生的看法客觀地評估外公徐朗西的一生。

自我懂事起，我沒有見到過外婆，她叫王友淑。她在為外公留下三男三女孩子後，於1934年病歿。當時，外公正熱中於上海新華藝專的創建，外婆的過死讓外公悲痛欲絕，決定創建以“ 友淑”命名的圖書館，以此記念外婆。外公沒有續弦，終身獨居。

我記憶中的外公是個普通的樸素老人，隻是他蓄著長須，看上去有點威嚴、莊重他愛穿長衫，腳踩一雙京式布鞋。雙目炯炯有神，但是和藹可親。尤其見到我們兄妹，常滿麵笑容，用低沉的關中口音逗我們樂。他最疼愛我，時常抱我坐在膝上，讓我玩弄他的長須。令我至今難忘的是，外公愛用二手指頰我的小腮幫子，弄得我好痛，可是我心裏卻美滋滋的，因為我知道他有多麽愛我們。

每周未母親總會帶我去外公家，早先坐三輪車去薩坡賽路（現名淡水路），弄堂底一幢坐西朝東的老式洋房，陳設簡陋，光線昏暗。其實，外公生活很節儉，也許過去支持北伐和中共革命，他的老本已所剩無幾。我記得母親常常在經濟上接濟外公。後來，他的一個門生高先生移民澳大利亞前，決定把自己的住宅贈送給外公，但被外公拒絕，隻願暫為看管借用。於是，外公搬遷至海格路358號（現名華山路）。那是一幢二層樓的花園洋房。右側有一個小花園，我曾在花園的左角見到過一塊大石碑，當時隻當一塊破石塊，後來才知是一塊為外公準備的無字墓碑。院子的左側有個大車庫，裏麵方著一張乒乓桌。一樓有三廳，牆上掛的都是書法繪畫，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孫中山先生贈送給外公一幅“天下為公”的條幅筆墨，上款“朗西兄屬”，下署“孫文”。另外，掛有一幅外公的頭象照片，兩目炯炯有神。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至今我還保留一張小尺寸的原版照。牆上還掛著七弦古琴，充滿古樸的文化氣息。大廳裏沒有沙發，隻有硬木椅子。那裏是外公會客的地方。當他獨自一人時，外公喜歡坐在進門口小廳室的紅木凳子上，手拿一把折扇，默默沉思。二樓有四間臥室，外公住在朝東南的大間，大舅舅、小舅舅和三阿姨分別住在其它三間。

有些文獻把我外公說成中國青、洪幫的大字輩人物。其實，外公本是一界書生，赴日學的是鐵道專業，本身又熱衷於美術和教育事業。外公在日本留學期間認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後就踏上了反清的曆程。青年期，外公崇拜孫中山先生的為人和理想，意氣風發投入孫中山先生的早期辛亥革命，受命回國組織洪幫反清，目的是為孫中山招兵買馬。在此時期，他為中國的革命事業赴湯蹈火，不僅入會洪幫，還加入青幫。因為外公為人真摯，扶貧濟困，視金如土。所以，不久就在政界、軍界呼風喚雨。小時聽母親提起外公“失表複得”的小故事﹕“有一天，外公在天蟾午台看戲，不知哪位小偷偷走了他心愛的懷表，翌日，仍去老地方看戲，失去的懷表又回到了他兜裏。” 當時，在我幼小的心裏隻是對外公多了那麽點神秘感。中年時期，外公參加北伐，與蔣介石和陳英士結拜兄弟，對蔣介石和陳英士的革命活動多有資金和人員的資助。後因“4.12事件”，與蔣意見不和，退出政界，專注於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的教育事業。為提倡人體素描，需要人體模特兒，但當時封建意識嚴重，很難找到模特兒，於是，外公與其他老師紛紛主動當模特兒讓學生學畫。我記得在父親收藏的“東方畫報”中看到留須的外公裸體素描畫象，當時我十分驚詫。外公辦過許多報刊雜誌，如《朔望半月刊》，《生活日報》，《民意報》，《民國日報》。它們口誅筆伐，成為革命黨在國內的主要言論陣地。

外公的後半生又與共產黨掛上鉤，原因與他反蔣背景有關，加上與陝西籍的上海中共地下黨黨員胡振家的關係，加入了上海中共地下黨外圍工作，掩護過周恩來與鄧穎超等重要的中共地下黨黨員。新中國成立後，雖然，1949年10月外公被邀請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大會，但是，以後中央並無按排具體職位，隻掛名上海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的門生與朋友在經曆“鎮反”、“三反”、“五反”一係列運動後，無一幸免，或被關押、或被勞教、或被鎮壓。外公開始對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感到迷茫。於是，他遠離政治，迷戀於佛教和氣功，從不對中共政權發表任何評論。正因如此，“反右”運動中逃過一劫。我記得在此時期，華山路358號內高朋滿堂，民族音樂界和京劇界人士聚在那裏磋商如何發揚中華藝術，我在那裏見到過衛仲樂、言慧珠等名流，我聽到過衛仲樂先生彈奏的琵琶“十裏埋伏”。他們相聚隻是交流藝術，從不談論政見。外公總留大家吃飯，無煙酒招待，素麵和包子盡管吃飽。外公一生煙酒不沾，更是厭惡鴉片。1934年外婆王友淑病歿，在籌建“友淑”圖書館時，杜月笙捐贈500元銀洋，被外公婉言謝絕，對杜公講﹕“謝謝你的好意，我怕贈送的書頁上聞到鴉片煙昧！”

其實，外公在大舅舅被送安徽勞改，小舅舅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後就鬱鬱寡歡，再經過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外公對中共政權更已失去信心。一個如此潔身自愛的民主鬥士隻能以沉默和消沉麵對餘生。鬱悶導致肝病，1961年初秋開始兩足浮腫，10月15日下午，父母帶我急速趕到華山路358號，我們默默地站立在外公床榻邊。四位來自靜安寺廟的法師正在念經，香火嫋嫋，外公平時炯炯有神的雙目微微閉合，永遠也不會再睜開了。七十六年風風雨雨的人生在此劃下了句號。慶幸的是，外公沒有活到文革浩劫，不然下場可想而知。

結束本文前提叁件小插曲，首先是我父親因“特務罪”於61年初被公安局逮捕（此事件完全瞞著外公），經十個月審查於10月12日宣布無罪釋放，正巧在外公逝世前二日。其次是外公死後，末經原業主高先生同意，有關單位立即搶占與拆除了華山路358號，這其中的“油水”不知流入何方？最後，在我出國前三阿姨曾臨行叮囑我﹕“到國外遇到困難可找外公的青、洪幫門生幫助你。因為外公曾為他們拋頭顱、灑鮮血，耗盡家產。”說實話，在國外我最困難時期，我曾為生存一度有過求助的想法，但咬緊牙關想了一想，我寧可喝西北風，也要走自立自強的路，這才不愧為徐朗西的後代。

 

 

[梁牧]

很有誌氣，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