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玫瑰別墅的往事拾遺

    上海玫瑰別墅的往事拾遺 

作者 鬱定國 
2014-03-06


         我出生在上海玫瑰別墅。那是抗戰勝利前的一個寒冷的冬天早上,農曆新年的第二天,1944年的正月初二。
         上海西區靠近霞飛路(現名淮海中路)的西邊穿過麥琪路(現名烏魯木齊中路)在白賽仲路(現名複興西路)中段44號座落著1940年由孫科的二夫人蘭妮通過上海地產大亨楊潤身的資助投資建造的一個別墅式弄堂，號稱玫瑰別墅。別墅有7幢各種式樣的三層樓洋房組成，每層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大約100平米左右，內有二睡房、一個大客廳、一個餐廳、一個衛生間、一個保姆間和一個貯臧室。每間睡房內都有壁櫥。每幢樓都坐北向南，因此陽光滿溢，尤其是陽台,相當寬敞。7幢樓房設計各不相同，每個單位的佈局也各有特色。每幢樓的用料上等,鋼窗柚木地板,光潔明亮,即使共用樓梯也保持一塵不染。記得小時候幫阿姨用沉重的鋼絲打蠟拖把拖地板的任務就落在我和弟弟肩上。一樓有花園,用槍籬笆與外分開。柔柔陽光透過籬笆縫隙,隱約可見園子裏的花木草坪。塗了黑柏油的槍籬笆由竹子編織而成，密實且高大。通過槍籬笆的細小空隙,讓大自然連為一體,保護了隱私,也使環境更自然化。這樣的設計在40年代是一個相當環保的理念。相比如今的玫瑰別墅,花園由堅固的水泥圍起,使弄堂顯得狹窄,令人有種窒息感。當時,弄堂的最後有一排汽車庫,解放後私家車減少,汽車庫空置,於是外地遊民把它們作為落腳之地在此居往。
        據我的回憶,解放後玫瑰別墅歸房管局管理，租客有一部份由文化局分配，2號三樓住得是電影名星金焰與秦怡夫婦,6號二樓住著越劇名伶徐玉蘭一家,7號二樓住的是歌唱家周小燕和其丈夫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張駿祥先生,令我最難忘的是住在5號三樓的上海交響樂團園號演奏家韓銑光教授,因為我家朝北的窗口麵對5號,所以,他每天吹練莫紮特和布拉姆斯的協奏曲,低沉而純厚,佩伴我渡過了我少年的煩惱和傍惶。
        當時玫瑰別墅的大門是現在的一倍之寬,包括了現在2號花園圍牆的南側。從弄堂前門進入有一個S型彎道才能看到整個弄堂,7幢不同型狀的樓房即刻出現在眼前,這種設計又是玫瑰別墅的特別之處。弄堂前門是黑漆木製大門,左邊有一個小門,每夜12點後弄堂大門關閉,夜歸者必須敲門,叫醒看門大叔。當時,在大門左側築有一個小屋,內住看門大叔一家,他們撲素勤勞,親切待人,給我幼年留下深刻影響。大門的右邊有一隻大垃圾箱,收集每家垃圾,次日由看門大叔處理掉,又算是當年的環保措施之一。當時玫瑰別墅的前門有一個斜坡,用花瓷石鋪成,色彩鮮豔的玫瑰別墅四個大字顯爾易見。斜坡是為了防汛,使弄堂高出馬路2尺之多,又是設計中的妙處之一。
        由於玫瑰別墅的獨特設計,在上海建築界享有名氣,我記得每年同濟大學建築係的老師都會帶一批批學生來此參觀學習，
         我在玫瑰別墅的弄堂裏渡過了歡樂的童年,與小朋友們一起造房子,踢毽子、打彈子、跳繩子和學騎腳踏車,從三隻輪子的一直騎到永久牌雙輪自行車。轉眼就到了進大學的時代。
        文革時代的玫瑰別墅如同一朵玫瑰花一樣被狂風暴雨摧殘。從1966年夏天開始,玫瑰別墅裏充滿陰沉和恐懼,一批批的抄家大隊開進這條走資派與反革命份子居住的弄堂,翻箱倒櫃破四舊。我記得某位資本家的花園被挖地三尺,據說地下埋了金磚。7號周小燕老師的練歌聲消失了，5號謝姐姐的優美鋼琴聲消失了,韓銑光老師吹奏的園號聲消失了,代替而之的是造反派敲鑼打鼓的震耳之聲,讓人心驚肉跳,聽之顫抖。玫瑰別墅的傭人也開始造反,居委會和派出所的戶籍警聯合開批鬥會,充滿恐怖。我母親徐啟華是上海世界小學(當時改淮海中路二小)老師,1968年6月3日經受不了文革壓力在學校跳樓自殺,當時隻有55歲。當天晚上玫瑰別墅的3號樓下就貼出一張罪該萬死的大字報。我在這風雨交界的夜晚抬頭望著這一張對我如此善良母親一身的判決書,心如刀割,淚流滿臉, 悲痛萬懼。從此以後,優美的玫瑰別墅從我心中永久消失了。
        出國10年後,1995年我重訪舊地,尋找記憶中的玫瑰別墅。當今的玫瑰別墅麵目全非,狹窄的弄堂門口已不見花瓷石鋪的斜坡,堅硬的水泥圍牆代替了槍籬笆,已變狹窄的弄堂停滿了私家車.我感到驚訝、窒息和失望。陽光依照燦爛地照耀在塗上不同色彩的7幢樓房,然而我心中的玫瑰別墅已永遠不再。