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負責？

                                       誰該負責？
                      轉載上一醫69屆張潔華學友的回憶

張潔華反革命案發生在上海第一醫學院1969年。張潔華想謀殺毛主席，離現實太遠，但文革時期人的思想被嚴重扭曲，對專案組傳出的所謂罪行半信半疑。張平反後上醫補畢業分配到愚園路地段醫院，後調同仁醫院。84年去美國。他英語很好但傷病使其腦力受損，難以考出美國的行醫執照，轉行當了地區警員，他負責的社區是以黑人居多的居民區，張潔華的工作成績優秀，片區犯罪率大降，因此受到州裏嘉獎。08,10,12年三次回國我們同學都聚會，王國民都拒絕參加。2012年在上海因心腦血管意外猝死。享年67歲。
文革十年浩劫，全中國無故死亡人數達幾千萬，無故被關押者更不計其數。從中央到地方，從高級幹部到平民百姓，象張潔華這樣的悲劇不勝枚舉。誰該負責？至今，一個中共當權的堂堂大國沒有人敢站出來麵對這段曆史。近年，有些當時的“打手”站出來向被害者道歉，引起網友嘩然。其實，應該站出來道歉的是毛澤東，可惜他已故，而他領導的政黨不是還活得好好的嗎？一個不敢承認錯誤的政黨，一個不敢針對曆史向13億人民承擔責任的政黨，能獲得民心嗎？
不管你罵我是一小撮海外反華勢力也好，曆史是無法篡改的！總有蓋棺論定的一天會到來。
轉載張潔華學友的回憶：

張潔華:文革上海高校“暗殺毛主席小集團”案

 

  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在文革浩劫中的中國大地上,又開始了一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上海各高校的造反派和積極份子立即行動,在青年學生中尋找“階級敵人”,並進行非法隔離審查和批判鬥爭,“罪行嚴重”的送公檢法拘押。由於采用了嚴刑逼供,因此冤錯假案層出不窮。我就親身經曆了一樁荒唐不堪,結果卻是無比悲慘的假案。 

飛來橫禍

  當時,我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係六九級的學生,對這場“毛主席親手點燃和指揮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遊離於運動之外,從不參與任何造反活動,是個道地的消遙派,閑著便和幾個市西中學的老同學打橋牌。不幸,災難還是降臨到了我們這些很聽話、非常遵紀守法的學生頭上。一九六八年四月,我們中的吳正(上海科技大學物理係學生),王汝仁(同濟大學城市建築係學生),朱中震(同濟大學城市建築係學生),蔡濟亮(上海第一醫學院公共衛生係學生)先後被隔離審查。我和費叔子(同濟大學地質係學生)尚未隔離,我倆碰了幾次頭,實在不明白他們出了什麽問題。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費叔子也遭隔離審查。幾天後,第一醫學院的專案人員將我和蔡濟亮押送同濟大學,受三校(同濟、一醫、科大)聯合的“二一一專案組”審查。為什麽叫“二一一專案組”呢?是因為王汝仁發起,我們這群消遙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帶一個菜,在他家裏聚餐。那天共有十餘人參加,坐滿了一個大圓桌。由此,專案組認定從那天起我們就形成了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行動的反革命小集團”。 

刑訊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轉移到同濟大學的當晚,“二一一專案組”就在一個實驗室裏對我進行非法審訊。由於是三校聯合專案組,因此審問我的人很多,少說也有二十多個。我的專案組負責人是我同班同學王國民。他後來成了張春橋的大女婿。現任上海複旦大學醫學院副院長,上海中山醫院副院長。審訊開始前,他們先叫我除掉眼鏡,以免我看清楚他們的麵目,然後就要我老實交代“反革命罪行”,還反複要我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由於我實在沒有什麽“罪行”可交代,專案組人員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有人開始打我耳光,他們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頭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積起了一灘血。他們見我仍拒絕交代,幾個身強力壯的打手就將我按在地上,用掃帚柄猛擊我的臀部,沒打個幾下,掃帚柄就折斷了。後來,打手們將塑料電線編成了打不斷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慘叫一聲,像觸電般在地上翻滾,......我的臀部很快便腫得像一塊石頭,痛徹心肺。打手們打累了,就給我上刑。他們將一個四腳方凳倒放在地上,四個凳腳上各釘上一粒硬橡皮,然後將我雙手反綁,強迫我用小腿跪在這四粒橡皮上。我當時的體重為六十五公斤,跪在上麵二十分鍾皮肉就爛了;人剛從凳腳上跌了下來,行刑者就用電線鞭子將我打到凳腳上再跪下,還開心地取笑我像個要被槍斃的犯人。沒有幾分鍾我便又跌下來,再打,再跪,再跌下來......,為的是要我交代一個“特別嚴重的反革命罪行”。 

