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陝北農村行醫十年
作者 鬱定國
2014-04-16
1968年初秋,上海第一醫學院在工宣隊進駐下對68屆畢業生實行全國統一分配。當我得知分配到陝西省延安縣後,即刻打理行裝,離開出生地上海。
離開時的心情是極其複雜的。經曆文革兩年的動亂, 麵臨家破人亡的我,有一種想盡快逃離的感覺,離開那曾留給我無限歡樂而如今卻讓我倍感傷痛的玫瑰別墅、想離開那曾賦於我夢想而如今麵目全非的大學、想離開曾誌同道和而如今反目為敵的朋友。另一方麵要麵對的現實,是必須為每個月可領取的48元人民幣而走,因為病床上的老父和二位年幼的弟妹還等著我這份工資生活下去。
從上海去延安,要經過西安,輾轉礦都銅川。我因身上隻有5元人民幣,住不起旅館,隻能在銅川長途汽車站的凳子上坐一晚。第二天一早乘長途車前往延安。八小時的顛簸,翻山越嶺,經過黃陵、洛川、甘泉,傍晚6時左右抵達延安市城東的長途汽車站。抬頭遠望夕陽中的寶塔山,仿佛如夢初醒,自已原來腳下踩著黃土高原。經過八小時的長途跋涉,從頭到腳朦上一層黃土,象一隻剛鑽出洞口的土撥鼠。
次日,去延安縣委組織部報到。問我有什麽要求? 我答:“希望分配到能進行外科手術的衛生院。”那位幹部看了看貼在牆上的延安縣地圖,晃了晃腦袋,用手一指無奈地說:“你就去麻洞川衛生院吧!那裏有個衛校畢業的高院長,他正需要人手。”沒想到,就是那位老兄的手一指點,我的人生與延安南川的麻洞川村產生了難忘的十年之緣。
麻洞川位於延安縣南川,距延安市二百多裏山路。我乘坐的長途車是一輛解放牌卡車,無蓬頂和無坐位,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我幾乎吐盡了胃裏的一切,到達時,已是臉色蒼白、四肢無力。然而,讓我驚訝的是這裏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空氣清新,頓時,讓我精神振奮。
衛生院位於山坡上,一排窯洞,四個是職工宿舍,四個是醫療室。從喧嘩的大上海來到這個窮鄉辟壤的小山溝,真不敢想象這世界上還有如此貧窮和安靜的地方。每天隻能看到一輛長途公交車從延安市開來,送來三天前的報紙。衛生院有兩位西醫,兩位中醫,一位護士和一位助產士。我們白天看門診,晚上還要出診。因為沒有電,晚上靠油燈處理急診。每次出診,騎著永久牌自行車來回一百多裏路。半夜出診時老鄉會肩扛斧子,以防野狼偷襲。每遇到寒冬,大雪紛飛,隻能徒步。當地農民住的窯洞都蓋在半山腰裏,雪天出診最艱難的事就是爬山路,往往是爬三步滾四步,弄得滿身是雪,汗流夾背。爬上山坡,推門進窯洞時,往往後麵跟著豬和雞。窯洞裏一片漆黑,完全靠小小的油燈來做撿查和打針換藥。當地的農民淳撲勤勞,世世代代住在山溝裏,種的是高梁、玉米和篦麻。不少人連火車是啥樣都不知道,更別說什麽飛機和輪船。作為一個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我,這時才明白世界上還有那麽多的貧困人們需要救助解困。我學醫的目的就是要救死扶傷,這個窮山溝正需要我這樣的專業醫生。山溝裏來了一位上海醫生的消息很快傳開。每當我騎著自行車出診時,常常聽到站在半山腰上的老鄉向我吆喝:“上海醫生!來我家坐坐嗬!”。當時,這裏十分貧窮,老鄉看病很困難,小毛小病就扛一下,大病就聽天由命了。
於是,我決心在衛生院建立外科手術室,使當地患重病需手術的老鄉不必等救護車送往延安市。開展腹部手術的關健是麻醉。但單靠局部麻醉又不夠。於是,70年利用回滬探親之際,我前往華山醫院進修一個月麻醉,徐震邦主任親手教我硬腦膜外腔插管麻醉術,他熱情無私地把要點傳授給我,使我短期內能掌握這門技術。
為了開展外科,衛生院必須要有一些設備。於是,我走遍上海各大醫療設備廠求助幫忙。沒有經費怎麽辦?隻能打出老革命根椐地這塊招牌,免費取走。我先後在工廠的支持下,搞到了一台小型X光機、輕便塑料手術床和各種外科手術器械。有了這些簡陋設備,我們就能在麻洞川衛生院做一些簡單的外科手術,如疝氣修補術、闌尾切除術和甲狀腺切除術等,使普外科病人就不必去延安市,節省了農民的時間和費用。陝北老鄉對我這位“上海醫生”是充滿敬意和友好的。那個時代,沒有紅包,也沒有醫鬧,有的隻是我們醫務人員的良心、責任與職業道德。
我們當時的生活是極為艱苦的,每月僅領48元工資,十年沒加薪。平時要自己劈柴,去井裏打水。衛生院每天隻供應兩餐,吃的基本上是白菜炒粉條和窩窩頭,逢年過節才能吃到一碗白麵麵條。可是,我的心情卻是愉快的,每天的生活是充實的。每當我出診時陝北老鄉總拿出家裏最好的東西招待我。記得有一次,一位老奶奶在我為她媳婦安全接生後,端著一碗水煮蛋讓我吃,共有12顆,這是我一生中蛋吃得最多的一次。至今永遠難以忘懷。工作之餘,沒有電影院,也沒電視機,晚上能用短波收音機偷偷聽美國之音,這就算是最美好的娛樂了。記得阿波羅登月的驚人消息就是我在這山溝裏收到的。
陝北行醫十年,是我一生中極其珍貴的經曆。讓我懂得了人生道路的坎坷艱難,讓我明白了做合格醫生應恪守的醫德,讓我體會到事業有成,必須具有堅韌不拔的決心和職業信念。今天,對80後,90後這一代年青人來講,我們這一代的經曆猶如天方夜譚。對現代的年青人來講,這一時段的人生應該是最歡樂最瘋狂的。整天可以玩電腦,發短訊。工作之餘可以到世界各地旅遊觀光、欣賞美景。可是,我們這一代那十年卻在窮辟的山溝裏渡過了。雖然,我們失去了青春與歡樂的時光,失去了致富的大好年華,失去了取得深造和更高學位的機會。但是,這十年我的經曆是無法用金錢能買到的。可以說,陝北農村十年的行醫尤如在哈佛的十年,不同是,前者造就了一群默默無聲的普通合格醫生,後者造就了一群世界矚目的社會精英。
1978年,我結束了知識份子必須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日子,調到延安專區人民醫院擔任胸外科醫師。離開麻洞川的那天,當去延安的長途汽車緩慢駛離時,我看到自己培養的年青外科醫師小閻及同事與鄉親們,在向我揮手告別,我深信外科工作在這山溝裏會更加發展。而我帶著依依不舍的心情踏上了我人生另一個起點。
問好!
最終這群人大部分都沒去報到,回上海啃爹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