被逼自殺 

連續二日的刑訊逼供後,我已被折磨得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小腿前部的皮肉爛得血肉模糊(至今留著永不消退的疤痕),晚上無法入睡。由於我根本沒有任何“反革命罪行”可交代,而又麵對如此心狠手辣的刑訊。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絕境中,我決定自殺,以求解脫。六月七日上午,我要求上廁所。在廁所隔間內,我用地上的紅磚尖角猛擊自己右太陽穴,想把自己砸死。但撞擊多次,血流滿麵,人仍未死。正在為難時,看守我的張正維同學也進入一隔間大便。我乘機逃了出去,直奔對麵的宿舍樓。那時正是夏收季節,學生都下鄉去勞動,因此路上一個人也沒碰到。我爬上了三樓的窗台。記得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溫暖而和煦;年僅二十三歲的我,痛苦地和這個我想生活下去,但不容我生活下去的世界告了別,又向生我愛我的母親作了懺悔後,便縱身跳了下去。 

滅絕人性 

我墮地後,四肢多處骨折,昏迷了過去,被救護車送進新華醫院,兩天後才蘇醒過來。針對左腿股骨開放粉碎性骨折的傷情,骨科主治醫生建議采用牽引複位固定,讓股骨自然愈合,但需費時三個月。但專案組因無法派人長期值班看守,決定要院方采用安裝內固定鋼板的手術,而我卻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由於手術產生的錯位愈合,導致日後我的左腿比右腿要短兩厘米。至於左手橈骨骨折和右腿跟骨骨折,醫生根本沒有作認真的治療,結果都是畸形愈合。根據“二一一專案組”需要的“治療”,使我終身殘疾。手術後,我被送回同濟大學隔離室。不久,我左腿手術傷口開始流膿,專案組從醫務室拿了醫藥用品給我清洗換藥。此時,我從審訊中得知,他們要我交代的罪行竟是“暗殺毛主席”。我們這些在思想上、言語上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學生,怎麽會想到暗殺毛主席?對於這樣極其荒唐的捏造,我堅決予以否認,於是他們就停止讓我換藥。時值盛夏,天氣炎熱,流膿的傷口瘺管裏,蒼蠅產下的蛆爬進爬出,慘不忍睹;幾天後,隔離室便臭得連看管人員都呆不下去。“二一一專案組”組長王國民惡狠狠地對我說:“不交代暗殺毛主席的罪行,就不要想換藥。”他將換藥用品放在桌子上,讓我清楚看到,但不給換藥,然後用陰險而得意的口吻對我說:“你政治生命都不要了,還要肉體生命做什麽?”一名醫學院的學生和未來的醫生,就是如此毫無人性地利用我的傷痛進行逼供。聽了這些話,我不由得想問他:“不交代暗殺毛主席的罪行,就沒有政治生命了;那末交代了,又會有怎樣的政治生命呢?”在那段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的悲慘日子裏,違抗王國民的逼供信,我將遭受慘烈的肉體折磨和精神痛苦;而按他的逼供信去做虛假的供詞,可能會被他送上刑場,成為冤魂。這是一種怎樣的恐怖境況啊?在王國民淫威下,我為了保住腿,被迫認了“暗殺毛主席”的罪。但在“怎麽去見毛主席?”和“如何搞到暗殺毛主席的武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我又無法使他滿意,於是換一次藥,便停二、三天,我仍處在極度的痛苦之中。有一天,王國民忽然變了一個麵孔,非常“仁慈地”對我說:“張潔華,你要好好感謝我,把你隔離起來,實際上是保護你,因為如果革命群眾知道你暗殺毛主席的罪行,你立刻被亂棍打死。”原來他的慈悲是,他會送我去槍斃,因為我犯了死罪,這種死法比亂棍打死要好受多了。總之,見到王國民就感到恐怖。 

恣意捏造 

王國民還擔心僅一條靠逼供信虛構的“暗殺毛主席”的罪行,不足將我送去槍斃。一天,他在審訊中問我:“如果你在跳樓自殺前,看守你的張正維不讓你逃出去,你會怎麽辦?”我對這種假設性問題根本不願意回答,但他緊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逼問。我為了早點結束審訊,就對他說了“那我就推開他逃出去。”他聽了後對我說:“哼!有這麽簡單嗎?”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下午,第一醫學院在學生大飯廳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宣布拘留“現行反革命分子張潔華、蔡濟亮”,在宣布“反革命罪行”時,我清楚地聽到其中有王國民捏造的“跳樓前企圖行凶殺人”的罪行,隨即在一片“槍斃現行反革命分子張潔華”的狂呼聲中,我像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的囚犯,被兩個身強力壯的工宣隊員架著拖出會場,押上警車。 

醫療事故 

我被關進了位於南車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後,雖有看守所的醫生隔幾日換一次藥,但遠遠不夠。我的左腿又爛出了幾個排膿的瘺管,每天流出大量的膿水。在看守所這樣的惡劣條件下,隻能自己給自己換藥,用每日發給的飲用開水當消毒藥水,用草紙代替消毒棉花、紗布。感謝上蒼的聖明和青春賦予的生命潛力,在近二年的監獄生活中,我的左腿竟沒有爛掉,奇跡般的保留下來。由於化膿嚴重,看守所醫生將我送入提蘭橋上海市監獄醫院。那時病犯都被迫批判林昭的“反革命罪行”,她不久前被判處死刑,後來是從監獄醫院的病房裏直接拉出去槍斃的。為我治療的杜大夫見抗菌素治療無效,懷疑是內置的固定鋼板刺激造成的化膿性骨髓炎,於是開刀拆除股骨上的鋼板。手術中,他發現新華醫院骨科醫生在為我縫合傷口時,將二塊紗布縫合在傷口內。他將此醫療事故通知新華醫院,並告訴我“這下可以好了,傷口會痊愈的”。回到看守所,我繼續每天用開水草紙清洗包紮傷口。然而膿雖流得少了,但傷口卻並未見長好。 

痛失好友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將所有在押的高校學生犯,用二輛大型“飛行堡壘”警車,從第一看守所轉送思南路第二看守所,並在那裏辦了一個學生犯的“學習班”。在那裏,我見到了同案的吳正,王汝仁,朱中震和蔡濟亮,卻不見了費叔子。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前後,因不堪忍受王國民等專案組成員的殘酷迫害,在同濟隔離室跳樓身亡,年僅二十四歲。學習班的後期,讓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乘機將自己過去的“交代”全部推翻。在這個學習班上,我們還認識了華東師範大學學生王申酉。令人極為悲哀的是,他竟在文革浩劫結束後慘遭殺害。一九七〇年六月,在擠膿清洗傷口時,忽然見一樣東西從瘺管內冒出,我用手拉出一看,竟又是一塊紗布。原來,新華醫院的醫生是將三塊紗布縫合在傷口內,我無從知道這是故意,還是疏忽。從此,流膿顯著減少,乃至最終愈合。但是,左腿上留下了瘺管口收縮而結成的六個深疤。 

假案平反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濟亮被釋放,回到第一醫學院,以"反動學生"的身份繼續留校“監督勞動,以觀後效”。粉碎“四人幫”後,清理冤假錯案。一九七九年,曆時十一年的“暗殺案” 才終於得到了平反。但我們永遠失去了好朋友費叔子,他永遠拿不到等了十一年的“平反通知書”,無論什麽也無法撫慰他那被“二一一”專案組逼死的冤魂。每想到他的慘死,他跳樓墜地腦漿迸裂,“專案組”不收屍,特別殘忍地叫他大哥來收屍;想到費叔子在華山醫院當醫生的二哥費益能文革初期就因受不當衝擊而臥軌自殺,他們的母親遭受的揪心撕肺的人間慘劇,我就止不住淚水,我身上除去留下了終生的殘疾,還有那永遠磨滅不去的非人歲月的痛苦記憶。我們和所有在文革浩劫中遭受殘酷迫害的受害者一起,從自己的悲慘遭遇中親身體驗了有中國特色的紅色恐怖活動,親眼見到了形形色色的有中國特色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